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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乌托邦的变种

——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

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

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

乞丐们换了位置,但鞭打依旧。

——叶芝《伟大的日子》

我为什么写作

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道:“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表达愿望。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没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要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人的要求结合起来。”

基于如此信念,奥威尔成为了20世纪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尤其受到了被影射国家的人民的重视和尊敬,他成了几亿沉默者的代言人。

《动物庄园》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矛头直指当时的苏联。1936年,作为志愿者,奥威尔携妻奔赴西班牙战场,在阿拉贡前线,法西斯的枪弹射伤了他的喉咙。在与俄国同志并肩作战期间,他目睹了苏共清洗“托派”、株连无辜的残酷,开始反思这个曾给予他激情的红色政体。“我从西班牙回来后,一直想通过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直到有天,我见一个男孩鞭打一匹拉车的马……这使我想起,若这些动物知道自己的力量,人类就无法控制它们……我开始用动物的观点来分析这个世界及其面临的问题。”(《动物庄园》序)

“老上校”是曼诺农庄中德高望重、最有智慧的一头猪。某天深夜,它做了个梦,梦见动物摆脱人类奴役后独立生活的场景……它激动不已,决定把这个梦连同一生的思索都告诉同胞:

人是唯一只消费而不生产的生物。我们所有的劳动果实都被人类窃取了。同志们,事实很清楚:人类的暴虐是我们生命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了人类,我们的劳动成果才真正属于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要团结起来,要彻底联合起来,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3天后,“老上校”平静去世,其遗志很快变成了动物们的实际行动。它们轻易地(连它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赶跑了主人琼斯先生。领头的是3头最聪明的猪:“拿破仑”、“雪球”、“史达勒”。它们宣告了曼诺农庄的寿终正寝和“动物农庄”时代的开始,并把“老上校”的遗训发扬光大,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命名为“动物主义”。(“老上校”的逝世,令人联想起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先驱。而“拿破仑”和“雪球”的貌合神离,恰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

“动物主义”无疑是对“人间”的一次伦理暴动和精神起义。对动物来说,犹如一部乌托邦纲领和誓师宣言。

“动物庄园”从在“老上校”脑海里闪亮的一刹那,便罩上了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其命运不难猜测,正如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虽激动人心,但很快破产,因为一旦实施,即遭遇人性的棘手难题:私欲和利己本能,分工和劳动力差异对分配的诉求,管理和役使所产生的特权、平均主义引发的惰性和低效……这些都是设计图纸上没有的,而一旦增补了该内容,无异于重返现实社会。

从人文角度看,乌托邦本身是纯真、清白的,它倾注了理想主义者的烂漫心智和梦幻才华。许多思想大师,都在乌托邦的泥模上留下过指印: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法朗吉”“和谐公社”,甚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在诸多细节上都闪烁着乌托邦的光芒。

王尔德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顾的。”

问题在于,竟有人急急地按图索骥、照梦施工,且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仰、伦理的全方位、体制化施工。乌托邦不再是梦了,成了威权、暴力和主义纷纷染指的母体,成了政客、集团、阶级、投机者各取所需的一块肥肉,最终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

不仅是工序和技术出了问题,或许“梦”的施工本身即错了。乌托邦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遥远的瞭望感和海蜃特征,在于它理想主义的诗性、浪漫、想象力的自由与极致,在于它以未来和完美为制高点——对当下时代的挑剔、苛求和警告。作为生活模型,除了社会学,它更掺含了童话材料和艺术逻辑,所以,对它的消费应以阅读和收获启迪为主,应保持精神消费的习惯。反之,一旦对其实施政治移植和国家生态的复制,它即成了咆哮的野兽,从人文走向政治,从相对主义走向绝对和极端,从温情走向专制与暴虐。

《动物庄园》的锋芒所指,并非纯粹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际的乌托邦变种、一团急剧膨胀的恶性政治囊肿——它的成因、性质、构造、游戏方式、运行逻辑……正像作者说的: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

从“老上校”到“拿破仑”,堪称一个君子设计、小人施工的过程,亦是从乌托邦到“乌托邦变种”的历史。后者以乌托邦的名义做社会动员并获得胜利,然后露出狰狞、背叛许诺……于是,高蹈的理想主义沦为了世俗的权力经营,圣经般的救世主义变成了赤裸的专制威权,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暴力繁殖出更大一轮的不平等和更高效的暴政。

大革命的田园诗,何以成了铁丝网中的放牧?

