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驻京部队万人大会上，林彪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杨余傅”事件发生在1968年春，但其大背景还要追溯到1967年夏季“七·二〇”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在中央文革御用文人的组织下，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七·二〇”事件的文章、评论、社论和新闻报道，不停地呼叫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又刊登了由陈伯达审定、王力签发，关锋主持起草的两篇社论，继续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央首长”的指示下，“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从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大量冲击军队的恶性事件。毛泽东深知，军队的动乱将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局面。于是，毛泽东在8月中旬指出，8月1日《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把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到部队的文件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林彪、江青一伙敏感地嗅出气味不对，马上大做手脚，为自己开脱。叶群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明“红尖兵”文章中“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有人后加的。康生和江青则把责任推给陈伯达。8月下旬，毛泽东要追究此事，江青清楚她与陈伯达一损俱损的关系，就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端了出来当“挡箭牌”，“王关戚”就被打倒了。1968年3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又在北京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倒谢”运动（谢指谢富治）。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勾结庇护下，谢富治没倒。身为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马上做出高姿态，表示对“倒谢”问题既往不咎。虽然“倒谢”运动被暂时平息下来，但江青、陈伯达、康生很清楚，如不赶快拿出别的事端来转移群众视线，“倒谢”运动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成为抓住中央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总根子“大三”（江青、康生、陈伯达）的导火线，并涉及到它的后台林彪。他们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制造事端，采用以极左反对极左的策略，把群众引向他们希望的走向。3月中旬，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即：“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军，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前要从思想上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保守主义，组织上抓黑手、坏人，要勇敢地斗争，坚决打垮右倾翻案风，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江青一伙在舆论上大肆鼓噪一番之后，很快就把“打倒右倾翻案风”付诸行动。他们选中的残害对象就是碍事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