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请释泰山之祀（隐公八年）虢公作卿士于周（隐公八年）郑伯以齐人朝王（隐公八年）郑伯以王命讨宋（隐公九年）羽父会郑伯伐宋（隐公十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隐公十年）王与郑人苏忿生田（隐公十一年）郑伯以璧假许田（桓公元年）王伐郑（桓公五年）
“左传背景”
隐公六年，郑庄公前去朝觐周桓王，可是周桓王却不以君臣之礼接待他。周公对桓王说：“周室东迁，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好好对待郑国以鼓励后来的人，还恐怕人家不来，何况不加礼遇呢？郑国不会再来了。”
起初，郑桓公（周宣王的母弟）接受封爵的时候，按规定有协助天子祭祀泰山的义务。鲁隐公八年，郑庄公请求免除对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祭祀泰山的祭田祊地来交换祭鲁国在许的土地。三月，郑庄公派大夫宛将祊地还给鲁国，表示不再祭祀泰山了。
隐公八年夏季，虢公首次出任周天子的卿士。
同年八月，郑庄公陪同齐人朝见周桓王，《左传》评论说：“这是合于礼的。”
隐公九年秋天，郑国用周天子的名义，来鲁国通知攻打宋国的事情。
隐公十年夏天五月，鲁国的大夫羽父会同郑庄公发兵攻打不朝觐天子的宋国，攻下的土地都归属鲁国，当时君子评论说，郑国国君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懂得治理政事的本体。
同年，蔡人、卫人、郕人没有奉天子的命令，讨伐宋国。
隐公十一年，周桓王在郑国取得四块土地，而把王室叛臣苏忿生的十二块土地赐给郑国。由于这件事的发生，当时的君子责备周王将自己不能保有的土地送给别人，违背了德政和礼节，从而失掉了郑国。
桓公元年春，鲁桓公继位，与郑国重新修好。郑国请求重新祭祀周公和完成祊田的交换。桓公答应。三月，郑庄公用玉璧来交换许田，目的是获得祭祀周公的鲁国的祊田。
桓公五年秋天，周桓王率领诸侯征讨郑国，郑庄公率军抵抗并大败周军。战争中，郑国的将军视聃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但他还可以指挥军队。视聃请求郑庄公下令追击周桓王，郑庄公反对说：“一个仁德的人，凡事都不愿高居人上，又怎敢欺凌天子呢？如果我们能自救，使国家免于倾覆，就足够了。”因此，当夜郑庄公派祭仲足前去慰劳周桓王，并安抚周王左右的臣僚。
“原文”
君子之论事，必使事为吾用，而不使吾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当论者，不胜其多也。苟见事之难者，亦从而谓之难；见事之易者，亦从而谓之易。甚者，反迁就吾说以就其事，岂非为事所用乎？
“译文”
君子评论事情时，必定使事情被自己支配，而不使自己被事情所支配。从古到今应当评论的事情，多得不可计算。假如见到事情困难就也随着说难，见到事情容易就也随着说容易，甚至为了迁就某件事而改变自己的学说，这难道不是被事情所支配了吗？
“原文”
所贵乎立论者，盖欲发未明之理，非徒议已见之迹也。若止论已见之迹，是犹言火之热，言水之寒，言盐之咸，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于吾说乎？惟君子之立论，信己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于事，见在此之事，则得在彼之理，见在前之事，则得在后之理。众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独知事外之理焉。试举一二以明之。
“译文”
创立言论的人的可贵之处，大概是要阐发尚未显明的道理，而不是仅仅议论已经表现出来的形迹。如果仅仅议论已经表现出来的形迹，这就好像说火是热的，说水是冷的，说盐是咸的，说梅子是酸的。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些，为何要还借助我的议论呢？只因君子创立言论，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轻信别人的议论，相信内心的体验而不轻信眼见的表象，所以能够支配事情而不被事情所支配，看到这件事就得出也适用于那件事的道理，见到先前的事情，就得出也适用于以后的道理。一般人只知道这件事罢了，而君子却独自知道事情另外还蕴含的道理呢。试举几个例子来阐明我的这个观点。
“原文”
