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桓公十年，虢公向周桓王进谗言，说自己的大夫詹父的坏话。但是詹父是有理的，于是周桓王就讨伐虢国，把虢公赶到了虞国。
针对虢公和詹父君臣之间的诉讼，东莱先生站在儒家道德观念上，认为臣子如果和君主争讼，首先就是不对的了。这就像儿子见证父亲犯罪一样的大逆不道。
“原文”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胜理，理不可胜分。不幸而听上下交争之讼，宁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万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寻丈[1]，亦何为而不可哉？呜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2]也。
虢公谮其大夫詹父于桓王，詹父有辞，王为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过曰：“虢公虽曲君也，詹父虽直臣也。桓王之失，不当以曲直之理废上下分耳。”其罪桓王则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则非也。数传而至于襄王。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3]，而请杀之。襄王曰：“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为臣杀其君，将安庸刑？”襄王之意，岂非欲矫桓王之失乎？所谓“君臣无狱”者，固可以为万世训。至若“元咺虽直”之一语，犹未免堕世俗之见也。苟如襄王之说，是元咺之理未尝不直，所以不可听者，恐乱君臣之分焉耳。
“注释”
[1]寻丈：寻和丈都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2]滋不服：更加不服。滋，更加。
[3]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事在僖公二十八年。
“译文”
委屈天下的道理，来伸张天下的名分，这算不上善于持守名分。世上持守名分的人，都说名分可以胜过道理，道理不可以胜过名分。如果不幸要断决上级和下级的诉讼，宁可是下级受到贬抑，也不应当是上级受到凌辱。所委屈的，不过是一个人的道理；所伸张的，却是万人的名分。委屈的是一尺一寸之短，但伸张了寻丈之长，这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呜呼！名分固然是不可以委屈，但道理就可以委屈吗？难怪人们会更加不服气。
虢公向周桓王说自己大夫詹父的坏话，詹父讲了道理，周桓王于是讨伐虢国，把虢公驱逐了。因臣子而驱逐国君，本来就应该谴责。但是人们怪罪周王，不过是说：“虢公虽然理亏，但毕竟是国君；詹父虽然有理，但毕竟是臣子。周桓王的过失在于，不应当用有理和无理来废弃上下的名分。”责备周桓王是对的，但责备周桓王的理由却是不对的。（从周桓王）传了几代，到了周襄王。晋文公因为元咺而把卫侯拘捕了，并且请求杀害卫侯。周襄王说：“君臣之间是没有诉讼的。如今元咺虽然有理，也是不可以听信的。为了臣子而杀害国君，那么刑罚还有什么用？”周襄王的意思，难道不是想矫正桓王的过失吗？所谓的“君臣之间没有诉讼”，固然可以作为万世的格言。至于“元咺虽然有理”这句话，还是未免堕入了世俗之见。如果像周襄王那样说的话，那么元咺不是没有理，之所以不能听信他，是因为害怕君臣之间的名分乱了而已。
“原文”
有所谓理，又有所谓分，是理与分判然二物也。舍理而言分，是分孤立于理之外。分孤立于理之外，则分者，特一虚名耳。天下之乱臣贼子，岂虚名所能束缚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于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虽直，姑为名分屈。是导之争也。彼亦安能郁郁受屈，久为虚名之所压乎？必将不胜其忿，决坏名分而不暇顾。是吾之持名分，适所以丧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独立，理不虚行。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岂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证父[1]者，先有证父之曲，不必复问其所证之事也。弟之紾兄[2]者，先有紾兄之曲，不必复问其所紾之由也。臣之诉君者，先有诉君之曲，不必复问其所诉之辞也。
