股市是毒药，炒股之人明明知道一赚二平七亏的道理，可还是千军万马涌进来。因为这里充满诱惑，一贫如洗，一夜暴富，一切皆有可能。似乎，没有谁不想知道股市是怎么赚钱的。
我想，如果我知道答案，恐怕这本书早就被预购一空了。别看我不知道股势走向、大盘行情，可我知道许多成功的股票投资人所秉承的重要理念。住在纽约东42街17号的查尔斯·罗伯特，是个非常著名的投资顾问，他亲口给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我刚从得克萨斯州来到纽约时，身上带着20000多美元，可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朋友托我投资的。原本我以为，自己对股市了如指掌，投资是十拿九稳的事，结果赔得一干二净。尤其悲剧的是，之前我在几笔交易中赚到的钱，也统统赔进去了。
“如果说我赔的钱是自己的，我的心还好受些，大不了我从头再来。关键是我赔掉的那些钱都是朋友的，这让我非常难过，一直觉得特对不起大家。尽管他们都不差这些钱，但我就是不能原谅自己。投资失败后，我实在没有脸见他们。可令我想不到的是，朋友们相当很看得开，完全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而且各个都非常非常乐观。
“我心里明白，我根本没有一点投资策略，更别说章法了。前几笔能赚到钱，无非运气，抑或是分享别人经验后歪打正着。诚如H.I.菲利普斯所讲：“靠道听途说玩股票。”
说到这儿，罗伯特停顿了一下。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我对自己之前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在没学精学透股票知识，以及灵活掌握投资技巧之前，绝不重返股市进行新一轮投资。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有幸认识了伯顿·卡斯尔斯。卡斯尔斯凭借绝对高的成功投资战绩，闻名于投资界。我深知，这绝不是机遇或碰碰运气那么简单。卡斯尔斯开朗豁达，待人真挚热情。
“他围绕股票交易，详细地询问了我几个问题，似乎找到了我失败的症结所在。然后他教给我一个股票交易中的重要原则，他说：‘我每次买卖股票时，都会设置一个止损线，有一个不能低于止损线的赔钱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以每股50美元的股价买进股票，就把45美元作为止损线，股票一旦下跌到45美元，就立刻全部抛出，损失始终控制在5个点之内。如果你买进股票的时机比较好，那么你每股利润通常会达到10美元、25美元，甚至50美元。所以，只要你把损失控制在5个点内，即使半数以上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你还能赚到很多钱。’我当即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一直沿用下来。这为我和我的客户挽回了无数损失。”
故事讲到这儿，并没有结束。罗伯特有些神秘地告诉我：
“我发现，设置止损线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股市，更适用于生活中很多事情。我开始为遇到的那些烦恼和忧虑设置止损线，结果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真是太美妙了。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比尔，我们经常在一起共进午餐，只是这个家伙是个迟到大王，每次都在午餐时间过了大半才姗姗来迟。郁闷之余，我决定用设置止损线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我说：‘亲爱的比尔，在等你这件事上，我的止损线是10分钟。假如你迟到10分钟以上，我们的午餐约会就自动取消，即使你赶过来，我也不会在那等你了。’”罗伯特笑了一下，甚至有些眉飞色舞地说：“比尔真的再也没有让我久等过。”
听完罗伯特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如果我早几年就知道设置止损线的方法，那么我就可以给烦躁、坏脾气、辩解，懊悔以及心理压力等诸多负面因素，统统设置止损线。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告诉自己：“嘿！戴尔·卡耐基，这件事情根本不值得你发那么多牢骚，你已经说得够多了。到此为止吧！”真遗憾，为什么我没有早点知道这个道理呢！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件事情我处理得非常理智。毫不夸张地说，当时那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甚至用危机形容也不为过。我眼睁睁看着我的梦想、对未来的宏伟规划以及数年来的辛苦创作付诸东流，而毫无办法。
都说“三十而立”，那时，我才30岁出头，便下决心开始小说创作，立志成为第二个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或托马斯·哈代。我信心十足地待在欧洲，潜心于创作中。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便毫无节制地发行纸币，尽管用美元消费非常划算，怎奈经济萧条，物质匮乏。日子虽然清贫，我还是用两年时间创作完成了“杰作”，并给它取了一个炫酷的书名——“暴风雪”。
