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修纂《四库全书》。为了编纂好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纪哓岚的辛苦非比寻常：
寻找《永乐大典》
由纪晓岚建议，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搜集图书活动。
乾隆皇帝特地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授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一时间，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
纪晓岚则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乾隆皇帝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晓岚亦被列入献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自清入关至当时，从未有人见过《永乐大典》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有所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下了大决心要找到它，纪晓岚作为总纂，当然责无旁贷。
一日，一个姓朱的翰林跟纪晓岚开玩笑：“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白成攻占京城时被他垫了马蹄子了！”被称为“淡墨探花”的著名书法家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晓岚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开纪晓岚的玩笑，真要让日食数斤肉的纪晓岚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晓岚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
说来也奇怪，就在纪晓岚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敬一亭”的顶架上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乾隆皇帝的批评与干涉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能够左右逢源。实际上他的处境非常艰难。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名誉上是总纂官，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此外乾隆皇帝还常常亲自干预，不断地下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交皇帝御览时，一干编纂人等都提心吊胆。
据说，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乾隆皇帝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常人高出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而皇帝又哪有那么多工夫用在看书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了下来。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说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纪晓岚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说，乾隆皇帝之所以让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就是为了易于窜改，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第二年，乾隆皇帝又颁了“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晓岚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是难以彻底择清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乾隆皇帝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晓岚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总之，乾隆对待这些文人就是恩威兼施，把他们都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生，稍有逾越便杀一做百。
同僚之争与师友之情纪晓岚承担这项浩瀚的大工程时已四十七岁。在他所任总纂官之上有二十几个“正副总裁”；在总纂官之下，有三百六十余人任编纂，总共四千三百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四库全书》编辑规模之大，分配协调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成为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工作。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师承不同，观点也有很大区别，当时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要经常调节这些同僚之间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此书得以编毕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经部馆内，“汉学”占据主导地位。
“汉学”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
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现实。
纪晓岚的好朋友戴震负责主持经部馆，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及考据学的大本营。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批判者。
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好他们谈何容易？纪晓岚凭借处世灵活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平心静气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达成较为宽松、和谐的合作之风。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庆幸的是，他顺利地走过去了，并获得了极大荣誉。全书编纂完毕时，纪晓岚曾写过一首小诗，名叫“自题校勘四库全书”，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
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冬，纪晓岚的挚友戴震死于编纂《四库全书》的任上。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纪昀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震性格耿直，二十八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考中举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刘统勋推荐他进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人称布衣戴震。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闸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晓岚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认识是一致的。
还有其他人，如陆锡熊、孙士毅、周永年、邵晋涵等，也都死在编纂《四库全书》的任上了。这每一次生死离别对于纪晓岚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
苦中取乐的佚事虽然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但纪晓岚等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某曰，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仁校理《四库全书))o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浃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干起来。不料乾隆皇帝忽然驾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
乾降皇帝早已看见，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佯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则随意翻书。
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
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皇帝仍端坐一旁，大吃一惊。
乾隆皇帝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解释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
但见纪晓岚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吴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皇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折服。自此而后，“老头子”之称便不胫而走，而纪晓岚幽默诙谐的品性也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一桩功被千年的绩业编纂接近尾声时，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
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有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则相同，为绿、红、蓝、灰。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乾隆五十三年(1884年)《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完成，共计抄录了七部。这七部《四库全书》分别保存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上述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上述被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
纪晓岚成就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也成就了纪晓岚。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干三百三十七卷，存目达六千七百八十三种。
觉悟“人生识字苦”纪晓岚及其同僚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可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所以所做若有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屡遭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缮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
同僚及自己的亲身遭遇给纪晓岚带来感触，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的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觉得文思枯竭，于是他就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就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自己不识字。纪晓岚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四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
嘉庆十年(1805年)，纪晓岚病逝于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任上，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文达”。
命运多舛的《四库全书》
七部《四库全书》抄本命运各不相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两部《四库全书》荡然无存。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严重，后又经过文人学子参考其他版本补充才基本配备齐全，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
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滓阁的三个抄本完整保存至今。1949年，故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留存大陆的沈阳故宫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故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承德避暑山庄文滓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修纂完成后又曾经过几次补纂，因而也是七部《四库全书》中最全的一部，数年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影印。
附录：纪晓岚年谱
雍正二年(1724年)，出生；
雍正十二年(1734年)，随父入京；
乾隆十二年(1747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解元；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此后多次出任考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擢为京察一等，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父亲逝世，丁忧守孝三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
乾隆三十三年(176年)，因卢见曾贪污案被发配新疆乌鲁木齐；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回到北京，任《四库全书》总纂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最终完成，迁左都御史，再迁礼部尚书，复为左都御史。
嘉庆元年(1796年)，为兵部尚书，复为左都御史；
嘉庆二年(1796年)，复迁礼部尚书。
嘉庆十年(1805年)，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去世。
正说和珅现在的影视节目中播出的清官戏，大多数演的都是康乾盛世时期的事。在这些作品中，和珅常常是第一重要的角色。
《宰相刘罗锅》和《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由著名演员王刚主演的和坤，是一个完全的反面角色：他靠溜须拍马为生，不但自私，而且极端贪婪。
《乾隆王朝》中年轻演员陈锐扮演的和珅，则是一个完全正面的角色：他忧国忧民，公而忘私，是一个“高大全”式的正义者的化身。但这个和珅形象得不到公众的认同。
查阅历史，无论是《清史稿》还是我们现行的中学、大学的教科书，和珅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反面典型。据记载，和珅的家产至少价值清朝十五至二十年收入的总和。
历史上的和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该怎样还和珅以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