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猜得果然不错。
10月6日，北京正在发生改变历史的事件。
为了保证解决“四人帮”的“战役”万无一失，决策人员对各个方面做了精心准备，并做了检查。叶剑英仍坐镇西山。他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告诉他最近同华国锋总理等商谈过，国内局势有点紧张，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同时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梁必业是个老红军，早在中央苏区就熟悉“叶参座”，在红一军团，尤其在四野政治部工作期间，经常见到叶剑英。今天，在这个关键时刻，梁必业显得又激动又认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主持总政工作的是那个“空头”主任张春桥。张对军队工作一无所知，又爱抓“大事”，不是放空炮就是打闷棍，弄得总政机关上上下下关系紧张。今天听叶剑英一说，他便领会了意图，恨不得立即带人去除掉“四人帮”。
梁必业走了以后，杨成武又登门。叶剑英向他询问了聂荣臻情况，然后说：“你可以告诉聂总，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
杨成武想了解叶帅这边的情况，未及开口，就听叶剑英发出一连串的询问：“现在总参机关怎么样？军队战备如何？”
杨成武一一作答，保证没问题。叶帅还是交代他：“你要同可靠的同志个别商量一下，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像战争年代接受上级任务一样，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请叶帅放心，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叶剑英目光沉静，缓缓点头。他又亲自给有关的他信得过、现在身居要职的老部下打电话，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按军委的命令行事。而这些老部下不愧久经考验的将军，无一例外地表示：坚决听从命令，服从指挥，请叶帅放心！
10月6日这天风力不大，天气不阴不阳，一切如常。
下午叶剑英起床后，就有电话来找，说晚8时在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达。叶剑英明白：“总攻”开始了。
晚上6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坐进大红旗轿车，离开玉泉山9号楼，向中南海方向疾驶。
天已经擦黑，路灯亮起。虽经百战，叶剑英多少还是有些担心：这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要是有所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神态严肃，提醒警卫参谋，要做好应急准备：“一路上，你们要留心，看看有什么动静！”
车子快到西郊机场附近，叶剑英又叮嘱他们：“看看机场上飞机有什么变化。”
车子减速，警卫参谋朝机场伸头，仔细点数：“19架都在，原来是20架，最近摔坏一架。”
车到五棵松，叶剑英又说：“有什么变化没有？前面到木樨地要特别注意！看看北边过来车没有。”
警卫参谋不解其意：为什么要注意北边？
叶剑英没有解释，自己将身体侧向车窗，看着外面，自言自语道：“好，我们赶在前边了！”原来叶剑英指的“北边”是钓鱼台。那是“四人帮”集中的地方，他担心他们跑到前边去，打乱了原先的计划。好在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车队。
7时整，叶帅的大红旗车停在了怀仁堂门前。叶剑英下车后关照随员：“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
警卫参谋跟着叶剑英朝怀仁堂里走。在门口就被拦住了。他有些生气：平时都是他把文件包送到叶帅要坐的座椅前再出来，怎么今天不让进了，难道你们都不认识我？正在拉拉扯扯，叶剑英急了，一把扒开文件包，朝里走去。警卫科长一看文件包掉地，赶紧让警卫参谋拾起来，并小声叮嘱他，把文件送到正厅立即出来，这是纪律！
叶剑英来到怀仁堂正厅，华国锋和汪东兴已经在那里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说话。叶剑英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这里的桌椅大部分已经搬走了，显得十分空旷。汪东兴看看表，离开座位躲到屏风后面去了，眼睛却紧盯着门口。
正厅里鸦雀无声。当时针指向8点时，张春桥准时到达，一如往常地夹着皮包，戴着眼镜，一脸严肃，似乎在思考什么。当他一只脚踏进门时，隐约发现有些不对劲，脱口问道：“怎么回事？”
这时华国锋已经站了起来，对他宣布说：“张春桥，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决定，警卫人员站在张春桥两边，然后带他走。张春桥脸上蠕动了几下，用手摸了摸眼镜，没做任何反抗，跟着警卫人员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自从挂上“副主席”的头衔，这个一夜升天的家伙早忘了自己姓甚名谁，除了讲究外表，更加趾高气扬以外，在政治水平上没有任何提高。他从高级轿车里钻出来，整整头发，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就往怀仁堂里走。他刚一进门，就有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走过来，一看就是抓他的架势。他急了，大叫起来：“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就是一番拳打脚踢，想从警卫手中挣脱。但根本无济于事，很快他便被制服。警卫人员把他带到正厅。他老远就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威严地坐在那里，估计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又拿出“造反派”的劲头，像一头发怒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岂容他造次，三五下便把他揿倒在地。他的身体全软了，警卫人员又把他拉起来，站着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按汪东兴的安排，这些人的随从一下车就被带到了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从去之后，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向他们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闹。因为以往开会，也是邬吉成向在这里待命的人宣布纪律，他们都很配合，从来不敢违反。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都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等会议结束。
可是他们再也没有等来他们的主人。
不知是通知晚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姚文元到得晚了。而警卫局对他的处理也降了格：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对他的“隔离审查”决定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宣布的，而不是华国锋来宣布。即使这样，姚文元毕竟是个“文人”，一听便晕了头，瘫软下来，行动小组的人急忙把他扶起来，带出去，送到等候在那里的红旗轿车里。前两人也是在这里上的车。
这时，另一位副局长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邬吉成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
邬副局长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说：“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他俩就一起到王、张、姚等随从们待的院子里。
五间房里，有他们的警卫、秘书、医生十余人。副局长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
这时，也在其中的叶剑英的秘书和警卫一下站起来，瞪圆了眼睛。邬吉成马上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其余的人被带上两辆面包车，开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那里有一个原总工会的工会学院。这些人就暂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