春秋之初，郑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论者亦不一。然皆随事立论，鲜有得事外之理者。
“译文”
春秋初年，郑国对待周王室，时而忠顺时而叛逆，态度不一致，人们的评论也不一致。但都是就事论事，发表见解，很少有得出事情之外所蕴含的道理的。
“原文”
郑伯朝周，桓王不礼之。众人之说，不过以王不礼之为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论之，则以为王纲既坠，傲固招祸，卑亦纳侮。如夷王下堂见诸侯，礼虽卑，而周益衰；襄王从晋文之召，礼虽卑，而晋益僭。是知桓王之失，不专在于不礼郑伯，而在于不能振王纲。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
“译文”
郑庄公朝觐周桓王，周桓王没有礼遇他。照一般人的说法，不过以为周桓王不以礼接待郑庄公是不正确的，这是左丘明已经说过的了。君子评论这件事，却认为周王室朝纲已经废弛，傲慢固然会招致祸患，谦卑也会引来侮辱。比如周夷王走下朝堂来接见诸侯，礼节上虽然谦卑，而周朝的威信也更加降低了；周襄王竟然听从晋文公的召唤，礼节上虽然谦卑，而晋国却更加僭越无度了。由此可知周桓王的过失，不仅只在于不以礼节对待郑庄公，还在于不能振兴周王室朝纲纪律。这是事情之外所蕴含的道理，是左丘明所没有说出来的。
“原文”
周郑交恶，众人之说，不过以畀[1]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论之，则以为王者之于诸侯，有畏之之迹，则骄；无畏之之迹，则服。在平王世将用虢公而不敢用，反与郑交质。郑知周畏之，故于将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蹂践麦禾，略无所惮。在桓王世将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尝犹豫。郑伯知周不畏之，故于既用虢公之后，奉承王命，朝会征讨，初不敢违。是知周郑交恶，不在于用虢公，而在于畏郑。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
“注释”
[1]畀：给予，授给。
“译文”
周王室和郑国关系恶化，照一般人的说法，不过以为是授予虢公政权的缘故，这是左丘明已经说过了的。君子评论这件事，却认为做君王的对待诸侯，有惧怕他的迹象，他就骄傲；没有惧怕他的迹象，他就顺服。周平王时，想进用虢公却不敢进用，反而和郑国互换人质，郑国知道周王室惧怕自己，所以在周王室打算进用虢公之初，欺凌周王室，掠夺庄稼，一点都没有忌惮。周桓王时，想进用虢公就立即进用，毫不犹豫，郑国知道周王室不惧怕自己，所以在进用了虢公之后，仍听从王室命令，参加朝会，出兵征讨，不敢有所违背。由此可知，周室和郑国关系恶化，不在于进用虢公，而在于惧怕郑国。这是事情之外所蕴含的道理，是左丘明所没有说出来的。
“原文”
桓王与郑伯苏忿生之田，由是失郑。众人之说，不过谓有锡田之名，而无锡田之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论之，则以为苏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与之以虚名，固足以起郑之怨。然苏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苏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盗据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轻于郑乎？是知郑之叛周，不专在于怨周，而在于轻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
“译文”
周桓王把苏忿生的土地授给郑庄公，因这件事而失去了郑国的忠诚。照一般人的说法，不过说周桓王有赏赐土地的名义，却没有赏赐土地的实惠，这是左丘明已经说过了的。君子评论这件事，却认为苏忿生既然已经叛离，那么他的土地就不再是周王室所有的了，只虚假地从名义上授给郑庄公土地，固然足以激起郑庄公的怨恨。但苏忿生，他是周王室的臣民；苏忿生的土地，就是周王室的土地，叛逆臣子霸占周朝的土地，周朝不能亲自追回，反而想借助于别人来取回，怎能不被郑庄公所轻视呢？由此可知，郑国反叛周朝，不只在于怨恨周朝，而在于轻视周朝。这是事情另外所蕴含的道理，是左丘明所没有说出来的。
“原文”
