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汤霖，字崇道，号雨三。据《汤氏宗谱·仕宦志》记载：“霖，字雨三，庚寅（1890）进士，甘肃即用知县，历任渭源、碾伯、宁朔、平番等知县，加同知衔，历序丁酉（1897）、壬寅（1902）、癸卯（1903）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又据刘尊贤《清末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中记载：“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监督为湖北人陈曾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
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我没看到过他的画像或照片。关于他的简单经历，在前面已经写了，归纳起来可说者：一是他以进士而出任过几任县官和乡试同考官；二是他晚年以授徒为业，教出不少学生。据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我没有找到他写的有关汉《易》的片言只字，不过在《汤氏宗谱》中收录了他的诗五首，文五篇，联语一。其中还有他的学生赞其师的诗两首。祖父的诗文大多是为应酬写的，但其中有一篇是为学生们祝贺他六十岁生日而画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写的《自序》，约五百字。它可以说是祖父留下的一篇最有价值之短文，它不仅表现了祖父为人为学之要旨，而且可以看出他对时局变迁的态度，现录全文于下：
右图为门人固原吴本钧所绘。盖余生于道光庚戌岁，至今年辛亥，岁星之周，复逾一岁。门人之宦京者怂儿辈，将于余生日置酒为寿，余力尼之。陈生时隽谓余：“先生恒言京师卼臲不可居，行将归隐，嗣后安能如长安辐辏，尝集处耶？京西旧三贝子花园，今改农事试验场，于先生生日为长日之游，湔世俗繁缛之仪文，留师友追陪之嘉话，不亦可乎？”余无以却之，乃于六月十三日为游园会。游既毕，吴生追作此图。
余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寿之修短，夫何足言！但受中生而为人，又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盖自胜衣以后，迄无一息之安，诸生倡为斯游，将以娱乐我乎？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逾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然则兹游也，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券。抑余身离国都，前所愿诏示诸生者，盖尽于此。
是役同游者：固原吴本钧，印江陈时隽，南昌黄云冕，德化徐安石，湖口刘太梅，乐安秦锡铭，蕲州童德禧，黟县舒孝先、舒龙章，同里邢骐、石山倜，外甥赵一鹤，婿项彦端，及儿子用彬、用彤，外孙邢文源、又源，孙一清、孙女一贞等，都二十余人。
宣统三年六月廿五日颐园老人汤霖记。
这篇《自序》是写在祖父将离京回乡之宣统三年六月，即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年，次年民国建立，清廷倾覆，正如祖父所预测“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之时也。在《与连方伯书》中说：“京师尘俗，时局奇变，抉伍胥之目不可以五稔化苌弘之血，奚待于三祀，投老穷居不与人事宁可自投浊流乎！”这说明祖父已看到局势将起大变化，而清廷已无有挽救之可能，正像他时常吟诵《哀江南》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情形。而祖父要求其子弟“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应静观时局之变化，在看清形势后再决定出处；不要去急急忙忙地追求功名利禄或自弃于逸乐，当以修德进学而为要旨。
我的祖父虽做过清朝的几任小官，但均在边远地区，地贫瘠而民艰苦。祖父为官清廉，遵循曾祖母之教训，据《莘夫赠公墓表》中说：祖父的母亲徐太宜“性严肃，寡言笑，居家俭朴，事舅姑以孝，御下以恕。勖儿子居官以清、以慎、以勤”。时朝廷之《制诰》亦谓：“徐氏通同知衙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母，淑慎其仪，柔嘉维则，宣训词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云云。我想，很可能是由于曾祖父母对祖父要求甚严，故祖父为官不敢不清廉也。自丁酉（1897）年后祖父主要是担任临时性的甘肃省乡试考官，而癸卯（1903）年之后则以“教书授徒”为业。在《讌游图》中列举参加者“固原吴本钧，印江陈时隽”等九人，想来他的学生当不止仅此九人也。十八年后（1928）陈时隽再览阅此《讌游图》时，有一长段题词，其中说道：“师孳孳弗倦，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悉至尽”云云。可见祖父也是一位教书匠，但他却也不是只教中国古书的“冬烘先生”，而亦注意当时思想潮流之变化，故在教学中常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告之。我父亲在十五岁以前是随祖父受学，而在1908年即入当时之新式顺天学堂，后于1911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这当然也是祖父之主张，至少是得到祖父同意的。由此也可见祖父学术之路向。在此《讌游图》后面还有湘潭杨昭隽的题词说到“师生之谊”，江宁吴廷燮的题词中有“九夏师资，群伦效则”之语。这就是说，祖父教学授徒的时间当在九年以上。
在父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说：“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可知父亲有关中国历史之兴衰更替受教于祖父，而父亲之为人处世更是深受祖父之影响，在《讌游图·自序》中他说自己的立身行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陈时隽题字中说其师尝以“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可以佐证。我想，祖父为什么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是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而此对读书人说“立身行己”实是最为重要之问题。《哀江南》是描述南明亡国时南京破败之情形，“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句句道出了南京当时覆亡景象。庾信《哀江南赋》写的是内心丧国之痛。庾信为南方大族，原仕梁，后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归，后江陵陷落，只得在北魏做官。《赋》的序中“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等等。“宣统三年六月”，北京经八国联军之烧杀，残败之象毕露，其时正是清王朝将亡未亡之前夕，我祖父其时还在北京，他极思回乡终老，而尚不知何时得归田园居，其心情之痛苦可想而知。父亲用彤先生也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打内战之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他在无事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其时也正处在“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之际，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大概深深地根植于其灵魂之中吧！
我祖父大概是一位淡泊于功名利禄且不甚喜游乐的读书人，因此在他与弟子、子孙游园时仍谆谆教诲诸随者“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并且祖父把这次他与学生们的游园作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券”的一次机会。祖父毕竟仍是一中国旧式的“士”，是一位有功名的“进士”，故仍然希望于国于民，立功立言，而扬名于世，所以在其序中说：“余维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寿之修短，夫何足言！但受中生而为人，又首四民而为士，有所责不可逃也，有所事不可废也。”故虽“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但仍以“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为憾。我想，我父亲在“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点上或颇受祖父之影响。除了这卷《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之外，我再没找到任何一件祖父留下来的东西，而父亲如此珍藏此图，又把它交给了我，大概正是因为父亲参加了这次游园，并且深深记住了“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吧！祖父于此次游园后不久，就南归故里。在他《给连方伯书》中说：“某久宦无成，斡思归老，会适所愿，得遂初服，至慰至慰”，“家有薄田五十，扶桑三百，采菊东篱，则南山在前，送客虎溪，则佳宾时过，拟于明仲初秋言归旧里，绝拘束之种种，返合疏之噩噩”。这封信已见其归心之切。在他回到黄梅孔垅镇汤家大墩后作了副对联，题为《六十自寿联》：
双寿一百廿二年，挑灯课子含饴弄孙，且喜磊落英多，家庆国恩膺厚福。
同行十万八千里，揽辔登车束装倚马，相与殷勤慰藉，海阔天空快状游。
据《讌游图·自序》，是年祖父六十一岁，得摆脱京城之各种困扰，而得以归故里，“挑灯课子含饴弄孙”（按：一清为祖父长孙，一贞为长孙女），虽然京城离家乡黄梅路途遥远，有乘车倚马之劳，但一家“相与慰藉”，一路海阔天空无忧无虑地游悠而行，这岂不是喜得的“厚福”吗？但祖父归乡未久而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原题为《我的祖父汤霖——读〈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原刊于《群言》，2001-03-07，后收入《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