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构建一套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一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开辟和推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立新中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思想成果，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阶段。这一时期的认识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
（一）艰辛探索的实践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迈向社会主义阶段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1953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途径和步骤。总路线的实质和目标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加强。1956年，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标志，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也为中国后来的一切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的转变。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没有建设新国家、新制度的经验，对外学习借鉴就成为一种选择。鉴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中国必然的选择，比如，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使得苏联模式的弊端较为充分地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也逐步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和照搬，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此，毛泽东明确说过：“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中国当前的任务进行了准确判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大会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3]。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人们对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同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还需加强，但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总的看来，党在八大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提出的许多富有创造精神的新思想和新认识是具有前瞻性的，它们成为我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成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八大以后，党在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少数人闹事的现象，促使党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相继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震动和混乱，同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借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个讲话是党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发展。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本来是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正常工作，但在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偏差。在党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过程中，极少数人乘机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利用正常工作程序诋毁和否定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作为执政党，对这些诋毁和否定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在实践中“反右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由此导致了不良的后果。从整风运动开始，党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开始出现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道路上发生挫折。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中国进入了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党中央认为，“反右倾”斗争的胜利，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都取得了胜利，经济建设完全有可能达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这意味着冒进思想有所抬头。在1958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批判反冒进，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的讲话还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大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之后国家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
党中央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后，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错误，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有益的探索。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的主题是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是，随着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批驳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庐山会议后中央继续推进“大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遭遇严峻困难和挑战。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认真纠正“左”的错误，开始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政策进行多方面的调整。1960年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试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该书概略回顾了新中国经济建设走过的实践道路和理论认识。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通过调整，全党不仅迅速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而且通过全面调整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至1965年，国内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这一时期的调整仍然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问题，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极力突出阶级斗争问题，并对其做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从而彻底否定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正确观点。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一再发展，直至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实践探索再次出现失误。
从1966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挫折。尽管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观愿望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进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事实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林彪、江青等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的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灾难。虽然这一时期坚持正确主张的党内力量也曾试图抵制这一错误运动，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但由于“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等人全面整顿的努力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犯的一次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4]
（二）初步形成的理论成果
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这代领导集体一直在努力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提高理论认识。他们在学习和借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许多科学认识和宝贵思想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矛盾、其性质特点如何这一问题困扰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课题。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同时，他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它已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再表现为激烈的对抗性和冲突，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第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强调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对敌人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说服教育方法。第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社会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回答了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重大问题，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道路的开辟做好了理论准备。
2.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重要观点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只得照抄苏联”[6]。中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许多方面，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模式。对于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毛泽东早有察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开始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文章中，对苏联经验及其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做过许多分析，并公开而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从此，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成为毛泽东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强调，对于外国的经验，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8]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在剖析苏联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总结。首先强调以苏为鉴，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其次是强调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一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二是要走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3.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思想。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周恩来据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将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任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0]。1962年，毛泽东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1]。“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2]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3]，并提出分两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些思想基本符合中国实际，顺应世界潮流，对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4.阐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方针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重视国家的工业化，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民族工业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难以获得大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政治保证。新中国的工业化的确是在苏联的影响下起步的，因此，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苏联在发展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走的是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既是因为受当时的国际形势所迫，也是因为对两大部类理论的认识不全面。毛泽东在借鉴苏联和东欧各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也就是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中国要以工业为主导，把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5.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观点。
第一，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调整。党的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1956年6月，周恩来、陈云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根据国家的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基于此，党的八大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方面，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以及市场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陈云提出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邓小平还提出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
第二，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他认识到“刮共产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他在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发展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联系。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4]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力的工具。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后，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认为，价值规律是客观的经济法则，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按劳分配和价值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遵守的两个基本原则。除了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还强调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并提出了将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新发展。
第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党的八大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开展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上。他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15]。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实行民主集中制，目的就是在人民内部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6]。在法制建设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宪法的作用和意义，中共八大就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了系统阐述，提出依法办事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八大关于法制建设的阐述，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宝贵财富。
第四，关于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思想。“向科学进军”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向全党全国发出的号召。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要重点发展，制定有效的科技发展战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教育方面，刘少奇也提出了新观点，如“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和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7]。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还提出了文化上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知识分子队伍。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个估计和判断，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依据。