桓王夺郑伯政，率诸侯伐郑，反为所败。众人之说，不过谓不当夺郑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论之，则以为郑伯之政在所当夺，特桓王不能正其名耳。当郑伯擅释泰山之祀之时，以废祀而讨之，其名岂不正乎？当郑伯以璧假许田之时，以专地而讨之，其名岂不正乎？使于是时讨之，其名正，其义顺，郑将覆亡之不暇矣。桓王当其时而不能讨，迁延数年，乃无故而夺其政，伐其国，宜郑之不服也。是知桓王之致败，不在于夺郑伯政，而在于夺之非其时。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
“译文”
周桓王想夺取郑桓公的职权，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反而被郑国击败。照一般人的说法，不过说不应当夺取郑桓公的职权，这是左丘明已经说过了的。君子评论这件事，却认为郑桓公的职权应当被夺去，只是周桓王未能使他的名义正当罢了。当郑桓公擅自舍弃泰山的祭祀时，以废除祭祀的名义讨伐他，这个名义难道不正当吗？当郑桓公想用玉璧换取许这个地方时，用独占土地的名义讨伐他，这个名义难道不正当吗？假使周桓王在此时讨伐郑桓公，名正言顺，郑国很快就会灭亡。周桓王在正当时机的时候不去讨伐郑国，拖延了数年才没有缘故地要夺取郑桓公的职权，讨伐他的国家，难怪郑桓公会不服气了。由此可知导致周桓王兵败的原因，不在于要夺取郑桓公的职权，而在于夺取的时机不当。这是事情另外所蕴含的道理，是左丘明所没有说出来的。
“原文”
郑既败王师，乃敛兵而止。众人之说，不过谓郑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论之，则以为郑伯未胜，则使视聃射王，其事甚悖；既胜，则使祭足劳王，其辞甚恭。其前之悖，盖出于真情，欲以取一时之胜；其后之恭，盖出于矫情，欲以避天下之责。虽杜预亦信以为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郑伯不惟能欺当时，其遗奸余诈，犹能欺千余年之杜预，可谓险矣！
“译文”
郑国已经击败了周王的军队，于是便收兵停止了。照一般人的说法，不过说郑庄公原本只是想救自己的国家，这是左丘明已经说过了的。君子评论这件事，却认为，郑桓公还没有取得胜利时，就让视聃用箭射周桓王，这件事做得十分悖逆；取得胜利后，又让祭足前去慰劳周王，言辞十分恭敬。先前的悖逆，大概出于真实本意，想通过它取得暂时的胜利；其后的恭敬，大概是出于虚情假意，想逃避天下人对他的责备。即使杜预也相信他是为了暂免于灭亡，而不能觉悟到这一点。郑桓公不仅骗过了当时的人们，他遗留的奸诈还能骗过一千多年后的杜预，可称得上是阴险啊！
“原文”
盗贼以盗贼自处，其情犹可恕；盗贼以君子自处，其情尤可诛。是知论郑伯者，不当信其苟免之言，而当疾其诈为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
“译文”
盗贼以盗贼的身份自处，在情理上还可以饶恕；盗贼以君子的身份自处，在情理上尤其可恶，应被诛杀。由此可知，评论郑桓公的人，不应当相信他暂且免于倾覆的话，而应当痛恨他假意说暂且免于倾覆的话，这是事情另外所蕴含的道理，是左丘明所没有说出来的。
“原文”
大抵论事之体与叙事之体不同。叙事者，载其实；论事者，推其理。彼方册之所载，既序其事之实矣，论者又从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与序事者无以异也，非所谓论事也。况方册既已序之，何待吾复为赘辞以序之？虽削吾之论，于彼之事岂能有所损益乎？是吾之论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论而明也。故善论者事随于论，不善论者论随于事；善论者事资于论，不善论者论资于事。苟论资于事，是论反为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笔为哉？
“译文”
一般说来，评论事情的文体和记叙事情的文体不一样。叙事文记载事实；议论文推究事理。书上所记载的，已经记叙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评论者又接着陈述这件事，却不能推究出事情另外所蕴含的道理，这就和记叙事件没有什么差别了，这不是所谓的评论事情。何况书上已经记叙过了，还需要我再用滥余的词语陈述一遍吗？即使删掉我的评论，难道还能对那事情有所损害吗？所以我的议论反而要凭靠着事实才能成立，而事实却不用凭靠我的议论就彰明了。所以说善于评论的人使事实跟随着评论，不善于评论的人用评论附会着事实；善于评论的人用事实支持论点，不善于评论的人用论点支持事实。假如要用论点来支持事实，那么论点反而成为事实的拖累了，还提起笔来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