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二十周年祭
（为《文学报》而作）
一、历史的里程碑
1989年初，北京的《诗刊》作一次有关诗歌读者的民意调查，有60名当代和现代诗人上了受到读者欢迎的排名榜。尽管这个名单在不少读者和行家中颇有争议，在《中华读书报》上甚至还出现了严厉的质疑。但是，唯一没有争议的是名列榜首的舒婷。
对于新一代的青年诗歌爱好者来说，舒婷的名字并不陌生，但是舒婷当年作为“朦胧诗”的一名杰出代表，在早期所受到的非难，所引发的冲突，其火药味之浓，他们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和波及的规模、触及灵魂的深度，如果不是绝后的，也是空前的。诗坛上主要的活跃人士，包括当时诗坛的泰斗们，都卷了进去。历史将记载下艾青、公刘、臧克家、贺敬之、郑敏、柯岩、牛汉、绿原等等当年的立场。阵线是空前分明的；发起冲击的是一批年纪很轻（在一篇文章中被称为“毛头小伙子和黄毛丫头”），连一本诗集都还没有印出来的诗人和他们理论上的支持者。
不论从现成的影响，还是从发表权力来说，年青诗人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争论还是展开了；公开的争辩持续了五年（1980-1985），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大部分时间里，朦胧诗，尤其是他们的理论代表处于被动，一度受到艺术以外的力量的压制，甚至遭受围困；然而朦胧诗不但没有消隐，反而越来越获得同情和支持；越来越扩大了它的追随者队伍。到了1984年底至1985年初，在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在祝辞中，代表****中央宣布了“创作自由”，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朦胧诗和他们的理论代表化被动为主动，结束了被当作异端的历史，在主流诗坛占据了地位。80年代中期以后，朦胧诗，尤其是舒婷、北岛的诗，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在港台，乃至在西方大学的研究机构里，朦胧诗人成了中国诗歌成就的代表得到了远比老一辈泰斗级诗人更大的重视。他们的作品，早在80年代中期就分别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瑞典等国的文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色彩鲜艳的一翼。他们的成就被《中国当代新诗史》（刘登翰、洪子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层出不穷的专著所赞扬。朦胧诗的杰出作品，已经进入中国诗歌的经典的行列，毫无愧色地与艾青、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穆旦、余光中、洛夫、公刘、蔡其矫、李瑛的名作并列。
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诗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在突破历史障碍，追求艺术革新，开一代诗风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显出辉煌的历史的价值。
事实胜于雄辩，艺术胜于教条；真正忠于艺术的人，最能敏锐地和艺术的心灵沟通。艺术本身的力量比之任何貌似神圣的、吓人的逻辑更能化解隔膜和敌意。曾几何时，绝大多数当年对朦胧诗持激烈地批判、反对态度的诗人、理论家，和朦胧诗人、他们的理论代表们，亦即所谓“崛起派”的人士，通过历史的实践，走到了一起，不少还成了真正的朋友。当年惊心动魄的理论搏斗，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早已化作了“亲切的怀恋”。富有良知的诗人和理论家们，对历史的如此公正的裁决同样欢欣鼓舞。
历史庄严地证明了当年朦胧诗的大论战，在中国新诗的艺术探险的转折关头树立了一座辉煌的里程碑。这座丰碑无声地显示：取得胜利的不仅仅是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而且也是历史的权威。任何理论，即使最权威的理论，哪怕有再大的行政权力，都不可能成为真理的垄断者，相反，要听从历史的宣判；检验艺术的准则只能是诗歌艺术探索的历史实践。正是因为这一点最终成了全民，也包括争辩双方的共识，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上，追求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一方，并没有像他们的先辈为了冲破一种思想观念的谬误，成为殉道者，也没有为了破除一种艺术教条而付出数十年的生命和自由的代价。
写在这历史的丰碑的正面是朦胧诗的艺术成就，而在它的背面，则宣告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二、两个诗坛，四个回合
