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连日的折磨，耿飙的身体日益衰弱，不久就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和肺结核，但造反派说他是装病，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不让他去住院。后来还是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到三〇一住院，耿飙这才住了医院。可只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又被赶回去，继续接受批斗。
本来耿飙一家与姬鹏飞、曾涌泉、罗贵波4个副部级干部住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的一个院里，因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被勒令限期搬家。
耿飙被造反派赶得无处居住，只好和夫人赵兰香挤到黄镇家楼上。两家都是八九口人，根本住不下，耿飙就让成家和有地方去的孩子们搬出去住。
1979年耿飙夫妇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本来住在东交民巷时，造反派不许他们走动，连交谈也不许，所以和姬、曾、罗等战友见面时只能彼此点头示意。现在搬出来反而自由了。开始老大使们在食堂里议论外交部的问题和周总理的处境，但在这里不便深谈，于是定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的家，一个是黄镇的家。曾涛的家在国务院对面，是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第一次串联在曾涛家，大约有12个人。除了耿飙、黄镇外，还有仲曦东、康矛召等大使。过去这些大使都是坐小轿车的，“文革”中谁也不愿意也不便叫车子坐了。上下班不是步行就是坐公共汽车。为了串联，能骑自行车的，自己骑了自行车来；多数是坐着“两轮车”来的，也就由儿子或者女婿骑了自行车，他们坐在后座架上送来的。大使戏称这是坐“二等车”。
第二个地点就是黄镇家，这也是一个独院。这些人中不少是三野的干部，对陈毅比较了解，对他过去的丰功伟绩都知道。要打倒陈毅，他们都打抱不平。
而耿飙和黄镇住在楼上楼下，议论什么更自由。
耿飙和黄镇在交谈中都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不满和忧虑，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更是忧愤无比。
耿飙和黄镇商议着：“造反派能写大字报，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大字报阐述我们的观点？”
“对！”黄镇赞同地点点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几个司局级干部也要写，我们跟他们一起写吗？”
耿飙考虑了一下：“不行，还是分开写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逼迫他们干的。”
“行。我们俩起个草，再征求别的大使意见。”
“你是秀才，你执笔。”耿飙提议。
黄镇也说：“你是老参谋长，足智多谋，点子多，咱们还是一起写吧。”
于是，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传阅，同意的签名。传阅过程中，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26人，按签名的顺序为：耿飙、黄镇、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赵行志、杨琪良、章文晋、张世杰、何英、姚念、柴泽民、熊向晖、韩克华、岳欣、俞沛文、陈志方、周秋野、杨守正、陈坦、陈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张海峰。
11月12日，由耿、黄等26位大使签字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外交部墙上，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反对“把十七年的外交工作说得漆黑一团”，特别强硬地指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一再侵袭我部，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窃失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影响极坏……”
1968年初91位司局级干部也写了批判极左思潮和保护陈毅的大字报。
一时间，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大字报招得众人观看，很多同志得到启发和鼓励，但也招来了麻烦。“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说后台是耿、黄。有人揭发陈老总接见大使时说了“极端反动”的话，把黄镇拉去证实。一个造反派头头半个屁股坐在桌边上，腰扎得像细腰蜂，嗡嗡营营地问：“你听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动辄得咎’的反动言论吗？”黄镇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肯定有人告密或说漏了嘴，但表面上很平静：“没有。”“你去开会了，你怎么会没听见？”黄镇低头不语，欠了欠身子：“我耳朵不好使，坐得又远。”造反派不耐烦地鼓起眼珠子：“你别的话都听见了，怎么唯独这句听不见？你还是承认吧，来，签个字。”造反派把笔和纸伸过来。
“我就是没听见。”他顿了一下又说，“我只上了一趟厕所。”造反派嘿嘿冷笑：“你老奸巨猾！我再问你，你们保陈毅的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谁是幕后策划者？”
“就是我和老耿商量着写的，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点意见，没有什么幕后、幕前之说。”
“有没有人给你暗示？”
“没有。”
黄镇盯着桌子腿，鼻孔出气的声音很重，一言不发。造反派跳到地面，叉着腰，鼻子眼睛挤到一处，讽刺道：“黄镇，你又上厕所了？”
黄镇像木雕似的坐着，眼眶里滚动着灼热的泪光。造反派鼻孔里一哼，说：“既然你对厕所那样有感情，一到关键时刻就去，好，那你每天去刷厕所，也打打你的官气！”
造反派在黄镇面前碰了钉子后，又转而逼问耿飙：“幕后策划人是谁？你老实交代！”
耿飙扫了他们一眼，缓缓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是不在幕后。”
“在哪里？是谁？”造反派大为惊喜，以为耿飙屈服了，从他口中一定可以捞到更多的材料。
不料耿飙指了指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
造反派感觉被嘲弄，老羞成怒，又大声叫喊起“耿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老调来，接着加强了对他的“专政”——除了七斗八斗，勒令写检查、交代材料外，还加重了他的体力劳动。
黄镇每天早上8时，来外交部打扫厕所。他干得极其认真，扫地就像在地上作画一样。他蹲在潮湿的便池上，把去污粉倒在手上用力擦洗尿碱，腿脚蹲得麻木了，眼睛看得昏花了，便站起身来活动一下四肢，然后又蹲下去继续他的“神圣”工作。厕所坏了，也要他去修，他说不会，就是一顿训。有一天，他发现满手脱了一层皮。
造反派并没放松对他的围攻。10天里要批斗3次。每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都厉声呵斥，连连逼问，黄镇被强迫低着头。起先他竖起耳朵，以此代替眼睛的张望，用整个身心倾听着。造反派七嘴八舌，说得唾沫星子乱溅，有“控诉”、有逼问、有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也有只有少数人知晓的机密……他刚想直起身子解释几句，又被喝令：“低头认罪！”
慢慢地，他耳朵里混沌一片，批斗变成了没完没了的闲扯，任情恣性的说笑，无根无据的气话……暮色渐渐笼罩了整个房间，他脑海里却一片空白。他闭上眼，任思绪飞扬，让嘴对着心大喊：“主席啊，你可知道你的老兵正在挨‘小兵’的整，整得狼狈不堪……”
随着批判“二月逆流”大反扑，耿飙、黄镇的问题上升到“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天上台挨斗。在他们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刚”的帽子。造反派呼口号，耿飙、黄镇等挨斗的人也随着举手，可是喊到“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时，他们就不举手。
造反派冲着他们喊：“你们为什么不举手！”
黄镇低着头：“我没有权利打倒自己。要是主席、总理说打倒我，我马上举手！”
造反派吹胡子瞪眼，声嘶力竭：“你这是负隅顽抗！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的口号声淹没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