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一个点子上着迷，再以一种链锁结构把迷误推到极端并不是一切真痴真呆都能构成幽默，也不是一切真痴真呆的幽默有同样的水平。
要使真痴真呆显出奇趣，起码得设法使其傻言蠢行，导致显而易见的荒谬。荒谬有结果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导致荒谬的过程，要让读者看到荒谬的前因和后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如何被一步又一步，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地被歪曲的。
要找到一个荒谬的前提已经很难，难就难在它虽然是荒谬的，但是在故事中人物却是很真诚的。如果他不真诚地信守虚假的前提，就不是真痴真呆了。
清朝程世爵编的《笑林广记》中有一个《瞎子吃鱼》的故事。说是一群瞎子打平伙吃鱼，鱼少人多，只好用大锅熬汤。鱼都蹦在锅外面去了，瞎子也不知道。他们都没吃过鱼，不知鱼的滋味，大家围在锅前，喝着清水汤，齐声称赞：“好鲜汤！好鲜汤！”鱼在地下蹦到一个瞎子的脚上，这个瞎子才大叫起来：“鱼不在锅里！”众瞎子感叹起来：“阿弥陀佛，亏得鱼在锅外，若是真在锅里，我们都要鲜死了。”
明明是清水汤，没有鱼，瞎子却在称赞：“好鲜汤。”这是这个故事荒谬的前提。这自然是一种夸张的幻觉，但也不能完全胡吹，也得有点儿根据，于是作者把吃鱼的人设计成瞎子，让他看不见，又特别说明他们从未吃过鱼。如果没有这两点，这个前提就不能成立了。前提不能成立，以下故事的逻辑基础就垮了。
这个基础的真正荒谬之处是一种错觉，一种主观的着迷，而不是自我欺骗，因为这是真诚的。正因为这样，它着迷得很有趣。
但是光有这么一点儿着迷，效果还很有限，还不够劲。还得让效果放大一下，让瞎子的逻辑荒谬更强烈一些才成，于是便有下面的高潮，原来不知无鱼，觉得鲜，还情有可原，现在明明知道没有鱼，鲜的错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引出了没有被鲜死的庆幸。
这种幽默的生命，不但在于人物在一点上着迷，而且在于不管怎样走向极端，着迷点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增强。
一点着迷和导致极端，是构成这类幽默的两个关键。
在古代好几本笑话书中都有刘伶嗜酒，其友（或妻）答应让他醉个够，乃以缸蒸酒，酒成推其于缸中，盖之。过了三天，听不见缸中动静，以为刘伶这下满足了。打开缸一看，刘伶醉醺醺地坐在酒糟上，半天才把头抬起来说：“你说要让我醉个够，却让我坐在这里闲着干什么？”
嗜酒是一种着迷，这并不幽默，幽默产生于迷至极端乃生幻觉。明明浸入酒缸三天把酒喝完了，还觉得没有喝。
在通常情况下人皆可能着迷，但条件稍有变化人们就自己明白了，也就是悟了，但于幽默之道则不然。
一点着迷属于真痴真呆之法，其中效果最强烈者，原因是迷而不悟，即使迷到极点仍然不改其迷。
冯梦龙所作《雅谑》中创造了一个真痴真呆的“迂公”形象，以一点着迷至极端而不悟为特点。
迂公家中收藏着几张宋朝的纸，恰逢有一个有名的书画家从外省来，有人就建议迂公请这个有名的书画家在迂公名贵的纸上留下笔墨。
迂公说：“你想糟蹋我的纸吗？我收藏宋明的纸，当然要等宋朝人来画。”
身为明朝人而等待在明朝以前几百年的宋朝人来画，实际上是把未来当成了过去。这个迂公太着迷于宋朝的纸了。
有人告诉迂公说：“马肝很毒，能毒死人。”迂公不相信，笑起来说：
“胡说八道，肝在马肚子里，马为什么不死？”这个人和他开玩笑：“马活不到一百年，原因就在肝。”迂公恍然大悟。正好他家中养着一头马，就剖开马肚取肝，马当场死了。迂公把刀扔在地上叹息说：“一点儿不错，马肝非常毒，把肝拿掉，马还活不成，何况是留在肚子里！”
这类故事是迂公故事中幽默感最强的，原因是既有一个着迷点，又有一个极化点，极化点把着迷点的荒谬性大幅度地强化了。开头问马肝在马肚里，马为什么不死？这样的问题已经很荒唐了，最后，杀马取肝，居然得出“拿掉还活不成，何况留在肚中”的结论。这里是反问求因造成的怪诞，不过这里的原因，不是一般的反向，而是反向的极端。不把着迷点推向极端，荒诞的效果便多少有些逊色，试将此故事与另一个故事比较：
迂公家屋子漏了，连忙请来瓦匠修理，折腾了好久，才修好了，恰逢天高气爽，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迂公一天到晚看着屋顶叹气说：“运气真不好！才修了屋子，便不下雨了，岂不白费了工夫！”
这自然也荒唐可笑，也是一点儿着迷，但是没有一个把这个着迷点导向极端的链锁结构，因而多少有点儿平淡。
不过，不管这类故事有无链锁结构，其基本趣味都是温和的，所表现的大体都是善良者的糊涂，至多是愚昧，其可笑处多于可恨处，其可怜处多于可卑处。大体上说这等幽默适于调侃而不适于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