第五，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5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社会主义外交原则和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中国外交奉行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8]。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70年代初，毛泽东在调整外交战略、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思想，强调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绝不称霸。“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思想为加强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打开了外交工作新局面，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迅速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奠定了基础。
（三）经验教训和意义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全新课题所进行的艰辛探索，既取得了重大的积极成果，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经验和教训
这段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遭遇了严重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值得总结的深刻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未结束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但是，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采取了一些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和措施，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遭遇了严重曲折，理论上也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思想和策略。实践证明，只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辟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理论。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据此提出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些认识并没有被很好地坚持下来，反而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后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始终坚持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简单地等同于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更不能因此去搞大规模政治运动。
第三，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大力发展生产、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激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忽视了对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分析实际情况，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只有不断地科学总结经验，才能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建立后，我国制定了宪法，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建立了一些制度和体制，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由于我国的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过渡来的，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经验不足，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违背人民民主的现象。民主和法制都不健全，使得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和打击，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甚至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遭到批判，错误的决策得不到及时纠正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实践证明，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一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不能有超出法律之上的权力，各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因领导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五，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指导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受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加之封建主义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一言堂”“家长制”代替了集体领导制度。邓小平后来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大力发扬党内民主，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
第六，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历史总是在继承和超越中前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全盘否定和抛弃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果，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发生任何联系。相反，社会主义要体现出相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实行敌视封锁和禁运政策以及后来“左”的错误的影响，导致我们一度关起门来搞建设，使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
2.意义和影响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经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第一，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是我们党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种崭新的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并进行封锁和遏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社会主义制度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第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正确地加以总结，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可以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没有过的。党领导人民在汲取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根据自己的实践形成了许多独创性成果，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认识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丰富并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3.正确把握“两个时期”的关系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大致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方面进行的初步探索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借鉴。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20]。
这说明正确认识“两个时期”的关系，应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第一，如果1978年我们党没有果断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甚至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与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第二，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绝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以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第三，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准备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邓小平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1]。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成果并对其失误加以纠正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超越，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此外，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课题。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状况，也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因此，中国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2]。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经过20多年的曲折发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党才逐步开创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开启理论发展进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命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和我们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新思考。从此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有了明确的指向，都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二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我们党对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而且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的标志，同时也奠定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我们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23]。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和国家获得了重新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契机。广大干部群众期待着党中央能够及时拨乱反正，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但是，当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仍然存在“左”倾错误理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两个凡是”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产物，妨碍了党和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更不利于清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24]。他坚定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主张尖锐地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通过这场讨论，人们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逐步被打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1978年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要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从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的战略决策。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做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梳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同时对改革开放做了重大部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和理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是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新道路、开创新时期的标志。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5]。这个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主体内容。
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命题，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6]。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981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率先开始机构改革，随后，省、地、县三级也都相继进行了机构改革。1982年2月，中央做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同时，开展大力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工作。通过这些改革，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经过4年对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探索，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各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经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科学命题，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含义做了经典表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既是对我们党长期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既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逻辑起点，又是整个新时期的历史起点。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为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理论、路线、纲领、目标而做的最鲜明的概括。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7]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的系统阐明，进一步明确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主要任务的总方针、总政策，使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有了根本指南，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开创。
邓小平于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发表的系列重要谈话，被统称为“南方谈话”。他在这一系列谈话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创新实践做了深刻总结，明确回答了许多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是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了改革开放14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把14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归结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报告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概括。党的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功绩做出高度评价。
在党的十五大上，由邓小平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做了系统总结并给予高度评价。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28]。“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9]党的十五大还将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党章，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二）提出理论核心问题
邓小平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其首要前提和核心问题是要明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邓小平围绕这个重大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解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后，在为实行全面整顿而发表的大量讲话中，已包含了我党应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理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多次重要讲话中，特别是关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等问题的论述，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努力重新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0]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据此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即各种体制区分开来，明确表述了既要坚持基本制度，又要革除体制弊端的改革思想，推动我们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大一步。1985年4月，他在同外宾谈话时明确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同时指出，我们党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阐述，都是在不断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是由其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决定的。
