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创造一种上下文使一个词义发生临时的变化吗？
构思幽默语言或故事时，对于日常使用的逻辑规范不能太拘泥，因为逻辑是理性的思维规律，而理性并不是人的思维的全部，人在思维过程中还有情感在起作用，情感的思维自有另一套规范。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这两套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奥秘。
偷换概念就是情感思维的一种奥秘。幽默大师们在进行偷换概念时，除了用一语双关的办法以外，还使用一种促使语言的意义发生暂时变迁的方法。这种变迁的特点与一语双关不同，一语双关的语义并没有发生临时的变化，而语义暂变则使语词在特殊的上下文中发生新的特殊的意义。
如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一种对广大干部进行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的方法叫做学习班。这种学习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问题比较严重的，即使晚间也不能回家，一种是问题不太大，态度又不那么顽固的，则白天“学习”，晚间可以回家。对于这样的形式，受迫害者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以嘲弄的态度处之。作家王西彦有一次在报告中提到当时他们都进入了这样的学习班，有时朋友们互相询问情况，他们不愿用通常的语言说明他们在何种形式的“学习班”之中。如果是在晚上不可以回家的，他们称之为“全托”（托儿所的一种形式），如在晚上可以回家的，他们则称之为“日托”（托儿所的另一种形式）。本来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进托儿所是幸福的、自由的，可进入这种“学习班”则是受迫害被侮辱的。但这并非词不达意。这是因为“日托”和“全托”在这样的具体语言环境中发生了临时的变异，用来描述这种特殊的可怕的丧失人身自由的政治待遇，而原来的关于托儿所的意义并没有丧失，二者形成了反差，不协调，表示了作家们既无可奈何又相当超然的心情。这种超然心情的表达则是原来字眼儿所没有的。有一个当年遭受迫害的“右派”，在平反以后，谈他在戴着右派帽子时找对象的困境。许多姑娘一听他是“右派”就掉头而去。以后他与任何一个姑娘相见时都先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我是‘右派’啊！”如果对方一听就跑，那就算了。如果她不害怕，那就可以“研究，研究”。一出口，就引起了笑声。为什么呢？因“研究研究”本来适用于科学技术或者行政工作，大词小用，在新的上下文中，这个词产生了一种临时的意义与原来的意思，形成反差，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中的一种豁达的自我调侃的心情。
将一个在固定范围内才适用的词语自由地转移到非适用范围中，造成词义的错位以表达一种特殊的情致，是形成幽默感常用的办法。要获得这样的修养，就得对词语的含义有高度的敏感。不但对词语的通用意义（用词汇学的术语来说：中心意义）而且对词语的引申意义、联想意义，也要有高度的敏感。这本来是一般文学家所必备的修养。比如说，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打比方。打比方有个窍门那就是要很贴切。这个贴切就包括语词的引申义，联想义的贴切。比如说你可以把一条新开的笔直的小河比作琴弦，因为琴弦和新开的小河一样直，可是你不能把小河比作同样笔直的木棍。这是因为琴弦可以使人联想到音乐，与小河有流水之声的联想相契合，而木棍的坚硬与小河流水的柔软的联想不相容。作为抒情的比喻来说把小河比作琴弦是艺术的，但毫无幽默感。在特殊的上下文中，如在相声中，在喜剧的丑角口中把小河比作木棍，则可能有幽默感。因为幽默感正是产生于联想意义与特定的上下文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可以说明，幽默与抒情是两路功夫，在处理词语的联想意义时，二者是背道而驰，又是各得其所的。正因为这样，幽默家是要有点儿怪才的，他所追求的正是对词语的联想意义的不恰当运用，在联想意义与上下文不相契合中施展他的才华。
我国古代有一个幽默故事。说是有一个姓朱的财主，很想表现得文雅一点儿，他对新来的小猪倌说：“记住我家的规矩，不准你说话时带朱（猪）字，叫自家老爷好了。平时说话要文雅一点儿。例如：吃饭要说用餐、睡觉要说就寝，生病要说患疾，病好了要说康复，人死了要说逝世，犯人砍头要说处决”……
第二天，一头猪得了瘟病。小猪倌慢悠悠地对财主说：“有个‘自家老爷’‘患疾’了，叫它‘用餐’，它不‘用餐’，叫它‘就寝’，它不‘就寝’，恐怕难以‘康复’了，不如把它‘处决’了吧！”
姓朱的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猪倌见状，接着说：“要是不想‘处决’，就让‘自家老爷’‘逝世’也好。”
