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了这样两段文字：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这是鲁迅先生在纪念左联五位牺牲的作家中柔石的文字中的一个小片断，这段文字里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是柔石死了，其二是，因为左联五人的死，开始有假新闻传出，说是鲁迅也被捕了。
正是因为柔石的死，鲁迅不得不搬出公寓到了上海黄陆路去避难。然而，1931年1月20日，上海的《社会日报》刊登了一则署名“密探”的社会新闻，新闻说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呐喊》，发行六七万册，被捕了。
小报一出，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鲁迅的朋友许寿裳第一时间托人去找鲁迅，结果，鲁迅搬离后，亲朋好友友找不到他，一时间便乱了阵脚。尤以许寿裳为最。
然而，1931年1月21日，许寿裳收到鲁迅一封“充满了密码”的信件，内容我录下：“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道安。弟令斐顿首一月二十一日。”
此信大约是怕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检查，所以全文均用了暗语，信里的“索士”和“令斐”均是鲁迅用过的名字，许寿裳一看便知，是鲁迅写给自己的。而“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则明确告知许寿裳他暂时搬离住所了，并没有死。
鲁迅不久给上海的李小峰和北京的韦素园均写了信，说明此报道是谣言。
因为上海的报纸报道过的第二天，天津的《大公报》也做了报道，而且大标题更为引人《鲁迅在沪被捕，现拘押捕房》。《大公报》的影响大些，当年的二月初，远在日本的李秉中听说了此消息，给上海的周建人写信，求证此事。鲁迅先生立即回了信件，说明。鲁迅的信件很是活泼，亦值得抄录一段：“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又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今观兄所述友人之言，则似固未尝专心致志，欲得而甘心也。此间似有一群人，在造空气以图构谄或自快。但此辈为谁，则无从查考。或者上海记者，性质固如此耳。又闻天津某报曾载我‘已经刑讯’，亦颇动旧友之愤。又另有一报，云我之被捕，乃因为‘红军领袖’之故云。”
报道鲁迅是红军领袖的报纸名称是天津的《益世报》，曾经连续生造鲁迅的新闻，以换得发行量的上升。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年夏天，鲁迅携着海婴和许广平一家三口到福井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鲁迅日记1931年7月28日写道：“午后得张子长信，即复。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井写真馆照相。”然而，这一次照相却并没有成功，大约是在暗房里没有洗成功，所以，照相馆老板又电话鲁迅一次，于7月31日又拍了一次。
这张照片是专门用来寄给鲁迅的母亲鲁瑞的。查看日记，便知，1931年8月8日，也就是拍照一周后，照片仍然没有洗出来，鲁迅只好先写了家信给母亲。8月11日照片洗出来了，鲁迅便给母亲寄出。日记里这样写道：“上午以海婴照片寄母亲。”
母亲收到了大欢喜，马上给鲁迅写了回信，8月17日，鲁迅日记里写道：“下午得母亲信二封，十三及十四日发。”
至此，挂念儿子和孙子的老太太终于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