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被关的时间与杨成武和余立金差不多，因为他是卫戍区司令，本身就有保卫首都的义务，逮捕坏人的权力，由此“抓”他就手续繁琐一点，怕的是他调动部队动起枪来。所以他被关起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调动工作呢。
3月22日晚上，傅崇碧正在位于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委会大楼里开会。半夜，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通知卫戍区团以上干部，23日2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等傅崇碧一一通知，自己来到大会堂时，里面已经坐着许多人，气氛很严肃。他正在往里走，周恩来把他叫了过去。走到小会议室门口，周恩来站住脚，压低声音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激动。”
傅崇碧更加感到情形严重，一定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
当他走进小会议厅的时候，“中央文革”的大员们都已坐在沙发上，神态怡然自得，看得出，他们正在主宰着别人的命运，有闲心小声说着话。傅崇碧入座后，林彪像一阵风似的飘了进来，再也没有人说话。
林彪向着傅崇碧，也是向着全体与会者说话：
“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还没等傅崇碧反应过来，林彪已站了起来，对“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说：“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会议厅里，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们干坐着，没有话说。为了打破沉默，两人都拿起橘子，慢慢地剥着，剥得极慢，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过，两人相对无言。一个橘子没吃完，周恩来、谢富治回来了，说吃饭吧。
服务员送来了夜餐。傅崇碧哪里吃得下。周恩来还是叫他多吃一点。吃完了，周恩来说：“崇碧同志，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送你到沈阳去。”
“就这样走？”傅崇碧大惑不解，哪有这样上任的？他嚷了起来，“调动工作有这么调动的吗？又不是打仗，哪有这么急！”
周恩来没有接话，只是问：“你是不是回家取点东西？”
“不取！”傅崇碧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火了。以前他可从来不这样和总理说话。
周恩来说：“好，干巴利脆，写个信给家里。”
“不写！”
周恩来的秘书递过来纸笔，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还是写几个字告诉家里好。”
傅崇碧接过铅笔，想了想，在纸上写了几句话：
黎虹同志：
我的工作调动到东北军区，因走得急，不能回家，需要什么东西，
到东北军区再给你去信。我的一切请你们放心好了。
傅崇碧
3月22日
秘书收起纸，周恩来把他送出小会议厅，与他重重地握了握手，嘱咐着：“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
周恩来又给陈锡联讲：“他的身体不好，到东北后要照顾好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
3月的凌晨，寒气袭人。傅崇碧走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只有黑色的轿车，秘书、保卫干事都不在了。来了三个人把他夹在一辆车上，陈锡联的车在前面，一直开到了西郊机场。在休息室里，傅崇碧想抽烟，一摸兜里空空的，就让机场的团长拿来一条烟，烟拿来了，还端来了咖啡。刚喝了两口，电话机响了。有人问第一架飞机起飞了没有？回答说起飞了。傅崇碧不知道，这第一架飞机就是送的杨成武。电话里又问第二架起飞了没有？团长报告说已经发动。傅崇碧放下咖啡，起身说走吧。出去以后，陈锡联把自己的丝棉大衣披在傅崇碧身上。
傅崇碧越加感到这个调动不像真的。究竟是什么他还不清楚。
到了沈阳，傅崇碧一下飞机就有四五辆轿车在接他。一直拉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大院，停在一座二层灰楼底下，被人簇拥着上了楼。有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下楼。”傅崇碧很快发现，门外有两道岗，屋门一道，楼下一道。他明白自己不是调动，而是关押。可是为什么呢，他想不出道理。直到有一天，他听见窗外有人喊：“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是什么人？”他隐约觉得，这个“傅”字莫不是指自己？他的猜想很快被证实，听得见有人在喊：“打倒傅崇碧！”至于“杨”和“余”他也明白是谁了。
可是“打倒”也该有个“迹象”，有个“理由”啊，他摇头叹息起来。
然而在打倒者的眼里，“打倒傅崇碧”的理由太多了。譬如：
给关押在案的黄克诚买苹果吃；
安排“大军阀”贺龙去住院；
把要揪斗的陈再道藏在电梯里；
把要批斗的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国务院部长以上的干部转移了，等等。
但这些似乎还难以定成大罪。江青后来有个说法，叫：“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还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江青的陷害又是因为材料问题。
接触江青的所谓“黑材料”是很危险的事。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你只要跟江青沾上包，决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许多人无意间经手或知道了她的材料，都成了挨整对象。傅崇碧也为此蹭了一身泥。
那是红卫兵翻箱倒柜最活跃的季节。没想到他们竟翻到了“旗手”江青的材料。上海的红卫兵将这一大包东西送北京，由秘书交到了傅崇碧的办公桌上。傅崇碧打开牛皮纸包磨破了一个角，露出一些照片。这是江青当演员时的照片，有给蒋介石祝寿演出时的剧照等。
傅崇碧以前光知道江青在上海当过演员，对她的一些丑事却闻所未闻，他赶紧将材料重新包起来，准备向上请示如何处理。第二天正好上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将材料的事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并不惊奇，问：“有多少？”
“不很多，一个纸袋子。”
周恩来稍作思索，对他说：“不准任何人看，先放在保密室，待我考虑一下再说。”
材料锁进了保险箱，却像锁进个老鼠一样搅得傅崇碧不得安心。他还是想把材料送出去，不然江青知道了不好交代。有一天他遇到周恩来，又说起材料的事。
周恩来看他为难的样子，就说：“这样吧，你把材料送给我，我转给她。”
傅崇碧又有些犹豫。他知道这个材料到了谁的手谁就多一道麻烦，连总理也不可免，他曾亲眼见过江青跟周恩来无理取闹。
周恩来问：“材料开了封吗？”
“破了一个角。”
“你找些上海的牛皮纸，照原样包好，写我亲收，送给我。”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
材料是交给了江青，可是江青并不感谢为她收缴材料的人，反而对接触材料的人大加怀疑。她知道材料是从上海来的，就指派吴法宪去上海协同张春桥抓整材料的人，一次抓了10多人，用飞机送回北京，再交卫戍区送进秦城监狱。第二次抓的人吴法宪带了回来，又是10多人，都交卫戍区送入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是康生、谢富治管的，卫戍区只负责监狱警卫，其他不管。吴法宪把有关江青的材料都清理弄回北京，交给了江青。北京电影资料室、文化部也有江青不少材料。中央文革开会决定由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和傅崇碧去文化部大楼，把有关江青的材料清理回来。他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说：“你们去，我等你们回来。”
这时谢富治说他肚子疼，不能去。于是剩下的三个人就到了文化部，见到中央文革文艺小组长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作者）。他带着他们查找了有关江青的不少材料，用窗帘布一包，写好封条封好。还有一本书没包进去，傅崇碧看书皮上有灰，就用报纸包起来，一起拿回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还没休息，他们就把清理来的材料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当着你们的面，再加上一层封条，送给江青。这一本书也交给她。”
材料交给江青时，她一看一本书露在外面，就沉下脸，问：“为什么不包进去？”
傅崇碧说是包好以后才在窗台上发现的，谁也没有看。江青说：“金敬迈呢？这些材料他一定看了。”不久，金敬迈因此被撤掉了文艺小组长，清出中央文革。
这些材料后来都拉到中南海烧毁了。傅崇碧因为不知在哪里烧没有去，江青又怪他为什么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