第一，这一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焦点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从不同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成果，都是在持续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只是它们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各有侧重。邓小平理论首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因此，邓小平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具有原创性。后面三个理论都是在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回答，都是对邓小平理论所做回答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在持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时，分别侧重于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问题，这些回答仍属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范畴，同时具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深刻反映新的社会呼声、社会期盼和探索新的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发展规律的新特点，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这一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大部分问题是由邓小平率先提出、阐发和予以系统化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它们列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在这些问题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基本问题，更是一个总问题。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着这个总问题来进行的，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回答这个总问题的，它的总答案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形势和条件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创新，都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回答这个总问题的，都是对这个总问题的深入展开，也都是这个总答案的具体化，都是这个总答案的一部分。
（三）构建理论基本框架
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构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
这一思想基础就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到底要去向何处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领导全党首先抓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并且进一步指明，“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32]。在邓小平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和重要观点中都贯彻和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33]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列，且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首倡者正是邓小平，是邓小平在党内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开创奠定了思想基础。
2.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的准确概括，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什么阶段这一问题的科学判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依据。根据这一判断，党制定了基本路线，确定了基本任务，明确了奋斗目标，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明确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4]在这一基本依据的基础上，邓小平为我国的发展确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35]。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确定的总原则。首先，他绝不允许在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6]邓小平始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7]其次，他认为，从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还很低，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仅仅处于初级阶段而不是较高阶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而简明地总结道：“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8]总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政治前提。
3.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动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是确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最根本的决定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论，阐述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完善得到解决，奠定了确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毛泽东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用抓革命来促生产，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损失。
邓小平强调，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力方面的变革也是革命，而且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革命。他强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9]。改革就是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部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在把单一的公有制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将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应配套地进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实行对外开放，本质上也是一种改革。推进改革开放明确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4.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构想。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前后两个10年“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在小康目标和两步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他指出，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花20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21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三大依据邓小平的构想，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部署，从更高的认识层次和更长远的历史跨度，提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
邓小平理论形成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对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判断。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明确了新思路、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中国、发展中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复兴之路这一历史课题，有了进一步的解答。
（一）应对世纪之交的新考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实践中遭遇了诸多挑战，全党面临着能否做到“变革不变质”“改革不改向”的严峻考验。在新的形势下，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部分党员存在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纪律涣散等问题；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腐败问题，极少数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是非观念不清。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如何切实解决加强执政党建设这个根本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总之，党要经受住时代的考验，就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同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从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必须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用党的建设的新举措回应新时期的新挑战，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国内背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有极为重要的国际背景。20世纪末，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40]。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一定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始终不渝地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一个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风险，才能更好地巩固、加强和发展我们的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的实践道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不断深化的创新历程
根据党的十五大的战略部署，199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一定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五个始终”的要求。他说，“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41]。这个讲话，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前奏。2月25日，江泽民在广州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42]。
200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再次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6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江泽民还要求全党一定要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项任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共同研究和回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问题，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43]。同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他指出，“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他强调：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2001年7月，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熟。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精辟阐述和科学回答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执政党等方面的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精神实质，为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和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做了充分的准备。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提出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对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继承发展的理论成果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13年中，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抓住机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适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联系紧密、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推进到了新水平和新境界。
1.夯实了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44]江泽民不仅坚定地坚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思想，而且在党的十四大上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写进党章修正案，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全党必须遵循和贯彻的理论原则。同时，结合新的实际，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并从9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日益系统化、内涵更为明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使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一系列易于坚持和操作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
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新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发展观，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更加突出发展的地位，揭示了发展与执政、兴国与执政的内在联系，明确了执政的目的要着眼于发展，执政的任务要致力于发展，执政的措施要围绕着发展，执政的成效要用发展来检验。二是更加突出发展的中心内容。强调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发展。三是更加突出发展的动力。强调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四是更加突出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且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五是更加突出发展的主体力量，强调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支重要的新力量，赋予党的群众路线和根本宗旨新的时代内容。
3.发展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5]，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6]。他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之所在，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47]，“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48]。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五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带领党和人民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取得的新突破。同时，江泽民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原则，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调要加快推进一系列体制改革，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4.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我们党一直在持续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纲领，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9]。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战略部署，将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50]，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在党的十五大上，他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总之，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上，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发展，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5.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要求全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江泽民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命题，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对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任务做出了新概括，涵盖了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它不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内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新世纪新阶段为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提供了衡量我们党执政兴衰成败的标准，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了国内外政治风波和经济风险的严峻考验，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对推进我国新世纪改革、发展、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回应新时期提出的新课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改革开放近30年成就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一）回答新时期的新课题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是同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相联系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首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完成的目标和要求。但是，经过前期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虽然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但仍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影响到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即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区域差距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同时，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促使党深化了对科学发展的认识，党中央顺势提出了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可见，抗击“非典”的斗争也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因素。
其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提出了新挑战。进入新世纪，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强；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不断增多。我国发展虽然已具备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发展机遇、获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中国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主动权，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