这个故事中的老爷为了装得风雅一些，要求放猪的小孩子不用日常口语词汇，而用非常雅致的书面语词汇。一般地说这两种词汇的中心意义是相同的，但是其联想意义和适用范围是大不相同的。书面语词汇适用于庄重的文雅的场合，一般是与高级官员和文化水平相当高的文入学士联系在一起的。可是被小猪倌用来描述一头猪的病情，就使书面语词汇中隐含的高贵文雅的意义与他所描述的下贱的对象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点由于“自家老爷”代替了猪而显得更加弄巧成拙。由于一系列的词义的变迁，层层递加，使本义和临时变迁义之间的反差成了一个系统，因而显得特别夸张，这时的幽默已突破一般的轻喜剧的范围，而且有闹剧的特点。
词语的本义与临时变迁的意义误差越大，喜剧性越是强烈。拉开词语意义的误差距离是幽默家的一项基本功。在所有词义变迁中，幅度最大的是同音词。因为同音词不但引申义不同，而且连中心义也不相同，二者之间粘连的不过是语音。
传说古代吉州有一位举子赶考，为了让自己与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拉上关系，便高举着一个牌子，上书：“庐陵魁选欧阳伯乐”。有人便献给他这样几句诗：
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
由于“不识‘修’”，与“不识羞”同音而临时产生了语义变迁，构成二者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喜剧性。由同音词构成的幽默的妙处在于语义反差比一般同义词大，反差越大心理预期的落差越大，效果愈强烈，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起码得在语音上要巧妙地，哪怕是偶然地相同。
如果连在语音上一点儿共同性都没有，不是说他不识羞，（不识“修”）而是去骂他不要脸，那就一点儿幽默都没有了。
构思这种语义变迁的法门是找到语音相同的环节。有了这个相同的环节，拉开语义的距离就不成问题。
据说，清代末年李鸿章有个远房亲戚，不学无术却去参加科举考试，试卷到手，不能成文，焦急之余，想在试卷上写上“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之亲戚”，又不会写“戚”字，竟写成了“我是李中堂大人之亲妻。”
主考官阅后，批道：
“所以我不敢取（娶）。”
由于取考生的“取”与“娶”同音，就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到了一起，同音产生了一个链锁递进的演绎过程，先是“戚”与“妻”同音，产生词义反差，跟着产生：“取”与“娶”同音，又派生出另一词义反差，而这个不娶正好又与草包考生希望相反，在这样一个简短故事中就包含着双重复合的误差，使读者多次的预期失落，又多次在失落中偶然地重新升华。
此类幽默要领在于谐音成趣，如果在语音上不太相谐，共同性薄弱，就要减少听者的心理预期的失落和升华的自然的程度，而产生某种做作感或者强制感。例如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文艺晚会姜昆与加拿大留学生合说相声。加拿大留学生用英语向观众祝贺新年，姜昆自吹懂得英文，翻译成完全不相干的意思，语义相去虽然甚远，但幽默意味并不强，原因是姜昆所译汉语与加拿大留学生所说英语在声音上并不太相谐，观众的心理期待失落之后，无法借语音重新在偶然的相合中有惊喜的发现。
语音相谐和词义暂变是相反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二者互相制约，相得益彰。
由于语音相谐纯属偶然，所以这类幽默虽然喜剧性较强，但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很深刻的内容。例如，有一个富翁请客，酒席倒也丰盛，但有一盘发臭的鳖和一些又酸又涩的生梨子。席上有个读书人套用了两句古诗道：“世上万般愁古事，无过死别（鳖）与生离（梨）”一座大笑。这也是同音异义。但是临时产生的新义“生离死别”与现场情景没有什么联系，因而纯属调笑性质，没有什么更可以使人心灵升华的，有耍贫嘴之嫌。如果同音词语于现场情景和社会情景有所讽喻则不同了。《时兴笑话》有一则：
一猴死见阎王，要求转世为人。阎王说：“要做人，得把你身上毛拔光才成。”就让夜叉去拔，才下手，猴子连声叫痛。阎王说：“你一毛不拔，也要做人？”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点出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人，可一看就知是讽刺为富而吝啬的人的。语义有了讽喻，就不纯粹是耍贫嘴了。
这种同音异义的幽默在西方国家也很盛行。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名叫荷格，是一名惯匪。法院正对他起诉，看来非判死刑不可。他来请培根救他一命。他的理由是“荷格（hog，意为猪）和培根（Bacon，意为熏肉）有亲戚关系”培根笑着回答说：
“朋友，你若不被吊死，我们是没法成为亲戚的；因为猪要死后才能成为熏肉。”
培根这样回答比断然拒绝要好得多了。原因把两个人的同音异义的名字用来构成一种临时的因果关系，恰恰与培根所要说的（他要判死刑）相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