“注释”
[1]子之证父：我国向来以孝道治天下，所以如果父亲犯了罪，即使儿子知道了，也应当为父亲包庇，更不应当去作证，否则即是不孝。
[2]弟之紾（zhěn）兄：紾，扭，扭转。见《孟子·告子下》：“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译文”
有所谓的道理，又有所谓的名分，这样是把道理和名分截然分为两种东西。舍弃道理来说名分，这样的话，名分就孤立在道理之外了。名分孤立在道理之外，那么名分就只不过是一个虚名了。天下的乱臣贼子难道还会被虚名而束缚吗？人情所容易感到不平的，莫过于有理却受到委屈。现在却告诉你，虽然有理，你姑且要因为名分而受委屈。这是把人引向竞争的境地。他们怎么能抑郁地接受委屈，长久地被虚名压抑呢？必定会无比愤怒，崩决破坏名分，无所顾忌了。这样，我持守名分，却恰好使名分丧失了。君子说到名分必定要联系到道理，论述道理必定要联系到名分。名分并不是独立的，道理也不是虚假地存在的。获得就一起获得，丧失就一起丧失，难道冒犯了名分却不冒犯道理吗？儿子去证明父亲犯罪，首先儿子证明父亲犯罪，这就是无理的，不必再询问他所见证的事情了。弟弟扭着哥哥，首先弟弟扭着哥哥，这就有罪过，不必再问他扭着哥哥的原因。臣子控诉国君，首先臣子控诉国君，这就是无理，不必再询问他控诉国君的理由。
“原文”
当詹父、元咺未诉君之时，其理固直；既启诉君之口，则已陷于滔天之恶矣，尚安得有所谓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诉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诉卫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从而治之，亦治所当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复何所屈哉？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则二人者，释然内省其理之曲，没齿[1]无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当时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诉其君者，必以谓诉所以求直，今诉君而反变为不直，曷若不诉以全吾直乎？劳而不怨，虐而不叛，益所以彰[2]吾之直也。又推而二之，则知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臣之理虽直，其敢自谓直以加吾君乎？蚤朝[3]宴退，战战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尽臣道而已。为人臣者皆怀是心，虽极天地，穷古今，安得有犯上之衅耶？
惜夫！桓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尽，此分与理所以终离而不可复合者也。后之为治者，非合分与理以为一，亦安能洗犯上之习而还于古哉？
“注释”
[1]没齿：牙齿掉光了，指代终身。
[2]彰：彰显，显示。
[3]蚤朝：同早朝。
“译文”
当詹父、元咺还没有控诉他们国君的时候，他们固然是有理的；等到开口控诉国君，那么已经陷入了滔天的罪恶了，怎么还算得上有理呢？这样，詹父是有理的，但因为控诉虢公而变得没有理了；元咺是有理的，但因为控诉卫侯而变得没有理了。这两个人已经没有理了，我接着惩治他们，这也是应当惩治的。他们本来就没有道理，又有什么委屈可说的呢？周王如果照此来定罪，那这两个人就会豁然反省自己没有理，终身都不会有遗憾了，不仅仅是可以使这两个人心服，凡是当时诸侯的臣下，那些想要犯上而控诉国君的人，必定会认为控诉是为了求得有理，现在控诉国君反而变得没有理了，怎么比得上不去控诉国君以便保全我的有理呢？劳累而没有怨恨，被虐而没有背叛，这更加显示了我是有理的。又推广开来从两方面说，那么就知道了君臣之间，来就不是计较有理无理的地方。臣子虽然有理，怎么敢自认为有理而处在国君之上呢？早朝晚退，小小心心，从上面来说，我不知道国君是无理的，从下面来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有理的。我所知道的只是尽自己的臣道而已。作为臣子的人，如果都怀有这样的心，那么即使是天地古今都穷尽了，怎么会有犯上的衅端呢？
可惜啊！周桓王对此昏昧而不知道，周襄王知道一些却不全，这就是道理和名分终究分离而不能再合到一起的原因。后来当政的人，如果不把名分和道理合到一起，又怎么能洗刷不犯上的习性而返回到古朴的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