再次，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要求提升发展理念。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更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往往也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加快发展、实现现代化；处理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政局动荡、政权更迭。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一特殊的发展时期，在重视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处理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最后，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要求。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它表明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发展阶段，是不进则退、无序推进则乱的发展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党必须努力协调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适应新的阶段性特征，解决新课题新矛盾，作为执政党必须以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
（二）不断提升的发展理念
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十六大后提出来的。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时，针对“非典”疫情带来的严重损失，提出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要求做到集约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可持续发展。
2003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51]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要求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2月，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温家宝指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胡锦涛的讲话进一步提升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他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时期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关键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他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个讲话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做了重要准备，也为深入论述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框架。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同时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最权威的评价。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成为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思想。
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七大以来，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这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丰富和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带领全党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提高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带领全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做出科学回答，在认识上实现了许多新突破，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收获了许多新成果。
第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明确了其内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论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即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第三，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第四，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提出了与之相配套的五条具体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些创新性观点提高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2.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为了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胡锦涛带领全党围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一问题持续探索，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第一，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理论创新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成果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断，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了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为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做出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
第三，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并且阐述了其基本内容。
3.完善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带领全党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这一根本问题，继续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在创新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有新建树。
第一，确立了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的总目标。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后，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这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就是要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
第二，拓展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布局。中央强调要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胡锦涛反复强调，这是我们党从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的一项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任务。鲜明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认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52]。党的十七大将发展党内民主提到重要位置。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写进报告是党的十七大对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深刻阐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要求，把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4.开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胡锦涛带领全党在总结国内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
在发展的地位上，胡锦涛仍然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认为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发展的目的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上，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在发展的动力上，确立了新时期“依靠体制创新求发展”的发展动力观。在发展的目标上，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任务。在发展的理念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发展新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53]。
此外，胡锦涛在军队建设、两岸关系、生态文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带领党和人民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对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新境界。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党的历史使命，不断回应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大将其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时代背景和立论依据，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思想主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它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回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时代背景。这个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这个新的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践的新变化提出了理论发展的新要求。新时代的成就催生了新思想，新时代的挑战需要新思想。
1.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中国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中国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一是我国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即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使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我国由大国开始转向强国。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科技成就也十分显著。三是我国由世界舞台的边缘开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以上发展成就和发展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正在开创新局面，正在走向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也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向了新高度。这些实践的巨大变化要求党的理论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目标任务、战略安排和行动纲领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阐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和世界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难题，即东方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强国富民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巨大优势，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在苏东剧变后随之倒下，反而呈现出蓬勃生机，使得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中国即将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的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当今世界那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文明引领下，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的现代化；即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将走出一条在东方文明引领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当今世界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挑战也在增多，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际格局西方占主导地位、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越来越难以为继。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的依存加深，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我们的发展有了更大的机遇和更多的有利条件，但也面临诸多的竞争和挑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4]，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明显增多。中国作为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的大国等身份于一身的国家，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4.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但是，我们党建党已近百年，长期执政已近70年，执政时间越长，面临的执政考验越大；我们党已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党员和党组织的数量越多，管党治党的难度越大。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党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以及自身发展中也存在和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必须勇于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因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展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需要有新的思想理论来引领，同时新时代的新实践也为新的思想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孕育并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正是在这一新思想的引领和推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不断创造新辉煌。
（二）开拓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走过了一个理念、思想和战略不断提升的发展历程。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指出，应“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和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55]。强调它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6]。这实际上是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总任务具体化了。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守马克思主义舆论阵地。他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7]他特别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58]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强调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59]。表达了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论证了生态文明建设新思路。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0]，强调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体现了党中央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体系保障的决心和信心。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同师生进行座谈时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61]，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和重要影响。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从“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八个方面加强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为巩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提供坚实保证。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把“四个全面”定位为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标志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式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逻辑体系，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设计和展开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一建议不是从具体指标、项目等方面着手，而是重点阐述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62]提出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63]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规划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总结，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全面回顾了95年来我们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做出的伟大贡献，深刻阐明了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党对重大国内外问题的原则立场，明确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出发、到哪里去、如何走”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习近平立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要求，系统阐述了关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重大任务、主要举措、基础条件等12项内容，进一步明晰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攻方向。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为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奠定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命题。
