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骏教授和严家炎教授就金庸的小说展开了论争，其中牵涉到我的一个说法。我说严家炎教授把金庸的小说捧到了“革命文学”的高度，严家炎教授说这是笑话，他没有说金庸的小说是“革命文学”，只是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有如“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把武侠小说推进到文学殿堂。“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是不同的，把它们混为一谈是笑话。
我是闹了笑话，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混为一谈了。“五四”是文学革命，三十年代才有“革命文学”，和陈独秀一起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他的作品不能算是革命文学，这是人们的共识。历史的事实很清楚。我也清楚知道，只是有时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混淆了。
虽然没有说金庸的小说是革命文学，但严家炎教授却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捧到了“革命”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一般文学的高度。他把金庸的武侠小说说成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静悄悄，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旗手没有大张旗鼓，发表什么“革命”宣言，而只是埋头默默地在写。没有宣言，是不是因为作者自己并不认为这是“革命”，只不过是普通的认真的文学劳动，因此没有什么话要讲，没有什么“革命”的主张要宣扬。“革命者”原先并无什么大志，只是作品大受欢迎，业绩当前，名成利就，人说是“革命”，他也就默默认同是“革命”了。这“革命”是捧出来的，作者自己可能只是想在创作上进行一些改良，改革或革新，却被捧场的人高高地捧到九天之上，而俨然成为“革命”了。
这“革命”是由一些有学问的人捧出来的。有人捧金庸为文学“大师”，而且是中国“大师”的第四名，有人捧之为“革命家”——作家的家！堂堂的北京大学因此就送上学位，以增光宠。
没有那“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议论，也就不会有我那“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混为一谈的笑话了。
我是可笑，但是“革命”的始作俑者可笑不可笑呢？
说金庸的创作是“文学革命”，他的小说因此就是带着“革命”性的文学，是这样的“革命文学”。严家炎教授把金庸小说说成是“文学革命”，我因此就跟着有了“革命文学”的说法了。根本没有想到，在中国文学史上，“革命文学”有特定的意义，不能乱用。这以后，我因事忙，没有再去思考、注意这个问题，也就任由这个说法拖了七八年而没有改正。我不是经常，也不像许多人那样，极端重视金庸小说的。我虽然提倡过武侠小说，但自己并不是经常看武侠小说，尽管看起金庸的小说时一样入迷，也对它作出越来越高的评价，只是还没有到“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的高度，像某些有学问的人那样。
为什么要把这说成是“文学革命”？据说这是“指金庸小说大大提升了通俗文学的水准，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而言”。但是，何必“革命”？《红楼梦》不是大大提升了通俗文学的水平么？也没见有人奉上“革命”的高帽子。
是不是因为政治上的高人如邓小平也在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乘机为金庸小说加上“革命”的标签？这虽然是武侠，却是经过“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武侠，进得中南海，非凡品也！
能使武侠小说和“革命”拉扯上关系，真是高明！真是高人！
严家炎教授的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论，是一九九四年年底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据说我随即在《明报》副刊上发表短文，大发谬论，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画上等号。人、我这两篇东西此刻我都没有工夫去查对，只是根据严家炎教授在《香江文坛》十二月号上的文章加以引用。同时还翻阅了手边我所编的《香港的人和事》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我写的《话说金庸》一文中翻翻材料，其中提到有人有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
这句话我是在台湾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我记得似乎是《联合报》。副刊上面有一篇女作家李黎的文章《如果没有香港》，她说那就不会有她的许多文学创作了。她是对香港表示感谢之情的。我记得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这句令我反感的话，似乎就是从她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后来我去了美国，和她同住在旧金山湾区，谈到这篇文章和这句话时，她表示她不会说这样的话，也不会引用别人这样的话。过了一些时候，她把那天的《联合报》副刊复印了给我看，使我吃惊的是在她的文章中居然找不到那句话了。她既自己没有写过这句话，也没有利用别人说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这句话。这就怪了，在我的记忆中，明明是有这句话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不会记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倒令我糊涂了。我真希望，有哪一位朋友也看过这句话，记得它的出处，把它告诉我，以免李黎叫冤，而我也不至于心有愧。
严家炎教授说，他对我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混为一谈这一点，六七年来没有回应过一个字，原因有二：其一，因为我是“一位有着个人的特殊经历，因而对北京许多方面怀有特殊怨恨的人物，我从他（我）的文章中闻出了这种特殊的怨气，故而不想与他计较”。其二，是我的“知识结构”有问题，不懂中国现代文学史，因而闹笑话，我如果多读了几本书，自己会纠正错误，不必他再加嘲笑。对严家炎教授这样的泱泱大度，我应该感谢，但他说我对北京方面有许多怨气，以至怨恨，而且说我九十年代“不少文章”就是如此，是香港“许多人”都可以做证的，这我就要敬谢不敏了。
我自认我对北京和内地的许多事情上，有所议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什么怨气，更不是怨恨。而且，就算“怨恨”，也“怨恨”不到和香港有关、和我自己提倡过的武侠小说的头上。严家炎教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说到怨气，我就举一件有关北大的事说说吧。
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长。但他的骸骨却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山坡上的千万坟墓当中。拥挤不堪，使人有活人住在山边木屋区之感。我当年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后来在北京，都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主张搬迁这坟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这才能消除人们对这拥挤的不安。“北京十年”后，我回到香港，又为此在报上呼吁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应。只有最后的一次，北大当局才算有了一点回响，那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巫宁坤看到我的文章后，直接写信给北大当局，说如果迁墓需要费用，他愿赞助这一笔钱。北大的复信说，北大虽大，却容不下蔡先生的骨灰，因为大学许多土地都属于官方作保留文物的范围，他们无权动用。他们似乎忘了，蔡先生的坟墓正是北大珍贵的文物。我关于这件事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把这一回合原原本本写出来，说北大宁愿放逐蔡先生，也不愿迎回老校长。
请问严家炎教授，这是我什么“特殊的怨恨”，还是北大本身对蔡元培有一点什么“特殊的怨恨”呢？你有没有兴趣“计较”一下？
二〇〇三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