人们习惯于把朦胧诗的出现定在1980年第八期《诗刊》上出现了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的时候。但是，“令人气闷”的感觉的出现，标志着它的存在已经不可忽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考证，要确定朦胧诗的最初出现的时限，也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正式出版物上，最早的信号是公刘1979年在四川的《星星》诗刊上介绍顾城的诗作的《新的课题》（后来北京的《文艺报》转载）。接着是《福建文学》，从1980年第一期开始了对于舒婷诗作的讨论。但是，朦胧诗出现的特点恰恰是：它长期在主流诗坛以外；诗人们最初写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朋友圈子中传抄。当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在蜡纸上刻写的油印的散页。他们没有想到，也没有指望有朝一日为正统诗坛所接纳，更没有奢望拥有比主流刊物更为广大的读者。但是，它们还是在1979年出现在两个刊物上了。不过不是正规的刊物，而是油印的刊物。
在舒婷的家乡福建，人们最早读到她的作品，是在福州市马尾区的一个油印刊物《兰花圃》上。这本油印得相当粗糙的区级的、没有正式的出版许可的刊物，由于登载了舒婷的诗，引起了全国好几个省的读者和诗人热烈的争论。后来，敏感的诗歌爱好者注意到，与这差不多同时，登载舒婷、北岛、食指、芒克的诗和小说的，是北京的一家油印刊物《今天》。这个不起眼的《今天》创刊于1978年的12月。系统地登载后来称之为朦胧诗的作品的，这是第一家。这种诗歌的新品种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的惊喜。
下一个世纪研究中国诗歌的博士、教授如果要研究中国内地朦胧诗最初诞生于何时的话，1978年12月，也许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日子；虽然许多朦胧诗的写作和流传是在文化革命十年浩劫时期。（本人第一次见到北岛和舒婷的作品，是1975年左右，诗人蔡其矫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出示。）这本刊物对中国当代诗歌史的艺术探险所起的作用，也许连它的编者北岛也没有想到。
在社会、历史和艺术发生大转折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现象：艺术的价值和刊物的印刷质量不是毫无关系就是恰成反比。
特别要提醒读者的是：1978年12月的特殊历史背景：******复职一年以后，****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不久。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潮流席卷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如果不是这样，一个非官方的、不正统的油印刊物，很可能在它能流传全国，引起广泛的激动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历史的机遇使《今天》的生命不但没有被扼杀反而被推向辉煌的历史前哨。
在《今天》出现以后，大学校园里类似的学生刊物纷纷出笼。在北京大学有《未名湖》，人民大学有《林园》，北京师大有《初航》，吉林大学有《赤子心》，武汉大学有《珞珈山》，贵州大学有《崛起的一代》等等。几乎所有的这类的刊物都与主流诗坛异趣，当然，不约而同，大抵是油印的，最堂皇的也不过是铅印的。
一个相当严峻的现实已经摆在了面前：中国内地从来统一的诗坛，实际上已经分化成在艺术趣味和价值取向上不同的两个营垒；读者也迅速地分化为支持和反对的双方。朦胧诗就这样向正统诗坛和前辈诗人发起了有声有色的冲击，中国现当代诗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转折已经开始。
对于朦胧诗，艺术上早已有充分的积蓄，所差的只是为自己的合法性竖起理论的旗帜。
较量将不可避免，何时爆发、以何种形式爆发，却要等待着偶然的机遇。
口头上的争论已经是客观存在，文字上的争论则是从福州的《兰花圃》上开始的。对于舒婷的诗，表示热烈欢呼的和表示反感的，相持不下。持反对意见的宣称：舒婷的诗脱离火热的斗争，远离人民大众，完全是个人化的，人民大众可以对之不感兴趣。反对派中貌似宽容的意见是：即使要给舒婷的艺术鼓掌，也只能鼓三下；不能太多，因为它缺乏“教育意义”。舒婷回了一封信，对于正统文艺理论所强调的“教育意义”，嗤嗤嗤嗤嗤嗤嗤之以鼻。在舒婷的家乡厦门，相当多的人士对舒婷热衷于表现个人的心灵的倾向表示强烈的反感。
《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以资深编辑的敏感，于1979年底提出对舒婷的诗歌进行讨论。身处正统舆论围困之中的舒婷对于“讨论”是不是意味着批判，一度颇有疑虑。讨论开始以后，从厦门地区发出了的是密集的“高炮”，一个很正统的来自空军部队的诗人发表的反对意见最为强烈：诗歌应该“抒人民之情”，应该是时代精神的嘹亮的号角。即使在以江青为首的“******”肆虐的浩劫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也在《天安门诗抄》中表达了他们对于“******”愤怒的声讨，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概，而舒婷很大一部分作品充满了低沉的哀伤。她的孤芳自赏，是背离人民大众的。一位生活在偏僻的小县城的年轻的作者，在《厦门日报》上，甚至斥责支持舒婷的评论家是人民诗歌的“屠夫”。出乎舒婷意外的是，在福州，多数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她的诗发出热烈的欢呼，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她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些拘于诗歌应该“在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的同仁对舒婷发出猛烈的批评。