这些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理论成就与实践路径，构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维度。整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一直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引领，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实现了新飞跃，实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64]，同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性、时代性与民族性，体现了它在政治方向、宏伟目标与战略布局上的紧密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三）原创性的理论主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理论深刻，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深刻领会这一新思想，必须着重把握其根本主题、逻辑结构、创新观点等理论内容。
1.根本主题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这一根本主题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主线。这个根本主题，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要点，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创新成果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65]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用社会主义拯救中国、改造中国、发展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做出的矢志不渝的选择。我们党团结和依靠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最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辉煌历程中形成的，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中孕育形成的，它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探索的根本成就和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承接历史、为实现伟大梦想持续奋斗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正因为如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和核心要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具体体现在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系统回答中：
一是从理论上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从历史依据、理论渊源、本质特征、基本构成、独特优势、发展前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探索成就，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社会主义，是体现了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具有“四个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将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它统揽了伟大使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统一，是适应中国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
二是从实践上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理念主张和实践举措，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实践路径和奋斗目标。
2.逻辑结构
党的十九大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从整体上概括和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是这一思想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建设中国发展中国的主张和学说，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理论的内容，从理论上回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十四个坚持”从实践层面阐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基本方略，从实践角度回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怎么办”的问题。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重论述和阐释的问题逐层展开，其主要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内容[67]。从这一理论作为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套系统主张和学说的角度出发，可以构建出一套由目的、依据、措施和条件四个部分构成的逻辑体系。我们可以从逻辑结构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初步概括。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来看，它确定了总任务和总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包括两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据上看，它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现实依据。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措施来看，它包括整体层面设计和具体层面要求。整体层面设计主要是抓布局，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两个布局确立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解决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进行顶层设计的问题。具体层面要求主要是抓发展，包括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发展动力是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对外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方式是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实践；发展方向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社会共同进步，解决了靠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来看，它包括内部保障、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三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部保障是拥有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大武装力量，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外部条件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治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所有内容相互衔接、相互贯通，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统一整体。
3.创新观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都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提出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总体上看，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习近平在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毛泽东的“两步走”战略、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江泽民的“新三步走”战略之后，提出了新的“两步走”战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他在做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安排和新的奋斗目标，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发展战略思想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充实和提升，同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光明前景。
第二，对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8]。这个判断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揭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症结所在，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对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判断。习近平做出的这个新判断更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我们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基本依据，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初级阶段理论。
第三，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习近平为我国在新时代实现更好的发展确定的内生动力。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为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做出的最重要决策，也是为拯救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命运做出的最关键抉择。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体制机制的更新，促进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69]，因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70]。
第四，构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布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确立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把握了这样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就能对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就能更好地践行。
第五，明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途径。在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思想，创新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途径。他明确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一重要思想既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要义，也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六，提出引领发展实践的新理念。习近平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71]，而且特别强调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新的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新认识。它包含强烈发展意识和问题导向，丰富了发展的内涵，拓展了发展的视野，明确了发展的新要求，其既有理论上的创新，也有实践上的突破。新的发展理念指明了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
第七，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前行。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第八，强调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军队建设要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第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升了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习近平走出传统的简单对立思维，用求同存异的理念创新对外战略，提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共赢发展。为此，中国应与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解决人类问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十，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同时明确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加强作风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党内监督，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等等。这些思想更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内在联系，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了丰富的内涵、科学的体系和强大的现实指导作用，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展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伟大成就，这一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要义的思想理论必然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开放的理论，随着中国人民伟大实践和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开展，随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入推进，这一重要思想也将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反映了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它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理论体系不断丰富的发展历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勃勃生机，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现实指导作用和重要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篇需要接力续写的长篇巨作，所以它必然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谱写新篇章。坚定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提升为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9.
[2]同①369-37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02.
[4]赵智奎.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8.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5.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8]同①42.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7.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1.
[12]同②302.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9.
[15]同①209.
[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3.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86-187.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9.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1-112.
[2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
[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43.
[26]同①163.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
[29]同①8-9.
[3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
[3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3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4.
[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3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3.
[3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38]同②370.
[39]同①150.
[4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4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81.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4.
[4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1.
[4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
[4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4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6.
[47]同②227.
[48]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9.
[4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120.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6.
[52]胡锦涛.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 积极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人民日报，2005-01-15.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54]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12-29.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6.
[5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5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0.
[5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3.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47.
[6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8.
[6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7.
[6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7.
[6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3.
[6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3.
[6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
[6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
[6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6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67.
[70]同②71.
[7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