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师在结论上互相矛盾，但在抽象思辨领域，执着于演绎而缺乏实证方面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一元逻辑运作的结果，而忽略了幽默的逻辑是二元复合逻辑错位的功能。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失落，柏格林强调了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动作的不一致，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其思想的一元逻辑同出一辙。正因为这些大师的权威，不一致（incon gruity）仍然是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核心范畴。也正是这样单一逻辑的不一致束缚了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发展。
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或逻辑的惯性，道理暂时讲不通了，可是，如果就在这条思路落空之时，另一条思路或逻辑又冒了出来，道理又讲通了，或者说又落空了。这时的笑就提高了层次，很幽默了。这种落空与落实的交替说明：幽默逻辑与通常的理性逻辑不同，它不是一元逻辑，而是复合逻辑，二重逻辑。这种二重逻辑的交错，是违反理性逻辑的基本要求——概念和思路的一贯性，或者叫作“同一律”。
康德、叔本华和柏格森都注意到了内容歪曲的“不一致”的方面，忽略了错位模式上的交合。
形式上的密合和内容上的悖谬
这里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幽默逻辑的严密性是错位模式上的严密，在内容上是不能拘泥的。哪怕它是荒谬的，只能在模式一点重合，荒谬的程度越大，幽默的效果越是强烈。关键不在于内容上荒谬的程度，而是推理模式密合的程度。
有个新疆阿凡提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脚夫在一家客店吃了一只鸡，店主人后来要他百倍地偿还，理由是鸡能生蛋，蛋能孵鸡。
这自然是一种歪理，内容上绝对荒谬：蛋固然能变鸡，但煮熟了母鸡就不能生蛋，即使别的鸡生了蛋再孵，还要人工、饲料，要许多成本，才能“变”成母鸡。但是运用幽默技巧推演——第一，不能直接从内容上去反驳对方；第二，不能从形式上去指出对方的漏洞，恰恰相反，要把对方的片面的逻辑模式接过来，成为自己推理的错位模式：
阿凡提就是这样做的，他自告奋勇替脚夫打官司。到了那天，阿凡提故意迟到，法官追问原因，阿凡提说：“我明天就要种麦了，可是我的麦种还没有炒呢！”法官骂他疯了。他说：“既然炒熟的麦种不能种，难道吞下肚的鸡还能下蛋？”阿凡提的成功在于：抓住对方的话头，不管它多么荒谬，不合事实，都不去反驳它，而顺着它的逻辑模式往下推，设计出一个与对方模式相同的荒唐因果来。
我在《你会幽默吗》中曾经说过，“幽默与逻辑荒谬成正比”，只讲了一个片面，现在看来要发展一下，应该说幽默与逻辑的错位的幅度和模式的巧合的严密度成正比。
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在一条逻辑线上导致荒谬，让逻辑离开本来的思路并不太难，严峻的考验是在错位之后又让二重逻辑的模式在某一点上严密地巧合起来。二重逻辑，顾名思义，我们常把它当成两回事，其实它是一回事。关键是在一个交叉点上联系两个方面：有这样一个外国故事：父亲在房间里吹气球，把每一个都吹得圆鼓鼓的，在房间里飘浮着，他吹到最后一个时，已经精疲力尽，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但他还是吹。一般地说，我们怎样想象他这样做的后果呢？无非是吹完了，他趴下了，满脸通红，得了心脏病。这有点怪异，但还不够荒谬，如果说，他把肚肠都吹出来了，这够自由了，但是不但不幽默，反而有点可怕了。按照大幅度的逻辑错位和精致的逻辑模式交合的原理，有一个外国幽默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肚子里的气都吹完了，成了真空了，球里的气自动倒回他肚子里，他自己变成了个气球，在屋子里漂浮起来。
这里不但有一个逻辑上导致荒谬，气球不管吹得多鼓，肚子不管多瘪，都不可能倒回肚子里去。但是光有单方面的荒谬还不能构成幽默，还得有个交合的错位模式。气流倒回来把肚子变成了气球在房间里飘浮起来。这个肚子的形状、功能和气球的形状、功能交合了，也就是非常偶然地，非常意外地重合了。这个巧合和前面的荒谬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这个交会就不可能形成逻辑错位，对听者的刺激量就不够，幽默的潜在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会受到窒息。所以善于幽默的作家一般都把两手结合起来，一手就是逻辑尽可能地“正”，尽可能在逻辑错位模式上密合，而不管内容有多悖谬，歪打正着。
