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节用》、《辞过》
解题
这里的一组选文，主要反映墨子对节用总原则的认识。墨翟给出了节用的总原则，它主要针对是否“足以奉给民用”，是否“加于民利”。节用的对象，主要涉及国家节用、生产节用、节葬。墨翟的节葬论，又和儒家的“孝”发生了观念冲突。“孝”要求厚葬，这出于维护纲常伦序，实际上最终落脚在等级意识。节葬可以归结为一种平民意识的反映[143]，它更多的是从普通民众能够维持正常生活这一角度来考虑。而且“衣三领”、“棺三寸”等基本标准也说明，墨翟所说的节葬是有“度”的限定的。
选文
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如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出处】《墨子·节用中》，《四部丛刊正编》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144]足以倍之。
【出处】《墨子·节用上》，《四部丛刊正编》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出处】《墨子·节用中》，《四部丛刊正编》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崛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145]，则止。
【出处】《墨子·节葬》，《四部丛刊正编》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解题
本选文主要反映墨子对节俭五项的认识。节俭，具体表现如修建宫室要节俭，制作衣服要节俭，制作饮食要节俭，制造车船要节俭，选姬纳妾要节制等，即涉及吃、穿、住、行、性五个方面。
选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出，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146]，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147]，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148]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灸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视，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149]。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
【出处】《墨子·辞过》，《四部丛刊正编》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韩非子：论俭与礼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韩非对丧葬费用上的俭与礼的认识。作者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曾师从荀况。他建议韩王以变法富国强兵，又著书阐发治国主张。对于丧葬费用这个问题，代表法家的韩非分析了墨家的俭与礼、儒家的孝与礼，并对俭和孝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选文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150]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151]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出处】《韩非子·显学》，《四部丛刊正编》子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陆贽：论减租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陆贽的地租重于赋税这个观点。作者陆贽（754-805），字敬舆，嘉兴（今浙江）人，做过宰相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陆贽是第一个提出减租主张的人。他的著作辑为《陆宣公翰苑集》，收入其中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是陆贽在经济方面的代表作。本文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的第六条，原文副标题是“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私敛”指地租，“公税”指赋税，所要评论的，显然是地主的地租重于政府的赋税。
选文
