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由公元1世纪起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此后长达一千年的历史中，印度佛教文化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次是由16世纪末传入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到今天也有四百年了，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经种种波折，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巨大，则是无可否认的。特别是近百年中，在中国文化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已成为这一时代文化讨论的主题。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原有传统文化，如何吸收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而对此，可能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激进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这可称之为保守主义派；一种是对传统文化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可称之为自由主义派。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其中某一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益，而其他两派则是有害的。我认为，或许这种看法是可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并不正确。照我看，在文化的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毫无疑问并存在同一框架之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
为了考察四百年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以及中国人对它作出的种种不同的反应，我曾考虑写一本书叫《西学输入史论》，打算对西学输入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些研究。198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刊于台湾《中国论坛》中），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要深入下去有相当大的困难，必须掌握大量文献材料，并要细心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这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要较好地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认真且系统地研究四百年来西学输入中国史将是不可缺少的。正巧这时我招收了一批博士研究生，于是我就让他们中的三位分别对西学输入中的一些问题，作比较充分和系统的研究。孙尚扬选择了四百年前西学开始输入作为他研究的范围，写成了这本书。另外两位同学，一位选择了《由张之洞到胡适》（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学输入）为题；另一位的博士论文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即20世纪中叶的西学输入，特别是关于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我打算今后继续招收一些博士研究生，希望他们对西学输入的关键性问题逐个进行研究，以期最后能有一全面系统的看法，并作出相应的成果来。我发现，我所招收的这批青年人有着敏锐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非常勤奋，并对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兴趣，如果他们能坚持不懈地认真研究，一定会取得可喜成果，孙尚扬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例。
孙尚扬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这部博士论文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在这里我不想多介绍他的论文的内容，因为读者自己都会看到。但我想说的只是，他的论文所取得的成果放在对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研究成果中毫不逊色，而且有颇多独创之处。对此，我作为他的导师，是感到十分欣慰的。
本文作于1991年12月10日于加拿大，原收入《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