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跟随勇敢的心
6232100000006

第6章 地中海的儿子: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

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高的悲剧,而非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加缪

拒绝“革命”的反抗者

人如何对待“人”的遭遇?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阐述了人作为“存在”永远面临的困境:荒谬。具体现实总充满罪恶、迫害、压抑、疯狂、混乱(尤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政治更加剧了这点)……而人性中又时刻活跃着对自由、价值、尊严、欢乐的无穷渴望,“荒谬”即生成了,生成于人的美好诉求与险恶境遇的巨大反差。一个人,只要基本做到了清醒,只要对自身存在稍加逼问,即会产生荒谬感。但关键是:荒谬之后,人的出路在哪?

这正是加缪出场的意义。

虽然在描述荒诞上,马尔罗、萨特甚至走得更远,但其理性显然受到了性格和心灵视线的阻碍,摆脱不了消极与绝望,在“荒谬”被证实后,几乎拿这个悲剧没办法了。比如马尔罗认为,“人可以接受荒谬,但不能在荒谬中生存”,甚至主张自杀。萨特也只把微渺的希望寄于“未来行动”(比如1968年巴黎学生风暴那样的剧烈运动),日常意义上,他没有方法论。

加缪不,他要反抗命运,他要寻找一种积极的力量,用一种崭新的理性维护人的尊严。其公式是:荒谬——觉醒——反抗——自救。在他这儿,“荒谬”仅是起点,而非终结,仅是对生存真相的披露与哲学实践的开始,而非宿命。在人生的价值诉求上,他维持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但其自由不是萨特那种形而上的绝对自由,而是现实和理性的相对自由,他反对极端价值观和乌托邦政治,反对“绝对自由”名下的破坏性革命。

这位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孤儿,从小饱尝贫困、疾病和孤独,“我不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学到自由的,而是在贫困中学到的。”但命运剥夺不了他对人间温情的体验和吸收,剥夺不了大自然对他的恩赐: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奔走于冷酷与温煦、阴霾与明亮、底层苦难和上天关爱之间,他很早懂得了人生“正反”的道理,这种生存体验决定了其哲学思维中丰富的辩证含量。

与只习惯于说“不”或“是”的哲学家不同,加缪以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为依托,提出了以追求“均衡”“相对自由”“和谐的自身完整”为核心价值的“正午的思想”。他对付荒谬的方法是和谐的反抗——对这个世界既说是又说不。他对“是”的解释是:在荒谬的世界上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反抗;承认荒谬并决意生存,在有限世界中带着伤痛生活,绝不放弃梦想和权利,本身就构成了“反抗者”的精神立场;说“是”,意味着选择积极和现实。那么,又如何实践“不”的主张呢?应恪守什么规则?

加缪是一个热爱生命并坚决抵制暴力的人,他既对荒谬的世界说“不”,又反对只会说“不”的虚无主义。为此他充分肯定生命的尊严与内在价值,顽强地反对自杀和他杀——西西弗斯和《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都彰显了这点。他反对暴力,反对任何名义的威胁生命的“历史的反抗”(即政治革命)。加缪认为,“反抗”不同于“革命”:反抗是生命自救,是在有限世界中选择自主的人生方式,坚持独立存在和清醒认知,反抗是有边界的,即只为人自身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完整而抗争——绝非对外部的掠夺和对他者的征服。“革命”则不同,它早早养成了只说“不”的习惯,坚持不择手段的行动纲领,主张以剥夺惩罚剥夺、以统治刷新统治、以掳掠填补己亏。加缪认为,“革命”的颠覆性源于“恨”而非“爱”,会导致无度的暴行,由反抗走向反抗的反面。

简言之,“反抗”使人成为自身,成为合理和健全的人,“革命”则要在推翻敌人的同时推翻自身,通过攻掠和夺取,实现社会角色的移动和转换(奴隶成为奴隶主,农民成为封建主)。反抗者是恪守人道并服务生命的人,革命者是渴望权力并投靠政治的人,彼此目的与手段皆殊异。加缪推崇古希腊的均衡思想,即“适度原则”和“相对自由”——在矛盾中坚守人生、坚持自我不被异化;而“绝对自由”属于过度自由,很容易越过矛盾的平衡界面,导致绝望、残暴与专制。在《反抗者》中,加缪尖锐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模式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

作为反抗者,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加缪最警惕的,这也是他与萨特的鸿沟所在。萨特是主张“绝对”并擅用“无限”逻辑的人,他认为“反抗”只是内在的、感情的,甚至带有自欺性,反抗没有硬度,低于革命,反抗的缺陷靠革命则迎刃而解。因此,萨特对中国“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法国“红五月”运动都予以狂热的吹捧——甚至不顾年老体衰,冲上巴黎街头抛撒传单,他赞誉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为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乍一看,你会觉得加缪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和激情万丈的萨特相比,明显透着“右”的味道。实则不然,他对待悲剧的严肃性和诚实性、对人类命运的负责精神,是任何一种自以为正义的革命浪漫主义无法比拟的。正出于对人类的大悲悯大关爱,他才主张“正午的思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燃烧!反对悲观与虚无,反对极权与暴力,反对践踏人性和人道的行为——一切威胁人类的“鼠疫”。他颂扬爱和理性,认为它们暂时解决不了的,靠恨与征服更无济于事。