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此王者所以节财力，砺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则贵贱有章，丰杀有度。车服田宅，莫敢僭踰。虽积货财，无所施设。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圣王能使礼让兴行，而财用均足，则此道也。其制委，则法度不守，教化不从，唯货是崇，唯力是骋。货力苟备，无欲不成。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畜群黎，隶役同辈，既降嗜欲，不虑宪章，肆其贪惏，曷有纪极！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室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举类推之，则海内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风俗讹靡，氓庶困穷，由此弊也。今兹之弊，则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阅视者，莫着乎田宅。臣请又措其宅而勿议，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谓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姿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讬强豪，以为私属，贷其梐[152]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昔之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岂虑虚哉？斯道浸亡，为日已久，顿欲修整，行之实难。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捐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153]奏对，因叙赋税烦重，百姓困穷，伏奉恩旨，令具条疏闻奏。今且举其甚者，谨条如前。臣闻于《书》曰：“无轻人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兴也。又曰：“厥后嗣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此乱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纵圣哲，事更忧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论及百姓，必为凄然动容。毎言朕于苍生，支体亦无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窃谓一代黔黎，必跻富寿之域，昨奏人间疾苦，十分才及二三，圣情已甚惊疑，皆谓臣言过当。然则愁怨之事，何由上闻？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征。一亏圣猷，实可深惜。臣又闻于《书》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窃惟陛下所以惊于微臣之言者，但闻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负于陛下。诚所谓知之非艰，尚未足深累圣德也。今则旣知之矣，愿陛下勿复艰于所行，居安思危，亿兆幸甚。谨奏。
【出处】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
白居易：《戒奢》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白居易对官僚群体的禁奢崇俭的认识。作者白居易（772-846），字乐天，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做过刑部侍郎等。白居易反对奢侈、主张节用，是针对整个官僚集团。
选文
问：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今欲转劳为逸，用富易贫；穷困之由，矫其失于既往；求安之术，致其利于将来；审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闻：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臣虽狂瞽，然粗知之。臣窃观前代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何则？天下之人亿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则君之居处，虽极土木之功，殚金鱼之饰；君之衣食，虽穷海陆之味，尽文采之华；君之耳目，虽慆郑卫之音，厌燕赵之色；君之心体，虽倦畋渔之乐，疲辙迹之游；犹未合扰于人，伤于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
然则一纵一放，而弊及于人者，又何哉？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转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臣，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寘力[154]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
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善；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殚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婪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术，以臣所见，其在兹乎？
【出处】白居易：《戒奢》，《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李觏：论节用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李觏的财政要关注节用这个观点。北宋李觏是范仲淹实行改革的建议者，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前驱。他在给范仲淹的一封书信中，着重谈了统治者需要节用这个问题，强调必须改变“不闻节用以取足，但见广求以供用”的状况。
