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进入大学哲学系以后，开始也还能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我逐渐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早期那种喜欢思考一些问题的兴趣，由于“解放思想”的提出，又被唤起。我最早怀疑的是日丹诺夫提出的所谓“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进步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因为从中外哲学史上看，正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交互作用推动着哲学史的发展，甚至有些长期影响着哲学发展的概念命题和方法也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于是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认识世界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发展，例如，正是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使“道”这一概念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孔子“仁者，爱人”的命题，使“仁”被确立为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由希腊哲学家提出的Being概念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国学界的关注，为此召开了好几次有关“范畴”问题的讨论会。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的文章，都是从某一问题出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提出我的看法。例如，《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是想说明，正是到秦汉之际，两个原来并不相同的《周易》的阴阳系统和《洪范》的“五行”系统相结合，产生了京房的“五行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等等，以及中国医学的《黄帝内经》。《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则是想说明，“事实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不同，“叙述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历史”的认识，它是某种历史观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观”，它就有着对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而“正义”与“非正义”是一是非善恶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哲学”可以说是讨论“真”的问题，“美学”可以说是讨论“美”的问题，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观的历史学）应该是讨论“善”（即合乎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论儒学的“普遍价值”问题》一文针对的是企图否定哲学（思想理论）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否定思想理论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那么就将否定任何民族的思想理论中存在为其他民族认同的“价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普遍价值”的意义了。从而我提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这样才可以实现全人类走向和谐共处的理想。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大体上都经过长期思考，而就某一问题说说我对这问题思考的所得。
第三部分“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历史的反思，主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五四运动后推动中国文化前行的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激进主义”，而实际上是由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所形成的张力制约着而前行，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断绝。另外，“启蒙”与“救亡”并不矛盾，正是“启蒙”唤起了“救亡”，而“救亡”深入了“启蒙”，只是因某些政治因素的干扰有时会使“启蒙”与“救亡”两者不能协调。
第四部分“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同样是从当时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出发来探讨我所注意到的问题。当时有不少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存在“中西古今之争”，我认为这是对的。但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们是否应考虑如何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走向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呢？
于是我写了《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了“创‘反本开新’之路”或“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我又写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我借用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提出现在我们不能再“照着讲”中、西、马学说已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接着”来发展他们的学说，以便使中国学术文化走上真正“创新”的路。为试着使中国学术文化在“传统”中“创新”，我写了《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期图找到“儒学”和在西方刚刚开始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否有着某些可以契合之处，并使“儒学”能和现代西方哲学接轨。在《传承文化命脉 推动文化创新》一文中，我所考虑的是，由于“儒学”（我们学术文化的旧传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无法与它割断；而在百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变革、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当今支配中国社会的新传统），这两者之间是否能找到某些有利于中国社会合理发展的契合点，并能在某个方面可以起到互补、互助借鉴的作用，以建构新型的适合中国社会并能影响世界的哲学学说。当然，这两篇论文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能否成功需要经过众多学者的批评和讨论。
第五部分“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的写作是我有见于在西方学术界“解释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解释学”的思潮。这种思潮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我国的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不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影响。但是，我想中国对经典解释的历史比西方早得多，而且有着丰富的解释经典的文献和资料，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解释学学科？于是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我写了一篇《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小论文，此后又连续发表关于此问题的三篇论文，使此问题的讨论得到展开。
从第二到第五部分看，我所写的论文大体上都是从我思考的问题出发的。我认为，哲学总是来自于“问题”，并期图解决所遇到的哲学问题，以求把某一哲学问题的研究推向前进，而有所“创新”。至于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否有意义，我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否正确，并无执著之心。因为，我认为“学术自由”才能真正地使学术文化有“大发展大繁荣”。
第六部分“缅怀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大体上都是有感而发的。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到我国学术文化界的学风功利化日趋严重，存在着一种权力和金钱拜物教的倾向，而曾在20世纪有所贡献的一些学者，他们的知识之广博、人品之可敬，超越某种意识形态的干扰的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因此，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我写了几篇怀念他们的文章。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应该用“理性”思考问题，但是同样应该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到对先哲们的崇敬中。人不能缺少对他人的感情关怀和思念。尊重长者，肯定他们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应该得到发扬。
关于第一部分“我的哲学之路”，大体上叙述了我在1947年至21世纪初走过的学习和研究哲学的道路，这一叙述是很粗糙的。实际上，我一直想写一本“自传”，比较深入地发掘我思想发展的内心深处的动因，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应该让大家知道，这样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人。能否成功，得看机缘了。至于我不说自己是“哲学家”，是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引领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导师。20世纪50年代以来，似乎客观上除马、恩、列、斯、毛外，再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哲学家”了，因为他们的思想引导着我们，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导师。这样的认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经常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精神上得不到完全的解脱，从而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没有创造出一个有系统的真知灼见的、引领我国或者世界的、有独立精神的“哲学大师”。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知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哲学眼界是没有成为“哲学家”的条件的。但我的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总是让我常常在思考着某些哲学问题，因此我认为也许可以把自己定位于一位“哲学问题的思考者”或“哲学学科的爱好者”。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客观环境，真能在学术上摆脱所谓定于一尊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百家争鸣”的大局面，这样或者真的可以出现引领世界哲学发展的“哲学大师”。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它们中应不缺乏有着大智慧的人才，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合乎历史潮流地发展下去，定会出现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哲学大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勇气，我们必须努力争取。
汤一介
201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