没想到，这个书名歪打正着，完全可以精彩的诠释出版商对这本书的态度。他们的冷漠，比达科他州平原上凛冽的暴风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代理商告诉我，《暴风雪》这本书毫无价值，而且我也根本没有写小说的天赋和才能。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我如同遭受当头一棒，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整个人痴呆了一样。潜意识中，我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我该怎么办？究竟应该往那个方向走？我在纠结迷茫中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确定了方向。那时，我还不知道“要为忧虑设置止损线”的方法，不过现在看看，我当时的做法和这个方法却如出一辙。我把呕心沥血写小说的那两年时间，当作一次宝贵的体验，给那一段经历画上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我重新出发。
我重操旧业，再度拿起粉笔，开始新一轮的组织教授成人教育，并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传记类文学，以及非虚构类作品，其中就包括你此刻正在读的这一本。
或许你有些好奇，现在的我没有做成托马斯·哈代第二，是否满意于当初所做的决定？坦率地说，我非常满意。一直以来，每当我想起当初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甚至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庆幸。
19世纪的一个夜晚，一只猫头鹰在有着神话传说的瓦尔登湖湖畔的丛林里，不停尖叫时，美国著名作家、自然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制的墨水，在日记中写道：
世间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用生命做代价换来的，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为了某件事而付出了超值的生命代价，那我们就是傻子。
不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样的傻子还真的大有人在，他们就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
虽然，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知道，如何用文字和音符创造出欢快的歌词、轻快的音乐，可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创造出欢快的生活。
他们合作创造的《忍耐》《宾纳福号》《日本天皇》等，堪称世界上最美妙的轻歌剧，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喜爱。虽然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他们却不能控制自己坏脾气。沙利文为他们的剧院订购了一张新地毯，吉尔伯特看到账单后大发雷霆。后来，这件事闹上了法庭，二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有生之年彼此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如果不得不合作时，沙利文就把创作好的音乐寄给吉尔伯特；吉尔伯特填好词，再寄回给沙利文，两人无任何只言片语的交流。有一次，他们必须一起到台上谢幕，为了不看到对方，这两人分别站在舞台两侧，各自向不同方向的观众，微笑着鞠躬致意。
其实，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内心都不快乐，因为两个人都不懂为怨恨画上止损线。相比之下，林肯就懂得这一点。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朋友当着他的面攻击他的政敌，林肯说：“你们心中的仇恨比我多，可能我对仇恨太不敏感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满怀仇恨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争执上，那就太得不偿失了。假如我的敌人不再攻击我，曾经的恩怨我会抛之脑后，彻底地把它们遗忘了。”
我常常想，要是我姑妈伊迪丝像林肯一样豁达，她的烦恼也不会那么多了。
姑妈和弗兰克姑父住在一个抵押出去的农场里。农场本就土质贫瘠，沟沟坎坎，再加上他们灌溉不到位，结果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收成。所以，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尽管如此，伊迪丝姑妈总想生活得精致浪漫些，她特别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小饰品装饰家徒四壁的房子。故而，姑妈经常去丹·埃佛索的纺织品商店赊账购买。弗兰克姑父担心这笔债会越欠越多，甚至开始恐惧。但他又阻止不了伊迪丝，便悄悄告诉丹·埃佛索的老板，不要再让他的妻子赊账买东西了。
伊迪丝姑妈知道这件事，大发脾气。而且，从那之后的50年里，每每想起这件事，就火冒三丈。这些年，我无数次听她说起这件事。上一次去看她，她快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姑父这样做的确有些过分，伤了你的自尊心，让你难堪了。可是，你已经抱怨了半个世纪了，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比姑父还过分吗？”可姑妈并没有听从我的话，依然故我。
可以说，伊迪丝姑妈为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付出了高昂代价，用半个世纪为她内心的平静买单。
无独有偶。本杰明·富兰克林小时候犯的一个小错误，也让他整整记了70年。