选文
庆历四年六月四日，应茂才异等科李觏谨西望再拜，奉书参政谏议[155]明公阁下：觏一二年来，窜遁山谷，窃闻明公归自塞垣、参予朝政，无似之人，辱知最厚，延颈下风，忧喜交战。喜者何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忧者何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树刚中之德，裁量古今，愍恻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诚无可奈何；今在行之之位矣，盖当筑邦家之基，天不足为高，地不足为牢，此所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也。然塞孟津[156]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遗阙之原，岂是眇小！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157]时矣，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嗟乎！当今天下可试言之与？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兵以强，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资，为忠为贤，可不深计！
洪范八政，首以食货[158]，天下之事，未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穷空，岂无忧患？而不闻节用以取足，但见广求以供用。夫财物不自天降，亦非神化。虽太公复出于齐，桑羊更生于汉[159]，不损于下而能益上者，未之信也。况今言利之臣乎？农不添田，蚕不加桑，而聚敛之数，岁月增倍。辍衣止食，十室九空。本之既苦，则去而逐未矣，又从而笼其末，不为盗贼，将何适也？况旱灾荐[160]至，众心悲愁，乱患之来，不可不戒。明公何不从容为上言之。
国奢示俭，抑有前闻。动人以行，不烦虚语。必也省宫室之缮完，彻[161]服玩之淫靡，放宫女以从伉俪，罢乐人以归农业。后庭爱幸，使衣无曳地；群下赐予，使赏必当贤。戒逸乐之荡心，慕淳朴之为德，不惟惜费，亦足移风。
至于昭事神祇，尊奉释老，务从中道，无徇末流。郊祀天地，礼之大者，先王立法，实有明文。谓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故牲用茧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162]，以昭其俭。愚儒在野，不覩大祀，闻之道路，有异于斯，费钜礼烦，愿留意也。寺观所须，未尝尽见，惟前年在京，值修开宝寺耳，观其所用，诚难定数。然以意论之，害亦大矣。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祇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后，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佛如有灵，岂不欢喜？一寺尚尔，其他可知。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矫枉过正，此其时也。设谓复于质略，亏损国容，无以观示于下，则未知瑶台琼室，孰若茅茨土阶之荣也。若以远古之道难为比拟，则近世岂无其事哉？隋之文皇，既可为吾君法矣，唐之杨绾[163]，亦足作吾相师也。
此事尤浅近，盖在明公术内久矣。然恐富贵娱乐，有以移人，故敢告于左右。嗟乎！人寿几何，时不可失，无嗜眼前之爵禄，而忘身后之刺讥也。觏才不适时，体复多病，非有望于仕进者也。所愿草茅之下，复见太平，瞑目黄泉，蔑[164]遗恨矣。所著《庆历民言》三十篇，谨录上献，伏惟稍赐观览，干犯钧台，实增惭汗不宣。
【出处】李觏：《寄上范参政书》，《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陆楫：驳禁奢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了陆楫对“黜奢崇俭”传统思想表现出的强烈逆反心理。作者陆楫，字思豫，明中叶上海人。陆楫认为奢侈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富裕，而节俭则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贫困。这个看法的依据是，家富和国富二者不同，如果整个国家的民风奢侈，那么必然就有了在和奢侈相关的一些行业中提供服务的人，他们通过提供服务而获得利益，这符合孟轲说的“通工易事，羡补不足”经济原则。况且，富裕了，才会有奢侈，即先富后奢；而节俭是出自原本贫困，即先贫后俭。由此看来，禁奢相当于禁利，禁富裕。
选文
论治者屡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使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余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抵其地俭则其民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其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
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富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疱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工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
