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将半百？年已半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波至今已是整整五十周年了。
反右是被称为斗争的，五十年前这一次反右被称为“反右斗争”。这是中共掀起的一场斗争。中共掀起的斗争说是自我整风，要全国的人都对它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结果却变成了“言者足戒”，凡有言者，都因而有罪，都被打成右派。据说这样的“罪人”，全国有五十五万人。不但言者有罪，而且罪及父母、妻子、儿女，这样受牵连的“罪人”就更是高达几百万人了。
这是空前的一场民族劫难。说空前，不说绝后，是因为这以后又有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更加要命，要了远不止几百万人的命，因此而失掉性命的更是数以千万计。
“反右”，被称为“斗争”，后来的“文革”更称为“革命”、“大革命”。
“反右”原来是被宣传为助党整风的，结果却变成了因言惹祸，被党整治。中共用阴谋整人，结果是由中共当年的第一人自我辩护，强词夺理，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阴谋是暗中施展的诡计，诱人上当，见不得人，不同于“阳谋”的大大方方，告诉你这是要你上当的计谋，如果上当，只能怪你自己，怨不得人。他还说，这样做是为了“引蛇出洞”，蛇深藏于洞，不设法引它出来，它是不会自我现身，任你打杀的。他把这样的反右称之为“阳谋”，自认为这是正正当当的计谋。蛇有毒，该打，引它出来打，是理所当然的事，是见得光的“阳谋”，不是阴谋。这个谋略是先把自己定位于正义，把对方肯定为邪恶，如蛇般邪恶。这是混淆是非，横行霸道。
“右派”是不是蛇呢？反右是不是“引蛇出洞”呢？
这在常人来说，答案应该是“不”。就是这当年中共第一人，他早在建国以前，也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联合”，就是联合他后来所谓的“蛇”。反右声中最受中共所反的，就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论。他认为建国初期还容得下各党各派，共同治理天下，主张中央政府有非中共的副主席，政务院更有多名非共的副总理，但到了后来，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成了党员的天下，也就是“党天下”。储安平这“党天下”之声，声震天下，只不过是说出了事实。他发表这“党天下”之论时，国务院还有几名非中共的部长，反右以后，连这几名部长（章伯钧的交通部长，罗隆基的农林部长，章乃器的粮食部长）也都没有了，变成清一色的中共“党天下”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无罪的也都一个个有罪下台，“党天下”更是真真正正的清一色了。
把一个个好人称之为“蛇”，而且是毒蛇，这是中共当年第一人的“杰作”。他的“杰作”还有无中生有的捏造，说是这“蛇”阵是有一个“章罗联盟”在指挥。这章、罗，就是章伯钧和罗隆基。但事实上，人们都知道，章、罗虽然同为民主同盟的上层，但他们并没有组成这样一个“同盟”，不但没有“同盟”，而且两人还是冤家、对头，平日是不合的。这个“同盟”是中共当年第一人捏造出来的子虚乌有之物。
为了反右，这中共当年第一人不仅捏造，还说了好些骗人的话。他甚至把要痛加打击的对象，先作了一番表扬，对于上海《文汇报》就是这样。在反右前夕，他指派了《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担任新闻代表团的团长，去访问苏联。还当面赞扬了《文汇报》编得好，说他每天一起身就要看《文汇报》，欣赏它对琴棋书画的报道。
《文汇报》后来却成了这中共当年第一人的重点打击对象，他仿佛忘掉了自己先前曾经赞扬过它。当他在准备向《文汇报》加以打击时，他还当着著名学者、诗人冒广生的面，鼓励他“知无不言”。事实上，这时他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己经写好、改定，就要发表，这时已拿在陪同他接见冒广生的胡乔木手上了。他在反右上，不止一次散布谎言，乱人耳目。
这时他已是“引蛇出洞”成功，准备动手痛打，却仍旧不放过“引蛇”的一举一动，“引蛇”务尽，这是他真正的心肠。
反右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一波猛过一波，直到他寿终正寝。
然后有拨乱反正，反右受到了否定，虽有否定，大有保留，说反右反得对，不怎么妥当的是被扩大化了。所谓扩大化，是被“反”掉的人多了一些，但也只是一些而已。这一些，仅仅是一些，就已经是牵连到好几百万人了。
五十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到今天，年已半百，还不能准确地把反右安排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