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文公四年，鲁国人到齐国去迎娶夫人出姜，虽然聘礼很高贵，但这次迎娶却没有按照正常的规格，鲁国没有派出卿一级的人去迎娶。于是鲁国人就认为出姜不会受到鲁国的重视，并且以后鲁国会有大乱。
文公十八年，鲁文公逝世。按道理应当是太子（名“恶”，是出姜的儿子）继位，但是襄仲作乱，把太子恶杀掉了，而拥立宣公。结果出姜十分悲哀地回到娘家齐国去了。
东莱先生认为鲁国是礼仪之邦，应当严格恪守礼仪。现在却在迎娶夫人这样的大事上不守礼仪，导致夫人没有威望，太子地位不稳固，引发了祸乱。
“原文”
义之所责，民略而士详；法之所禁，市宽而军急。士，吾所厚也，责之不当如民之薄也；军，吾所重也，治之不当如市之轻也。此说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于是乎？君子以同天下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军而轻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异者，称物平施[1]而归之同也。为士者，身处于笾豆弦歌[2]之间，视礼义如寝食；而愚鄙之民，盖有不闻礼义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义，而民宜犯义者也。在军者，身处乎旗鼓鈇钺[3]之间，视法律如寝食；而市廛之氓[4]，盖有不闻法律之名者矣。是军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义者责之详，宜犯义者责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宽。其不同乃所以为同也，是所谓称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说焉。居于义之中而犯义，居于法之中而犯法，非尽蔑弃义法而不顾，必不敢也。其犯虽小，而蔑弃[5]义法之心则大也。彼其处于义与法之外者，虽过恶暴著[6]，特未知义法而然耳。身过虽大，而心过则小矣。天下之过有众人以为大而君子以为小者，必身过也。有众人以为小而君子以为大者，必心过也。
“注释”
[1]称物平施：称，称量。称量东西，平均施放。
[2]笾（biān）豆弦歌：笾豆，都祭祀用的礼器。笾豆弦歌，指代儒家的礼乐文化。
[3]旗鼓鈇钺：鈇钺，刑器，兵器。旗鼓鈇钺，这里指代战争，军法。
[4]市廛（chán）之氓：狡猾的市民。廛，市场。
[5]蔑弃：废弃。
[6]过恶暴著：过错和罪恶十分明显。暴，这里用作程度副词。
“译文”
道义的要求，对百姓很简略而对士人很详细；法律的禁令，对市民很宽松而对军队很严厉。士人是我寄予厚望的，对他们的要求不应当像对老百姓那样少；军队是我所看重的，治理他们当然不能像对市民那样轻。这是论说者所共同坚持的，君子的意见果真是这样的吗？君子对天下一视同仁。厚望士人而薄待百姓，看重军队而轻视市民，这不是对天下一视同仁。同等地对待而不同地治理，就像称量东西，平均地施放而使它们相同。作为士人，亲身处在礼乐之间，看待礼仪制度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但是鄙陋的百姓，却有人没听说过礼仪制度的名称。所以士人不应该违背礼仪，而百姓却有可以违背礼仪的人。在军队里，亲身处在战旗战鼓和各种兵器之间，看待法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但是庸俗的市民却有人没有听说过法律的名称。所以军队不应该犯法，但市民却有可以犯法的人。对不应该违背礼仪的人的要求就要更详细，对可以违背礼仪的人要求得就要简略一些；对不应该犯法的人要求得就要更严厉，对应该犯法的人要求得就要宽松一些。这些不同是为了达到相同，这就是所谓的“称量东西，平均施放”。但又有说法。处在礼仪之中而违背礼仪，处在法律之中而犯法，如果不是废弃礼仪法律而不顾，必定不敢这样做。他们所犯的过错即使很小，但蔑视破坏礼仪法律的心思却是很严重的。那些处在礼仪和法律之外的人，即使过错和罪恶十分显著，但只不过是因为不知道礼仪和法律才如此而已。身体所犯的过错虽然很大，但内心的过错很小。天下有些过错，众人都以为很严重，但君子认为是很小的，这必定是无心犯下的过错。有些过错，众人都以为很小，君子却以为很大，这必定是有心犯下的过错。