三位一体

宣传、暴力、顺民——乃现代专制政体最重要的构件。

小说中不难看出,维系“拿破仑”统治的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

首先,意识形态宣传。

担司这一要职的是一头叫“史达勒”的肥猪:圆圆的双颊,闪亮的眼睛,行动敏捷,声音尖锐,擅长演说。“遇到难题时,史达勒会跳来跳去,并且挥舞那具有煽动性的尾巴。其它动物都说,史达勒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拿破仑”正是在这位军师的辅佐下,导演了一幕幕偷梁换柱的政治把戏。

“史达勒”的狡猾、凶残和为虎作伥,很容易使人想起斯大林麾下的日丹诺夫、雅果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它像个挥舞咒语的魔法师,凭三寸簧舌,为主子传达旨意、解释政策,扮演着宣传部长兼内务部头子的角色,成了“党内3号人物”。正是它,把“拿破仑”吹捧成“伟大”,把猪享受牛奶水果诠释成“尽义务”,把大饥荒说成“经济调整”。还是它,趁月黑风高将墙上的旧标语逐一篡改,完成着一次次的政策撒谎。

其次,专政力量的存在。

一开始,读者或许替小说担心:专制无不依赖暴力的支持,而庄园中的“拿破仑”只是一头猪啊,在体格和武力上,笨拙的猪显然不够强大。这也曾是我的担心,但奥威尔轻易解决了——

“拿破仑”说,教育年轻一代,比为长大的一代做任何事更为重要。干草丰收后没多久,杰西和蓝铃分娩了,生了9只强壮的小狗。那些小狗才刚断奶,“拿破仑”就让它们离开了母亲,说是要亲自担负教育小狗的责任。“拿破仑”把小狗带到阁楼上,让它们与外界隔绝。不久,大家便忘了庄上曾经有过小狗。

读到这,我似乎预感到什么。

果然,当“拿破仑”和“雪球”在动物大会上怒目相向、剑拔弩张之际(这轮交锋的输赢将决定党内的最终权威),怪事发生了——

“拿破仑”站起,以怪异的眼光盯了雪球一眼,突然,它高声叫起来,大家从未听过如此凌厉的尖啸……这时候,外面传来可怕的狗吠,9条年轻的大狗,系着嵌了铜钉的项圈飞快地冲进来,笔直地向“雪球”扑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雪球”从此消失了,就像托洛茨基一样。

9条狗的出场,象征着暴力机关的诞生。这也是“拿破仑”政治生涯的拐点,从此,“拿破仑”去哪,狗便去哪,既是锦衣卫,也是屠宰机,只要主人对谁撇撇嘴,狗们就疯狂地冲上去,将之撕成碎片。庄园里谈狗色变,一听到犬吠声,动物们即哆嗦不止、噤声不语。

和“雪球”相比,“拿破仑”在能力、演说、修养、品格等方面都逊色得多,但成了胜利者,为什么?显然,它比对方更懂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更知道嘴皮子和枪杆子谁更厉害……“拿破仑”对狗的塑造也颇具眼光,就像把蛋从母鸡身边取走,取缔亲情和血缘,自己亲手豢养、调教,封闭式管理,确保“军队”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对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的掌控,向来为专制所必须。

最后,那些被称作“羊”的顺民。

它们是社会上被归于“绝大多数”的那类,换句话说,即最广大最基础的人民群众。无论发生了什么,它们只会重复一个“阶级斗争”口号:“四条腿者(动物)是好的,两条腿者(人类)是坏的……”它们没有脑子,没有独立判断,只会闷声闷气地“咩咩”附和。它们善良平庸,胆小怕事,精神慵懒,心智鲁钝,除了乞食和低效的工作,别无他求——这样的的温驯、愚忠、忘我、恭敬,乃典型的顺民和臣民特征。可以说,在动物庄园,没有这种集体主义的匍匐和催眠曲般的“咩咩”声,“拿破仑”什么也做不成。

祭牲

最可悲的是一匹叫“巴斯克”的老马。

它正直、敦厚、勤勉,是动物中最具美德的一位。它爱憎分明,理性上却近乎失明,自从被“解放”之后,它便像获得了新生,工作上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堪称最大公无私、最具奉献精神的“劳模”——

巴斯克不像是一匹马,倒有点像两匹马。有时候,它那有力的肩膀担负起整个农庄的工作……总是出现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它和一只小公鸡约好了,每天比别的动物早起半小时……它对每个难题、每桩困难的答复都是:“我会工作得更努力!”——除了这句口头禅,它还添了个座右铭:“‘拿破仑’总是对的!”