在富兰克林7岁那年，因为喜欢上了一只口哨，就拿着存钱罐兴冲冲地跑进玩具店，把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都放在了柜台上。当他拿到哨子，兴奋得连价钱都没问就跑回家了。70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了这件事：“我拿着哨子跑回家，高兴地吹着，扬扬得意地在屋里来回地转着圈儿。”但是，他的哥哥姐姐发现，富兰克林居然是用天价买了这个哨子。于是，纷纷取笑他。为此，富兰克林还被气得大哭了一场。
许多年后，富兰克林功成名就，成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可他却依然对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便宜的哨子这件事，耿耿于怀。在他心里，对于这件的懊恼，远比那只哨子带给他的快乐多得多。
这件事也给富兰克林上了宝贵一课。他说：“长大后，走入社会，我开始观察人类行为。很快发现，有很多人同样为了一只哨子多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简单地说，人类的很多苦恼都来源于他们对事物价值的错误判断。他们花在哨子上的钱，已经远远超出了哨子本身的价值。”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这样，我姑妈伊迪丝也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没能幸免。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托尔斯泰人生的最后20年，“大概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
在1890年至1910年间，有无数的崇拜者慕名到他的故居朝圣，期望能够见到偶像的真容，亲耳聆听到偶像的声音，亲手触碰到偶像的衣角。他们把托尔斯泰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神谕”，记在笔记本上。可是他们并不知道，70岁的托尔斯泰对生活的认知程度，还不如7岁时的富兰克林，基本上连点儿概念都没有。
这样说并不是对这位伟人大不敬，而是因为：年轻的托尔斯泰很幸运，娶了自己一直深爱着的那位姑娘索菲亚为妻。婚后，两个人恩恩爱爱，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暗暗祈祷，让他们永远这么简单快乐地生活下去吧！但索菲亚心胸狭窄，而且忌妒心非常强。她想知道，托尔斯泰没和她在一起时，心里是否还装着她。于是，她把自己打扮成农家妇女，悄悄跟踪托尔斯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托尔斯泰知道后，心里很不舒服，他认为索菲亚对他缺乏应有的信任和尊重，夫妻之间也因此有了罅隙。
而作为妻子，索菲亚不仅不知道收敛，还变本加厉，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要忌妒。有一次，她竟然用枪对着自己女儿照片，恶狠狠地扣动扳机，把照片打了一个洞。更不可理喻的是，她拿着一个装满鸦片的药瓶，一边在地板上打滚，一边威胁托尔斯泰，说要服毒自杀。结果，孩子们吓得躲在房间角落里，不停哭喊。
托尔斯泰是怎么做的呢？那时，如果托尔斯泰暴跳如雷，砸烂家具，估计也没有人会怪他，因为他有愤怒的理由。但是，他做得更离谱，他把这些统统记到了他的私人日记本上。他把对妻子的不满，一条不落地写到了日记本上，日记成了他的哨子。
他想让子孙后代明白，所有过错都是妻子索菲亚造成的，他们应该同情他。而索菲亚是怎么做的呢？她做得更绝，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她把这几页从托尔斯泰的日记中撕下来，一把火烧掉了。这还不算，她居然也写了一本日记。在日记里，她把托尔斯泰写成罪魁祸首。她还写了一部名为“谁之错”的小说，把丈夫刻画成劣迹斑斑的恶魔，而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为饱受摧残和虐待的受害者。
结果怎么样呢？这对曾经无比甜蜜的恩爱夫妻，亲手把他们自己为之自豪的幸福之家，变成了托尔斯泰口中的“疯人院”。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想压制对方，都想保持自己强势的一面。或许，我们这些后代人的看法，才是他们担心的重点。可是，我们谁又会去在意他们之间谁对谁错呢？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好，哪有时间去关心托尔斯泰家的事情呢？
不可否认，可怜的托尔斯泰和索菲亚，为他们的哨子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在他们共同生活的50年里，夫妻二人合力为自己一点点地打造了一座“地狱”。仅仅因为两人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判断力，都不会喊“打住吧！别再吵了”，都不会说：“让我们画下止损线，别再把生命浪费在争吵上了，我们已经吵得够多了，该是停住的时候了。”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要想获得内心的安宁，关键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我坚信，只要我们给自己定下一个适合自己的个人目标，我们就能消除50%的忧虑。
因此，在忧虑还没叩响你的房门之前，我们要先改掉忧虑的毛病。
原则五：
不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想以生命为代价做某件事时，最好先停下来，问问自己这3个问题：
1.我正担心着的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有多重要？
2.我应该把止损线设置在什么位置，然后才能把它彻底地抛之脑后。
3.这个“哨子”价值多大？我所付出的时间和生命是否已经物超所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