“原文”
鲁文公逆姜氏于齐，命使差轻，是众人之所谓小过耳，而君子视之若大恶。然论姜氏之逐，鲁国之祸，皆本之于一使之不备。验襄仲之难，其言无不仇者，其所观者，在心不在事也。鲁人之于礼，犹越人之渔，胡人之猎也[1]。昼与礼俱作，夜与礼俱息，不见异物而迁者也。失礼之愆在他国则可，在鲁国则不可。盖越人不能猎，非耻也。胡人不能渔，非耻也。在越而不能渔，在胡而不能猎，则举国笑之矣。盖生渔猎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礼仪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备，他国之所谓小过，而鲁之所谓大过也。一使之不备，其事固小，至于蔑弃周公数百年之礼法[2]，其心则大也。履尧舜之朝而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于他时之欺万言者也。入夷齐[3]之里而为盗者，真盗也，盗一金重于他时之盗万金者也。见尧舜而敢欺，事夷齐而敢盗，居鲁国而敢犯礼，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恶发于心者大，则祸应于心者亦大。是非报其事也，报其心也；非报其人也，报其天也。晋楚齐秦聘娶之际，其犯礼盖有大于出姜者矣，而其得祸皆不若文公之烈者，以其冒礼而非侮礼，事虽丑，而心则未如文公之纵也。不然，则文公一过而得谴[4]，他君百过而无忧，天何私于晋楚齐秦而独仇鲁耶？
“注释”
[1]鲁人之于礼，犹越人之渔，胡人之猎也：鲁国被认为是礼仪之邦。而越国地处南方，多水，百姓善于捕鱼。胡地处北方草原，百姓善于打猎。这些都是当地的风俗，是很常见的事情。
[2]周公数百年之礼法：周公是鲁国的先祖，是周初制礼作乐的重要人物，鲁国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周礼，从周公到文公已经有几百年了。
[3]夷齐：即伯夷和叔齐，都是古代有名的义士。
[4]谴：罪过。
“译文”
鲁文公派人到齐国去迎娶姜氏，所任命的使者地位很低，这是众人都认为很小的过错而已，但君子却认为是大罪恶。然而讨论姜氏被驱赶以及鲁国的祸患，都是根源于这个差使没有备好。验证襄仲的作乱，说起他来没有不仇恨的，这些人所看到的，在于他的内心而不在于事情。鲁国人对于礼仪，就像越国人对于捕鱼，胡人对于打猎。白天起来是和礼仪在一块，晚上睡觉也是和礼仪在一起，不会看见奇异的事情而改变礼仪。失礼的过错如果是发生在别的国家，这是可以的，发生在鲁国就不可以了。因为如果越国人不会打猎，这不是耻辱。胡人不会捕鱼，这不是耻辱。在越国不会捕鱼，在胡地却不会打猎，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嘲笑他了。因为生长在捕鱼和打猎的故乡却不会的人，必定是天下最笨拙的人了。出生在礼仪风俗之邦却不能谨守礼仪，必定是天下最怠慢的人了。一个差使如果没有备好，在别的国家是小过失，而在鲁国却是大过错。一个使者没有备好，这事固然很小，但是背弃了周公数百年的礼法制度，这种有心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脚踏尧舜的朝廷而行骗，是真正的欺骗，在这里说一句话谎言比其他的时候说一万句谎言还要严重。进入伯夷、叔齐的乡里而偷盗的人，这是真正的偷盗，在这里偷一块金比其他时候偷一万块金还要严重。看见了尧舜还敢欺骗，侍奉伯夷、叔齐还敢偷盗，居住在鲁国还敢违背礼仪，按着这样的心思推下去，那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罪恶从内心发出来的是最大的，那么相应地从内心产生的祸害也最大。这不是为了报复特定的事情，而是报复他的心；不是为了报复他的人，而是为了替上天报复。晋国、楚国、齐国、秦国朝聘嫁娶的时候，他们对礼制的违背大概有比迎娶出姜更为严重的，但他们所获得的祸害都没有鲁文公这样惨烈，因为他们冒犯礼仪而不是侮辱礼仪，事情虽然很丑恶，但是内心却比不上鲁文公那么放纵。要不然，鲁文公一犯错就得到谴责，其他国君犯了多次错误却没有忧虑，上天为什么要偏向晋、楚、齐、秦等国而单独仇视鲁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