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出人意料地把毫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的本领，既要模拟得像又要走样得绝
柏格森在他研究笑的经典性著作中曾经指示过一种产生笑（滑稽）的方法，那就是移置。例如，把主人比较高雅的行为和语言移置在仆人身上。一般的移置不一定能产生笑，只有走样的移置才能产生笑。一切语言和动作都是与当时的具体情境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把其中的一个动作或语言孤立地抽出来，移置到另一个不相同的情境中必然就有某些因素与之不和谐而显得怪异。原来庄严的可能变得邪昵。把文言的书面词语用之于日常交往就有这样的效果，如《镜花缘》中写一个酒保问客人要多少酒，不用口语而用文言说：“要酒一壶乎？要酒两壶乎？”
就显得很滑稽。之所以是滑稽而非幽默，原因是酒保并非故意把古文中的书面雅语移置到生活中来，而是由于习俗使然。如果是故意为了调笑，为了讽刺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说话总是不必要地酸文加醋的，就可能有幽默的意味了。
构成这种幽默的效果有一个条件，即那原本的语言和情境是大家熟悉的，一旦移置新义就与原义的形成对照，产生不协调之感。如果不熟悉就不可能产生对照和不协调之趣。比如19世纪德国幽默作家利希特尔这样描写日出：“天空由黑转红，好像一只正在炒着的龙虾。”如果读者不熟悉德国作家描写自然景色的文雅语言，就不会感到用这样不雅的语言来形容大自然风景有什么不协调之处。
因而要创造出这种不协调的对比效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选中一种人所共知的语句，加以走样的模拟，以便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协调的对比。
苏东坡有一次与朋友刘贡父在一起小饮取乐，引古人的语言互相戏谑。刘贡父年纪已老，且又苦于风疾，苏东坡和他开玩笑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大风起兮”暗示刘贡父的风疾。可能风疾发作时刘贡父脸上有痛苦之状。苏东坡这两句是模拟汉高祖刘邦的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原诗是很有名的，气魄宏大，情感豪迈，而经苏东坡改了几个字用来形容刘贡父为风疾所苦的衰老之状，不论在描绘的对象上还是情调上都绝然不相协调，这本来是滑稽的效果，但由于是用来嘲弄自己颇亲近的朋友的，有一种亲昵的幽默意味。柏格森说：把庄严和亲昵这两种笔调一加移置就可以取得极大的效果。
《万历朝野获编》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有一个文人学士丢了貂皮耳套，到了冬天，很恼火。与他同榜登第的朋友模拟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嘲弄他。
贼人已偷帽套去，（原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原文：此地空余黄鹤楼）帽套一去不复返，（原文：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头十载光油油。（原文：白云千载空悠悠）寒眸历历悲燕市，（原文：晴川历历汉阳树）短鬓凄凄类楚囚。（原文：芳草凄凄鹦鹉洲）九十春光何日至？（原文：日暮乡关何处是？）胸包权戴使人愁。（原文：烟波江上使人愁。）模拟的要诀在于出人意料地把毫不相干的事扯在一起，内容越是风马牛不相及越好，距离越大越能引起惊讶。幽默的诀窍还在于使不相干的东西突然相干起来，因而得有一个纽带，模拟之所以需要，首先在于它的相似性可以作为桥梁，使不相干者相干，因而模拟在形式上则越是接近，越有幽默的效应。原因在于越是接近越能引起读者对原文的联想和回忆。故上述这首诗只更改了不得不改的描述对象，其他则尽可能地模仿，包括句式和重叠词的运用，即使内容半通不通也要把句法和词法的相似性体现出来。
走了样的模拟使原诗中非常高雅的抒情变成了非常滑稽的讽刺。全部的诀窍在于既要模拟得像，又要走样得绝，才能产生反讽的效果。
有时模拟反讽不仅仅限于语言，还包括音乐。把一种音乐曲调原封不动，而把歌词改成完全不相干的，也可能产生反讽效果。我们经常听到调皮的孩子或发牢骚的青年用这种方法表达他们对某一现象的不满。
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文艺晚会的一个喜剧小品，把《红高粱》主题歌的调子拿来配上不伦不类的“换大米……”的叫卖，赢得满堂喝彩。
单纯的模拟的特点，保持整体结构不变，只改变其中一部分词语，或者完全保存其曲调只改变其歌词。有时，内容较为复杂，就不能局限于部分的改动，也有可能作必要的增添。但这时，原文必须有相当完整的保存。否则，相去太远，读者无法引起对原文的回忆和联想。
《万历朝野获编》中记载了一系列这类的材料，嘉靖年间，有些有地位的人倒了霉，就有人引用古语不伦不类地反其意而讽之。有一位姓汤的秀才出身的通判罢官归来穷得要命，就说：“书中自有千锤粟，汤通判家啜薄粥。”有一位姓赵的，曾在朝中为官，因占了寺院的地基被和尚打了，于是就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赵主事被和尚打得哭”，有一位姓陈的及第后请假归家，与一徐姓妇女通奸，并与她商量谋杀亲夫，发觉后，被砍断了一条腿，于是就这样说：“书中有女颜如玉，陈进士被徐秀才刖（砍）了足。”有一位钱举人很穷，买不起车马，走路又跛，便这样说：“书中车马多如簇，钱举人独身去踟蹰。”以上第一条是讽刺人穷的，第四条是讽刺人的生理缺陷的，都显然品味不高，有损幽默的宽厚，作者思想境界甚低。二、三两条没有这样的毛病，是讽刺不道德行为的，但也是滑稽而已。原因是太直白了，很不含蓄。我们所以引用这些，不过是说明：一种文雅的正剧风格，与一种通俗的甚至是恶作剧的语言风格直接联系在一起很容易造成不和谐的怪异感。
有人模拟《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另编了一段唱词用以讽刺不正之风。原文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戚也不相认，可他比亲戚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改编后的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私事不登门，虽说是，也有亲眷也有生人，可他比办公还要热心。群众和街坊，人人很气愤。这里的奥妙我也猜出了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为私的心。”
这样当然内容上积极意义较大了，但是看起来幽默的味道并不很浓，原因是太不含蓄了。幽默除了要求有某种怪异感外，还得比较曲折，不能把什么都讲得明明白白。讲白了，对方就没有在曲折的暗示中被诱导，被启发，最后产生顿悟的乐趣了。
太过明白的教训意义是枯燥的，损害人的刻薄是低级趣味的。幽默家正是在排斥这两种倾向中显示出自己高尚的情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