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斗争,你会蓦然惊醒:所有杀戮理论莫不以发誓取消矛盾的“对立面”为起点,莫不以“剥夺敌人一切权利”为手段——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恐怖当成了美德,马拉以数学方式索取了27.3万颗头颅,夜以继日地高呼“用烙铁给他们打上耻印,砍下他们的姆指,割下他们的舌头”;罗伯斯庇尔更是血脉贲张,“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快速、严格和不屈不挠的公正,因为它是美德的表现!”可怜的是,这些英勇的刀斧手在累得胳膊发麻后,即被身后的刃斧削平了脖子。

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对大革命作了反思,1870年9月4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干出来的。”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革命是历史的动力、暴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这些论调非但没受到尖锐质疑,反而变得更真理更权威了:希特勒把日耳曼之外的民族都列入了“邪恶”,斯大林则将一千万同胞划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还有红色东欧和东亚……

曾任苏联宣传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中写道:“赫拉克利特说,‘不和’是万物之父。这个思想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作武器,但他们却不想去发现,赫拉克利特还有一个对应的原则:和谐、和平是万物之母,没有这个‘母亲’,一切就不可能诞生。该原则向来无人注意,因为它同斗争理论相悖……黑格尔——马克思的精神之父,尽管喜欢古希腊人爱用的比喻,对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征……弓是一个两极对立的系统,但弓弦可变成琴弦。弓会带来死亡,而琴会带来生命的喜悦。”(《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弓”与“父”,象征着威严与镇压,隐含“不”的杀机;而“琴”与“母”,是生存和繁衍的象征,孕育“是”的文明。前者显示了恨与仇,后者表达着爱与和。

是否可以说,加缪基于荒谬提出的“反抗”——正像两千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样——在“不和”的生存危机中尤感“和平”“和谐”的珍贵、发现了她作为“万物之母”的价值和美感?

1951年,主张和谐均衡、反对革命的《反抗者》出版。萨特恼羞成怒,发表《致加缪》长文,宣布与朋友决裂。

1960年,加缪在车祸中颈部折断,享年46岁。

他说过:“向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人心……我依随我的心灵行事,我毫无遗憾。”

为生命辩护

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以实现“绝对自由”“无限利益”为动员令的,这种夸张性的许诺确实刺激,总能招募到大批渴望成为自身对立面(由“被统治”到“统治”)的民众,而斗争结果也往往由“以多胜寡”——这一算术逻辑给预定了。

问题是,革命究竟实现了什么?绝对自由的乌托邦真符合人类的生存理性吗?

尽管化妆师不断给“奴隶暴动”“农民造反”涂抹史诗光环与正义脸谱,但透过油彩,仍不难看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一极走向另一极。为成为对手的那个样子而斗争!为成为贵族而杀死眼前的贵族!

斗争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恨。何为“恨”?舍勒认为:人们往往羡慕自己不拥有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产生了“恨”——在封闭环境中因长期的无能为力而分泌的一种有毒的心理。该判断基本成立,中国的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嗟叹,1917年俄国街头对战利品的掳掠,都印证了这点。

加缪在《反抗者》中,对“革命”作了揭穿——

“理论上,‘革命’这个词保留着它天文学的意义,这是一种环形运动,这种运动经过完整的转移由一个政府过渡到另一政府。它的确切含义是:‘确信会出现新政府!’……普鲁东说:‘认为政府会是革命的,这说法自相矛盾,因为政府就是政府。’对此,还可再补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它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好战的政府,革命越发展,战争赌注就越大。1789年诞生的社会愿为整个欧洲而战,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为统治全世界而战。整体的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世界帝国。”

正因看清了“绝对自由”的真相,识破了政治乌托邦的不诚实性,加缪才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革命。他认为,从古罗马到现代俄国,“革命”从未贴近过人的自由,因为“革命”以对他者的征服为目标,其途径是暴力,其后果仅仅是权力转移。而在这场转移中,统治双方的诉求与手段同出一辙。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疑,“平等”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合法性,但关键是和谁平等、如何平等?平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若和奴隶主平等是为了自己当上奴隶主,那该诉求本身就有问题,就暗含伦理和逻辑的犯罪;若反抗迫害和暴行竟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人施暴——即使对奴隶主和暴君,那只能说明,该奴隶骨子里就窝藏着奴隶主的卑鄙和污垢,他早就是灵魂意义的奴隶主了。

加缪以斯巴达克斯为例,“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把过去的奴隶主供给这些奴隶奴役。起义军还把几百罗马公民组织起来角斗,奴隶们在看台上欣赏,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更多的杀人……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以处死数千奴隶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奴隶主成倍地计算自己鲜血的代价。”

以血腥报复血腥,以残酷惩罚残酷。刘邦项羽们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纵火烧宫殿,就是拿仇人头颅来祭祀。

萨特有过一句著名的话: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实,加缪更彻底地诠释并履行了这一理念。“倘若他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毁灭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权力。他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为所有人去争取它;他所拒绝的那种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抗追求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它深刻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抗的行动是保持纯正。”(类似的话鲁迅也说过: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

不侮辱任何人,不奴役任何生命;既反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亦反对以多数的名义迫害少数;任何自由都不以剥夺他人自由为前提……这正是加缪赋予“反抗者”最醒目的行为准则、最高的道义律令。正像伏尔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人类最深刻的“自由”要义恐怕即于此了。据这样的准则,我们可断定,历史上的大部分革命都构不成“反抗”意义,不过是夺取利益的拚命而已。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