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
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
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衢，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其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165]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奢，其民颇易为生耳。
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故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于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出处】陆楫：《蒹葭堂杂著摘钞》，见沈节甫：《纪录汇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顾炎武：论限租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顾炎武的削减地租这个观点。作者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关于地租问题的观点对清代减租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选文
吴中[166]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
【出处】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刘师培：《悲佃篇》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刘师培对佃农状况的认识。作者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刘师培在1907年从回顾租佃制的角度，评论地租问题。我们把其中的有关部分摘录出来。
选文
若井田之制，萌于黄帝之朝，行于洪水既平之后，贡助之法，虽与彻法稍殊，然私田而外，兼有公田，则为夏、殷、周所同。世之论者，均以井田之法为至公，夫徒就井田之法察之，经界则正，井地则均，田有定分，税有常额，推行及民，固无彼此之差矣；然就当时之阶级言之，则有君子、野人之别，以君子治野人，即以野人养君子。试征之周制，周代天子立官，自公卿以至胥徒，约五万九千四百余人，所食之禄，咸取自公田，王畿之内，公田之数约三十二万夫，百亩为夫，每井之中，公田百亩为八家所互耕，是公田亦与禄田无异。故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县，上士食甸，中士食丘，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而王之所食，又十倍于公，侯国以下，虽以次递差，然以禄代耕则同。
夫一夫所耕，仅足自给，而在上之人，罔知稼穑之艰，手足不劬，粟麦不辨，而谷之所入，或相倍蓰，或相十百，或相千万，诚哉，非野人莫养君子矣，其如厉民自养何哉！此许行所由创并耕之说也。盖贵贱之级不除，虽民无贫富之差，不足以禁在上者之不富，不得以此为共财之制也。况当时之令，二十授田，六十还田，而授与之权，复操于王者，如曰地权平均，则当时之众，有其地而无其权；如曰土地国有，则当时之田，属于君，而不属于国。岂非聚亿万之人，为君主一人作农仆耶？《诗》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言：“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以别野人。”非专制之朝，安有此失平之言乎？
况佣佃之制，亦始于周……卿以下必有圭田……夫卿大夫士之有圭田，昉于天子诸侯之耕籍，籍田虽曰亲耕，必以庶人终亩，圭田亦然。且终籍田之亩者，既非佣赁，则终圭田之亩者，必系佃人。《左传》成十年言：“晋使甸人献麦。”主公田者为甸人。《礼记·王制》郑注云：“甸者，治田出谷税之谓也。”盖佃、甸均从田声，古字通用甸为正字，佃乃段文，《周礼·地官》亦有甸师，执统驭甸人之柄，是犹后世屯官督佃人以穑事，故甸得有师，此王朝侯国所特置也，田必有佃，此卿士大夫所通行也，于此而谓周制之公，夫岂然哉？
特三代以后，民无恒产，而贫富之别益严，富者日趋于惰，而责贫者以至勤，日趋于佚，而责贫者以至劳。故秦汉之时，有田之家，役民使耕，约分二类，一曰佣工，佣为游民，自亡其田，役作于人，或兼治田事，则曰佣耕，如陈涉是也。一曰奴仆，奴为贱民，其级犹卑，盖井田制废，田无定分，而租税横增，贫民贷值于富民，势必以身为质，或挟田以往，及偿值未盈，则富民既籍其田，兼役其身，田为富民之田，身为富民之仆。富者奴仆日增，则地力日尽，观秦阳、桥姚之流，均以田畜致巨富，此岂一族之人均勤于力田哉，盖甸作之人众也。……佣工、奴仆，二者不同，佣者取值于富民，虽劳其力，其身尚属自由，佃者失身于富民，既屈其身，且日从事于勤动。然苦则归己，利则属人，其失平则一也。二类而外，乃有佃民，汉代佃民之籍，虽优于奴仆，然所罹之苦与奴仆同。《汉书·食货志》言：“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贫民耕富人之田，而分其所收，是之谓分；贫人贷富人之田，是之谓假；富人陵平民以夺其税，是之谓劫。……