在《福建文学》组织的讨论会上，争辩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民歌派人士用了人身攻击和讽刺的语言，当时还是厦门灯泡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的舒婷哭了。与会者一方面安慰舒婷，让她到走廊里去擦眼泪，一方面十分绅士风度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这是1980年1月的事。
过了三个月，1980年4月，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讨论会，在广西南宁、桂林召开。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争论进入了第二阶段：朦胧诗从不登大雅之堂的油印刊物走向了全国性的学术殿堂。从叽叽喳喳的议论变成了严峻的论战，不过这还是口头的，还不能算是最正式的。
这时顾城的几首诗已经在刚刚复刊的《星星》诗刊三月号上出现，引起了与会者极其强烈的震动。一方面，顾城那些富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诗歌，如：《一代人》（“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得到了赞赏。但是他的不包含直接的社会意义的作品，例如《弧线》，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声讨、质疑：这样古怪的东西，也能算是诗吗？这一类诗最初的命名，并不是“朦胧诗”，而是“古怪诗”：它似乎古怪地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后来还传来舒婷对于看不懂的批评断然拒绝：你看不懂，你的儿子会看懂。）争论自然而然地爆发了。
一派主张对于“古怪诗”这样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堕落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另一派，以谢冕、孙绍振为代表，则为“古怪诗”辩护。当年还是中年讲师的谢冕提醒大家：每当一种新的创造产生，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引导，“采取行动”的结果，不但不是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设置了障碍。
而更年轻的孙绍振则以他的坦率而尖锐的演说，把争辩推向了高潮，他锋芒毕露地指出，引导派本身在逻辑上存在着悖论：既然你们宣布看不懂，你们又有什么本钱去引导呢？难道凭你干饭比人家吃得多吗？难道看不懂是你们的光荣吗？
这自然引起了对方的愤怒。（后来，消息传到北京，震惊了诗坛的泰斗，臧克家甚至写信给谢冕，劝说他与孙绍振“划清界限”。）到了大会的最后一天，广西诗人黄勇刹（著名歌剧《刘三姐》的执笔者），则把为古怪诗辩护的理论家讽刺为困难时期骗人肚子的“小球藻”。反对派不无忧虑地提出：危机不在于古怪诗，而在于为古怪诗张目的“古怪诗论”。
虽然双方在使用语言时，已经相当的情绪化了，但是，气氛还是比较友好的，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任何来自诗歌以外的压力，这是1980年4月间的事。
当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力看出了这场论争的重要性。他约请了谢冕和孙绍振为光明日报撰文。谢冕很快写出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从此以后，“古怪诗”派就被改称为“崛起派”。
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口头移到了全国性的报刊和出版物上，从片断的感觉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朦胧诗也顺理成章地以其艺术风貌开始了征服正规出版物的历程。《诗刊》上出现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于是“朦胧”这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虽然它很不科学，内涵很不清晰）就在诗歌创作上代替了“崛起”，而在谈及朦胧诗的理论的时候，由于它并不朦胧，仍然以“崛起”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