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网络出现以后，突然间就多出了许多喜欢下结论却不热爱读书的白痴。随便搜索“鲁迅”两个字，便可以搜到一大堆辱骂的字眼。大抵是凭着这许多年国人的印象，说鲁迅从未写过一篇抗战的文字，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完造是汉奸，所以鲁迅也是汉奸。
在著名的人文网站天涯社区，竟然发现一个网友将下面的这首诗翻译为“鲁迅歌颂日本裕仁天皇的诗歌”，这四句诗如下：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
持此观点的网帖作者之所将“皇仁”解释为裕仁天皇，是因为1932年日本发动的一二八战争，鲁迅竟然躲在日本人书店里，所以，他不是汉奸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要来说说鲁迅对日本的感情了。
鲁迅1902年抵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在日本学习生活了八年之久。他喜欢日本的风物，这自然不过。但他并不喜欢日本人富裕之后的狼性。这在他的《藤野先生》一文里写得很明确，他的分数不高，只是中等，可在日本学生眼里，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在背后造他的谣言。这些，自然都是他所不喜欢的。
鲁迅一开始写作发表文章是在日本，当时，他所能接触到的进步书籍多数均为日文。回到国内，他第一份工作竟然是给一个日本老师做翻译。再后来，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代课，所开设的课程中，有一个科目便是讲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包括后来鲁迅所结交的朋友，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歌手山本初枝、青年作家增田涉、政治活动者鹿地亘、诗人野口米次郎等等多人。这些日本的面孔慢慢具体化，他们代表了日本这个词语的体温。然而，由此便推断鲁迅是汉奸，我觉得有失武断。因为，即使是在日本国内，也还有许多反战的左倾的人士，比如被驱逐出境后来成为鲁迅朋友的鹿地亘。
其实，说鲁迅是汉奸，这反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矫枉过正。鲁迅在去世以后被神化，他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现在，鲁迅先生正在为他被神化的历史埋单，那些过度叛逆，又或者无知的青年，将鲁迅等同于这个时代的权威，以为恶意攻击鲁迅，便是最小成本地彰显自己的价值，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
鲁迅自一开始下笔写文章，便不是一个妥协的人。这个性格大约也缘自于他所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国被欺负的年代。他个体的成长史何尝不是中国被欺负的历史。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看到麻木的中国看客，不由得心中一愣，知道自己觉醒得早了，既替那些麻木的看客感到悲哀，又替自己无力改变和治疗他们而感到无奈。不由得心中暗暗用力，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自己在《〈呐喊〉自序》一文里也说到过这些，治疗一个人的身体不如治疗一个人的心智。这也正是他弃医从文的原因。
鲁迅是一个狷介的人，他不喜欢虚伪。1926年9月，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鲁迅，在学生的送别宴会上，有学生对他说：“您平时待人温良恭俭让。”话还没有说完，鲁迅立即插话说，打住，我不敢当！说不定我明儿会变成一个小偷，或是一个土匪的。
这是鲁迅。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一文中，鲁迅写到：“……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
这也是鲁迅。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一周后的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又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杀人魔窟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因为她是鲁迅的夫人，是左翼知识分子地图的一把钥匙，她非常了解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们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化人一网打尽。在狱中，他们先用欺、吓、哄、诈、骗、脱衣等凌辱手段，许广平丝毫不妥协，后又改用打骂、罚饿、拷打以至电刑等酷刑。许广平依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直到内山完造出面用书店担保许广平出狱，日本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这个时候，许广平也是鲁迅。
这样的鲁迅，我们能说他是汉奸，那么，摸一下，我们的胸口，便可知答案。
当然，这些证据，却也并不能依此来推断什么。鲁迅生前最讨厌的便是这些。他不喜欢以一个片断来概括他。他的话多么好：“我也许很快就变成土匪的。”
当社会新闻上说鲁迅愿意作汉奸时，鲁迅也很无奈，说，当初说我拿卢布，现在又说我作汉奸，看来里外都不好做人。
“我近些时候在中国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前些日子日本某学者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最近没有阅读到你的作品呐’，我说现在我写的东西很不少，用的都是变换频繁的笔名。”
这是鲁迅与日本改造社出版社社长山本实彦的对话，其实，这句话换个对话对象，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前些日子某某不读书分子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我最近发现鲁迅是个汉奸呀’，我说三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右翼分子已经在小报上造过谣了，用的都是变换不定的假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