三国以降，而均田之议萌……至元魏太和时，从李安世之议，诏行均田之制……北齐、隋、唐，均修此制，虽受田多寡，以时为差，或援地而异，然北齐及唐，均一夫百亩，八为露田，及身而还，名曰口分；二为桑田，以贻孙子，名曰永业。律以井田之制，貌近而实殊。……魏齐所行，略符土地国有之说，惟名为以田属之国，实则以田属之君，又与王莽之王田相似，故收天下之闲田，赁民为佃，使民无私田，然民间贫富之差，似较秦汉为稍善，则亦均田之利也。特所颁之田，均属旷土，若贵族豪宗，兼并之产，百倍于民，不闻收为公田，以济黎庶，是则均田之法，仅行于平民，不能推行于巨室。况晋隋之弊，尤属偏私，晋区官品为九等，各以贵贱占田。隋则上至诸王，下迄都督，皆给永业之田，多或百顷。夫民受之田，仅及一顷，而贵者之田，百倍其数，其制已属不均，况彼之所谓王公者，居深宫之中，长阿保之手，奚能躬亲穑事，与田夫野老同苦乐？势必佣民而使芸，佣民使芸，而独享其利，是下有失田之民，而上有攘利之臣也，奚得谓之尽合于公耶？
有唐混一寰宇，丁口日滋，官无闲田，不复给授。贫民之家，丁日增而田不益，势必转鬻其田，或兼为富者司力作而均田之法亡。……
自宋……以降，而田主佃人，其级日严，而民之为佃者，亦愈众。
一曰赐田。蒙古猾夏，掠民为奴，所占之户，以千万计，或擅其赋役，以遂己私，又以江南膏腴之地，分赐臣下。或为官田，或为民产。……蒙古之官，既籍民田为属地，即以农户为属民，私设税敛之官，以便横征之欲，此赐田有佃之征。又《雅克特穆尔[167]传》言：“当文宗时，奏官言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夫以五百顷之田，而入官粮万石，则当时官粮正额，亩各二斗，是已十分取二矣。乃官粮而外，复有私租，如彼传所谓余米是，此佃人兼纳官赋私租之证，此佃人所受之苦一也。
一曰官田。唐代官田所收之税，已四倍于民田。至于宋代，奸宄之臣，以殖产为务，及罪恶贯盈，则籍没其产为官田。景定四年，刘尧道[168]诸人奏言，乞依祖宗限田之议，凡两浙官民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为公田，丞相贾似道主其议，遂于浙西六郡递次施行。夫收官民逾限之田，定为国有，其策亦匪不良，然当时所定之制，凡田亩起租逾石者，予以二百贯之值，然考其所予，不过告牒之虚名，偿值其名，而逼夺其实，以致民怨沸腾。然此特田主受其苦耳，及考尧道等所陈之疏，谓若买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岂非一亩之田，岁纳六七斛之谷耶？夫宋初之时，两浙民田，每亩仅纳谷一斗，今依田主私租之额，以纳官租，是田有在官、在民之分，而佃人无复丝毫之益也。况当时之有司，以买田之多寡定黜陟，故一亩之收，虽仅七八斗，谬以岁收一石报闻，由是分外之赔补，又逾于平昔之私租，故民之佃公田者，较佃私田者为尤苦。及蒙古灭宋，遂以宋代之公田，分赐其臣，或占为皇族公卿之采地，是宋代以公田属之国，而蒙古君臣，则以公田为私产，而佃人所纳之粮，一依宋旧，兼立名巧取，以重其租，此佃人所受之苦又一也。
况蒙古之朝，异族横行，公肆攘夺，孱民欲保其身家，不得不依庇豪右，积时既久，掩为家奴。由是佃民奴仆，等量齐观。成宗即位之初，江浙行省诸人奏言：“陛下即位，诏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又大德八年，诏言：“江南佃户，私租太重，其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就前说观之，则知官赋虽免，私赋犹征；就后说观之，则知官赋犹轻，私赋倍重。嗟彼佃民，何其遭时之不偶乎！
至于明代，则蒙古病民之政，相沿不革。加以平吴之役，凡张氏[169]功臣子弟之田，尽行籍没，又恶富民豪并，亦没入其田，由是官田益众。而没入之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所纳之谷，多者逾石，少亦不下数斗。杜宗桓[170]谓，田未灭没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而暮还，后改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远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又据洪熙元年周干[171]所言，谓吴江、昆山之民田，亩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又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夫十分取八，民犹不能堪，况尽取之乎？尽取之，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安得不逃亡？由是观之，则明没私田为官田，或依私租旧额起征，或仅减十分之二，而分外之诛求，转甚于私租之旧额，故佃其田者，或因贷钱之故，鬻田富室，然田鬻而租存。宣德五年，杂减官租十分之三，然苏州七县，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余皆官田。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或以一石起科，虽减十分之三犹为七斗，况钟谓民田一入于官，则一亩之粮，化为十四亩，此佃官田者所由有冻馁之忧也。及嘉靖时，摊官田之租，以入民田，凡官田民田，均依三斗起征（向民田仅纳税五升者，今骤增六倍），虽官佃之困稍抒，然以无涯之税，责迫民田使之代纳，则田主所纳之官租，其额日增，官租既增，为田主者，必取之佃人以为偿，则是民田在江浙者，官税增，而私税亦增，罹其苦者，在佃人而不在田主。试推其致此之由，则以宋、元豪民，以多租逞富，连阡累陌，跨越州郡，既役土民，兼苛税额，宋、元、明官田，仍其旧税，故官田之税增，及以官田之税入民田，则民田之税亦增，虽曰在上者不知薄赋，然非有豪民苛税于前，则官田之税，上无所承，虽暴敛横征，必不若是之重，此则豪民苛税之害，移于官田者也。兼并之民，非民间之一大蠹耶？