但是这种交合的模式的发展方向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全部的可能性，对同一个模式，思路灵活的艺术家能在别人已经发现过错位方向以后，发现新的错位方向。有一幅漫画同样是画吹气球，吹气球吹到肚子瘪了，还吹，其结果是气回到肚子中，肚子鼓起来，最后肚子竞象气球一样爆炸了，而气球却安然无恙。
这幅漫画的构思与上述故事模式相类，关键在于肚子与气球在形状与功能上的相似，但效果却极不相同。
逻辑错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从一条逻辑线向另一条逻辑线过渡时，是不能公开的，而是自然的，隐蔽的。没有隐蔽的过渡，读者的心理预期就不会失落，微笑中的顿悟也就无以寄寓，幽默感也就不会产生。有一部喜剧电影叫做《意大利的草帽》，说是有一顶草帽被马吃了，只有巴黎才能买到同样的草帽，人们就不惜代价去弄，每当快要到手时，草帽总是不翼而飞，主角、配角，东奔西颠的，都失败了。后来却偶然地在客人的礼物中发现了一顶相同的草帽，总算解决了问题。
这个结尾得力于草帽的交合，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模式，不过这个模式是一个道具，正是这个道具成了情节的动因和结果。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草帽已不是原来的草帽。如果草帽就是原来那顶，原封不动，模式的巧合的严密度就更大了，也就更能促使惊奇和惊喜的自然会合。
契诃夫有一篇短篇小说和这个模式类似，叫做《艺术品》，其情节核心是一个道具——裸女花瓶。有一个卖古董的太太，孩子得了一种疑难病症，被一位医生治好了。老太太感恩图报，正好收购到一只裸女形体的花瓶，十分精致，便拿去送给了医生。医生自然很喜欢，但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看了会显尴尬，乃转送一位当律师的朋友。这位律师也觉得，在客人面前有伤大雅，又将其送给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也不敢放在客厅里，就把它卖给了古董店，店主恰恰就是那位太太。老太太觉得与她原来的送给医生的那只乃天生一对，送给医生岂不锦上添花？当她的儿子把花瓶送到医生家时，医生却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裸女花瓶在二重逻辑错位中比之意大利的草帽更为严密，不仅仅是交合，而且是重合，因而幽默感更强了。
这是一个规律：模式的重合胜于交合。所以在幽默方法中有一格：叫做歪打正着，起初是越打越歪，可是只要模式严密交合，到了后来却变成了越歪越正。
追求严密的错位模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肤浅地了解幽默原理，而是驾驭幽默的错位模式。两条思路甚至多条思路各自独立存在，这是二元逻辑的自发的天然的状态，没有幽默感。要幽默就得把两条思路弄到一起来，奥妙全在找到严密的交错模式。
西方有一则幽默故事说，一个总统觉得他的演讲特别重要，要求电视台把他的演讲安排在精彩的节目之间。讲完以后，他问有关人士，听众对他的反应如何，有关人士答：“非常满意，人们说，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大家就都没有机会上厕所了。”
这里的“非常满意”，就是两条思路的交错点。它适合于两种思维的走向：第一种，对总统的演说无限赞赏；第二种，对总统演说前的精彩节目无限赞赏，以致连上厕所都舍不得，只有在总统演说的插入，导致电视节目中断，人们才舍得去厕所轻松一下。
这个故事比小学生做算术的故事更幽默一些，意思更大一些，更深刻一些，在逻辑结构上更紧凑一些。在“非常满意”中包含非常不满的暗示，在一方面落空和另一方面落实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瞬间的事，总统演说的好处（提供上厕所的机会）同时也是坏处（人们根本不愿意听），在那短暂的一刹那，读者或者听者的思路就经历了落空的困惑和落实的顿悟双重冲击，这种逻辑的交错逆行对情感和智能的冲击力，本来就比单纯逻辑的强，何况又是在几乎同时发生的。
有一条相当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越是把两条思路压缩在接近的、甚至相同的词语中，幽默的意味越是深长，最好是那种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例如，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有一次遇到他的一个朋友带着一位女郎，说是刚刚订婚，康德表示惊讶，那个朋友说：“你惊讶我的选择吗？”康德说：“我惊讶的是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