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我的思想家园，回到学术研究的正道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已经常常促使我对“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约30年所走的道路进行反思，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我的思想更是逐渐地从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仿若一个在外漂泊了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从此以后，我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开始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也可以说开始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期。在一种相对宽松的形势下，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已是60岁的老人了。苏老泉二十七发奋已恨晚，我和我的同辈同行们到花甲之年才认真为学，未免可笑亦可悲。然而我为了找回和补偿已丢失的盛年，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勤耕至今。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我的哲学生涯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研究的重点亦相应地分为两个方面。
在前八九年的时间里，除给研究生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新黑格尔主义”等课程外，科研方面仍以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但已不是以“大批判”为指归，而是纯正的学术性研究。1982年吉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黑格尔绎注》一书，书的内容是逐节讲解和注译黑格尔《小逻辑》，想为读者弄懂原著、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提供一点线索和资料。本书每节都分“讲解”和“注释”两部分。“讲解”部分重在讲解难点，明白易懂之处只概述其大意。我认为要忠于像黑格尔这样行文晦涩的哲学家之原意，特别不能仅仅抓住他的只言片语来理解，必须通贯他的整个思想，联系其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各处的讲法与提法。为此，我在“注释”部分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本书各节中的论述联系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许多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和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能从我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二是借用西方研究黑格尔的一些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一种“集注”。
“文化大革命”后我出版的第二部著作是《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台湾唐山出版社，1995年重印）。这是一本延误了近20年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前，我已准备撰写此书，当时已细读了黑格尔《精神哲学》原著，系统摘译了其中重要的段落，还作了一些批语。正打算动笔，“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些材料一直装在一个纸糊的口袋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一些同志的催促，才在《黑格尔绎注》一书完稿之后正式开始写这本书。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其间的人世沧桑使我深深领会到，哲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对人的追问，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即他自己所称的“最高的学问”，正是关于人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是精神，是自由，我的写作正是想把黑格尔的这个基本观点贯穿于全书。但如果没有这近20年的延误，我不会有这样的领会。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我就完成了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写作，那肯定是一堆“大批判”，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出现，也谈不上把握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精髓。从这方面说，我倒是应该向时间的拖延致谢。我在此书的序言中已表达了这些感想。《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和先前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两书都被认为是中国“系统论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这两个部分的“第一部专著”。（《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日译本译者序言及1987年《中国哲学年鉴》等）在此期间，我还从德文原文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史家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 1824-1907）的《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 Philosophie）一书的部分篇章，定名为《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还主编了《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2003）和《黑格尔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后又在台湾重印），我个人为本辞典撰稿10万余字。编辞典的目的是想为哲学工作者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提供线索和较全面的原始资料。我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深感对某一问题的原始资料如果掌握不够，则很难写出扎实可靠的研究论文，好比一个商店，如果缺货，则无论怎样摆设，也绝不能满足买主的真正需要，最多可以引起只想逛不想买的人的兴趣。我想通过《黑格尔辞典》，至少起一点运货、进货的作用。专门研究者固然具备了查找资料的能力，但也要费时费力，《黑格尔辞典》应该可以提供系统地查找货色的方便条件。《黑格尔辞典》的每个条目，都根据原文，把与该条目有关的原始资料尽量搜集齐全，好像是黑格尔关于该条目的一篇浓缩作品，为的是便于研究者在写有关该条目的论文时，基本的原始资料已是现成的了。
在这个时期，由于给研究生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课程，便根据讲课记录，出版了《康德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此书的主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康德所讲的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实际上是为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留地盘。在写作这本书和此前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时期，我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线索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从中世纪到现当代，人权和人的自由本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受神权的压制，文艺复兴把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第二个阶段里，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被置于超感性的、抽象的本质世界之中，从而受到旧形而上学的压制，康德、黑格尔哲学归根结底属于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黑格尔以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逐渐从超验的抽象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置于现实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人逐渐成了不仅仅是作为认识（知）主体的抽象的人，而是知、情、意合而为一的具体的人，这是一个更能伸张人性、更能体现人的自由本质的阶段。我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和《康德的》两书都是在这一总的哲学史观点的支配下写成的。
此后，我的研究重点已不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但由于出版界的需要，我又应约写了《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和几篇有关黑格尔的专文，颇能代表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最近的审视和观点。