试更即明制论之，佃人之众，复有二因：一由分赐庄田，明代开国之初，凡王侯将相皆有钦赐之庄田，贵戚之属，亦有采地，而沐英镇云南，所占民田，皆为私有，至勋庄之佃，每亩之佃，输租逾石，此私租日重之原因；一曰投献田产，明代之时，北境之田招民开垦，彼此告讦或投献于王府勋戚，又河南淤地，则奸民指为周王屯场，献王要尝，山东垦田，则奸民指无赋者为闲田，献诸戚畹，盖明代势要之家，鱼肉乡民，或占民产为己有，上下相蒙，民无所控，此富民增田之原因。积此二因，故无田之民益众（见洪武末年虞谦言，今江南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定制僧道之田，人无过十亩，以均平民，此民多无田之证也）。而佃民亦日苦，顾亭林《日知录》言：“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甚至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就顾氏之说观之，虽所言以吴中为限，然吴中而外，佃民之苦，当亦不亚之吴民，观闽省沙县之佃人，于输租而外，兼有私馈，稍有要请，则田主控之官，致激邓茂七之变，岂非田主倚势凌民，居乡暴横，民不聊生，为之佃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耶？以是知田主之肆虐深矣。
满洲入关，虐民之政，罄竹难书。然最苛之政，则为圈田，既没其田，兼奴其人。由是幽燕之间，旗庄环列。于本非己有之物，久假不归。己为田主，转以汉民为佃人，甚至因田熟而增租，因田荒而易地。而投充之人，复指邻近之地，占为己业，致被占之民，控诉无门。其有田既被圈，耻为虏役，则给以硗地，仍以美土起科。时吴、孔、耿、尚[172]建藩南土，亦行圈田之制，号为勋庄。是向为汉民之佃者，今且转为异族之佃矣，岂不哀哉！
至于近代，不独满人食汉人之粟也，即富人之役佃人，亦与明代无异。居乡之民，虽间有赁田而耕者，然佃民之数，百倍于佣工，田主之于佃人也，以十分取五为恒例。然有分租、包租之不同：分租以粟为差，粟多则税重，粟少则税轻，此以年之丰凶定税额者也；包租以地为主，税有定额，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不以凶岁而减，亦不以丰岁而增。分租之法，虽曰苛取，然佃人尚足自赡；包租之法，则一逢凶岁，必至鬻妻子以为偿，龙子[173]论贡法之弊，略与此符。若田主之遇佃民，惟粤东为差善，江浙之间，亦罕施苛法，至于江淮之北，则田主为一乡之长，而附近居民，宅其宅而田其田，名为佃人，实则童隶之不若，奉彼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视，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或视为定分，至于禾谷既熟，按户索租，肆求无艺，以扰其民，若输税逾期，则鞭棰之惨，无异于公庭，甚至夺其田庐，使之不得践彼土，稍拂其意，则讼之于官，官吏畏田主之势，必痛惩其身，或荡产倾家而后止。其田产尤巨者，则田主之下，另有征税之人，佃民于输租田之外，必兼有所酬，则所谓十分取五者，不过田主之正税已耳，征税之人所私取，又必五分而取二，则是农民终岁勤动，仍无以赡其身家也。日人某氏，谓中国北方，隐寓农奴制度，岂不然哉？
嗟呼，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劳动之人义务既重，权利转轻，徒手坐食之人，义务既薄，权利转优，而劳动之人，转制于徒手坐食者之下，是为人权之失平。畴昔之人，亦知此制之失公，力筹挽救之策，顾亭林谓当禁限私租，使贫者渐富，然此特妪煦之仁；颜习斋作《存治篇》，谓“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给一人，亦所不厌，王道之顺人情，必不如此。况一人而数百十顷，或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故欲复古井田之法，画田为井，使田有定分。弟子王昆绳[174]承之，作《平书》以论制田，谓欲制民产，当仿行收田之法，收田之策有六，一曰清官地，二曰辟旷土，三曰收闲田，四曰没贼产，五曰献田，六曰买田。又谓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为农，无得更为士、为工、为商，士、工、商不为农，不为农则无田，官无大小，皆不可以有田。军有田亦自耕，又为收田之制，画六百亩为一畺，中百亩为公田，上下五百亩为私田，十家受之，户分上、中、下，年六十则还田。夫王氏谓非农则无田，其说诚公，然分田以户为本位，不以人口为本位，一户之民，有多寡之殊，而受田之数则无异，名为均贫富，实则生贫富之差；且王氏之说果行，亦不过仅复井田之制耳。
然处今之世，非复行井田即足以郅治也，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若徒破贵贱之级，不能籍豪富之田，异日光复禹域，实行普通撰举[175]，然以多数之佃民，屈于田主一人之下，佃民之衣食，系于田畴，而田畴予夺之权，又操于田主，及选举届期，佃人欲保其田，势必曲意逢迎，佥以田主应其举，则是有田之户，不啻世袭之议员，而无田之人，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撰举自由之柄。远溯欧美，近征日本，地主之弊，罔不或同然，似公而实偏，因富而致贵，此其所以与公理相妨也。故豪富之田，不可不籍，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夫今之田主，均大盗也，始也操蕴利之术，以殖其财，财盈则用以市田，田多则恃以攘利，民受其阨，与暴君同。今也夺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此则仁术之至大者也。夫陈涉起于佣耕，刘秀兴于陇亩，邓茂七亦起自佃民，虽所图之业，或成或堕，然足证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世有陈涉、刘秀、邓茂七[176]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计日而待矣。
【出处】韦裔（刘师培）：《悲佃篇》，《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