在《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中，我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为一部描述人为了实现自我、达到“主客同一”所必须通过的战斗历程的伟大著作，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强调自我实现之历程的漫长性、矛盾性和曲折性。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一味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这本书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在此书出版后之次年为梁志学译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一书（人民出版社，2002）所写的中文版序中，我更明确地断言：“黑格尔哲学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又蕴含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例如超越主客式的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思想），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家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2007年年初，应《江海学刊》之约，在为纪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发表200周年所写的题为《现象学口号“回到事情本身”的源头——黑格尔的》一文（《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中，我更专门申述了黑格尔哲学与现当代现象学的渊源关系：“我们过去经常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其实，我们更应该着重说，黑格尔是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先驱。”作为西方现当代哲学主要思潮之一的现象学，其标志性口号是“面向事情本身”，而“这个口号实质上最早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内涵，即使在现当代现象学这里，其实质也只有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命题和思想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精神现象学》序言一开始就指出：哲学或真理本身不在于单纯的最终结论或结果，而在于‘结果连同其成为结果的过程’，在于实现这一结果或目的的‘现实的整体’，而这一过程或整体就是实现‘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一结论（结果、目的）的全部过程、全部体系”。所谓“实体”，就是作为认识者的自我（即主体）的对象。在认识活动过程之初，自我与对象之间，或者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但随着认识活动的前进，实体愈来愈显现自己的本质，同时也愈来愈显现为主体，也就是说，认识者（自身）的对象愈来愈显现为作为认识者的自我，客体愈来愈显现为主体，而当实体完全地显现自己即是主体之时，当实体的本质完全地显现自己即是主体之时，主与客的对立就完全克服了，主客也就完全融合为一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对实体如何完全成为主体的活动过程的描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出版将近一百年以后，现代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重新提到“走近事情本身”的口号，以至后来更明确提出了“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胡塞尔的这类口号，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排除关于一切外在于意识之存在的成见，而纯粹地专注于事物如何被给予我们、如何显现于我们的意识之前的描述。为了“回到事情本身”这一目的，胡塞尔运用了“悬置”、“现象学还原”、“先验还原”、“本质还原”等观点和术语，把所有的东西都“还原为”相对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还原为”显现于意识中的东西。现象学所强调的普遍性本质就这样成为意识中的东西，它不是超越于意识之外的外在之物。可以看到，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就其基本观点和思路而言，其实就是黑格尔的“致力于事情”和“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命题所要表达的思想——尽管两人在具体途径和针对的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
2006年，我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担任了《黑格尔全集》中译本的主编。这也许是我此生能为黑格尔哲学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主要业余活动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做学术讲演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1980年以来，我在国内近30所高等院校讲黑格尔哲学、西方哲学史和中西哲学史与文化思想的结合问题，在一些国际哲学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或公开讲演也大多以这些内容为主题。1986年10月，我参加了瑞士卢塞恩市举行的题为“唯心主义中和现代哲学中的统一性概念”的国际哲学讨论会，做了题为《黑格尔关于反思与对立统一性的学说》的公开讲演，当地报纸在报道中突出了我的到会和公开讲演。1987年9月，参加了在联邦德国吉森举行的第十四届德国哲学大会，在专题小组会上做了题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主体性原则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理论》的学术报告。会议期间，我接受了德国电台记者的采访。1988年5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辩证哲学讨论会，在小组会上做了题为《黑格尔关于人的理论》的报告。1989年9月，参加了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纪念海德格尔诞辰百周年的国际哲学讨论会，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海德格尔与道家》的讲演。1990年7月，在日本京都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哲学界对黑格尔的研究与解释》的报告。1992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德国美因兹大学做了题为《超越自我》的公开讲演。1995年3月，参加了在美国孟菲斯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在小组会上做了题为《康德与中国哲学》的小组报告。1988年4月，我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以“德国哲学中人的问题”为主题的国际哲学讨会，参加会议的国内外学者有百余人，其中德国学者十余人，还有瑞士、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会议论文集于199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哲学与人》。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次中德学者的座谈会，讨论有关《德国哲学》杂志的问题。《德国哲学》杂志由湖北大学哲学所主办（我作为哲学所所长兼任杂志主编），自1986年创刊以来，引起了欧美哲学界的关注。德国著名哲学教授Karen Gloy在德国的权威杂志《哲学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989, Band 43·Heft 2）上发表了关于此次讨论会和《德国哲学》杂志的长篇报道。
1988年1月24日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也是我哲学生涯的又一次转折，我妻彭兰于那天凌晨因癌症不治去世。我的人生旅程是因她而“走出象牙之塔”，也因她而在几十年惊涛骇浪中自立自强。从那以后，纵有千愁万绪，更与何人诉说！我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春城弦诵喜结缡，争吟韵事，从此谁与正平仄！
人海徊徨承解惑，共诉衷肠，他生再面嗟沧桑。
失去了她，我的前路将走向何方？她从青年时期起就一贯追求进步，追求革命，但在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周围的同志、朋友横遭迫害的情景之后，终于写下了“多少事，欲话苦难言”的诗句，委婉地透露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痛楚与悲哀；在逝世前的几年里，她每一回顾自己的后半世，总不免要兴“冯唐易老岁蹉跎”、“年华虚掷意茫茫”之叹，她用诗的语言表达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声。我要继承她的遗愿，继续前行，不能走老路，重蹈覆辙。我的三个儿女，聪颖勤奋，从小都不要我俩劳神。女儿念完高中、大学，一直在高校任教师兼干部；大儿子因“文化大革命”只念完初中，但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靠自学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小儿子也因“文化大革命”只是初中毕业，后来也靠自学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三个孩子在事业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虽然年岁不小，工作很忙，但都对我关怀备至，这是我在哲学追求的道路上能不断前行的有利条件，我也可以此告慰我夫人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