即使后来,“巴斯克”目睹了“拿破仑”脚下堆满动物尸体,它虽一度陷入不安和哀伤,但很快便“端正了思想”,说:“这一定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在我看来,唯一方法就是更加努力工作。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我要比其他动物早工作一小时。”

最后,积劳成疾的“劳模”被抬上一辆外来的货车,虽奄奄一息,却还惦记着庄园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它哪儿会想到:这辆由人驾驶的车,根本不是通向“最好的医院”,而是屠宰场!“拿破仑”早已和外面的人做了交易:它仅剩的那点骨头和肉筋,将用来换一箱威士忌。

3天后,“史达勒”哀痛地宣布:经抢救无效,“巴斯克”病逝于威廉顿一家医院。“那是我见过的最感人的一幕……一直到最后,我都守在巴斯克身边,它断断续续地说,‘前进,同志!为了反抗运动而前进……动物农庄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总是对的!’这就是它临终的话,同志们!”

(这些细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苏联的一些内幕。比如将被谋杀说成“不幸病逝”、把病逝说成“被残酷地杀害了”,用死人对付活人,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曾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伏龙芝,本来只患轻度的胃溃疡,却被领袖劝上了手术台,结果因过量麻醉而死亡。与此相反,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明明是病逝的,可到了1937年,党突然又宣布是被谋害致死。)

对于“巴斯克”,你只能痛心地承认:这是个被异化的生命,它最大限度地被权力和神话政治榨干了,从肉体到精神。一个“新社会”祭坛的殉牲!

(在一个高度专制和集体价值观的时代,谁能摆脱被利用的阴影呢?连高尔基这样以批判理性著称的“俄国良心”,生前死后不都被充分利用了吗?不仅被召去为集体农庄和劳改营唱赞歌、替臭名昭著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美文,就连他的死,也被考证出一桩医学谋杀案和大批反革命分子来。)

和羊们的集体无意识不同,孺子牛“巴斯克”属信仰的悲剧。

我想起了唐晓渡在剖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时,关于“新纪元神话”的一个大致说法——

“革命胜利”这一标志事件,往往使人感染上一种对时间记忆的狂热症: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新”很容易被感情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新”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当然也具有了非常的涵义。惟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于是人们就有充分理由不断宣称自己正面临一个“新时代”、“新世界”、“新纪元”。这种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的占领。时间神话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密不可分。每一个类似的宣言都在无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信念:我们属于未来,我们不属于过去!我们属于光明,我们不属于黑暗!(见于《时间神话的终结》,原载《文艺争鸣》1995年2月号)

由于自己是迎接和创造“新时代”的一分子,所以,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和光环越多,就越能间接地支持和肯定自身存在。同时,为了避免生命价值的流失,人便产生了一种微妙心理:自觉为时代的崭新与伟大辩护!任何怀疑现实的念头都会被强行抑制,任何政治信念的动摇都会令己羞愧。

“巴斯克”正是“新纪元神话”的榜样载体,所以对庄园发生的一切,它只会用“往好处想”的逻辑,它不忍怀疑、不愿看到——这个有生之年等来的“新社会”——其意义被消解和颠覆。对它来说,肯定总比怀疑好,长梦不醒就是幸福。

荒诞的标语

故事进程中,你会觉出庄园里有一棵隐蔽的政治旗杆:油漆标语。

标语的修篡,无疑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个标志。如同温度计的汞柱,它昭示着红色乌托邦的升腾与坠落、量变及质变。

动物庄园诞生(革命初成)时,“拿破仑”“雪球”等几位“党的头脑”曾把“动物主义”阐发为通俗浅显的“七诫”:

“凡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凡四条腿走路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动物不可以穿衣”;“动物不可以睡床”;“动物不可以喝酒”;“动物不可以杀其它动物”;“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这算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了,也是保证革命胜利的法宝,属于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它的变化,折射着这场乌托邦运动的轨迹和命运。

以“拿破仑”为首的猪集团,恰恰是自己纲领的背叛者,那些“不可以”被它们率先颠覆了:偷试主子衣服——对动物大开杀戒——学会喝酒——偷偷开始睡床——恢复旧主人的一切做派,操起鞭子……于是,从某天起,墙上的标语悄悄变了:“动物不可以喝酒”成了“动物不可以喝酒过度”;“动物不可以杀其它动物”成了“动物不可以毫无理由地杀其它动物”……奇怪的是,大家皆无异议。它们仿佛被催眠了,遁入了“集体无意识”。历史和记忆被现实杀死了。

除享用别墅、牛奶、苹果、威士忌等特供,“拿破仑”还享受起了个人崇拜:它生日那天,要“鸣枪致敬”;第一座风车被冠名为“拿破仑风车”;“如今,动物们已不再称他为拿破仑,而是‘我们的领导,拿破仑同志!’”;“你经常听见一只母鸡对另一只母鸡说:‘在拿破仑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在6天内产下了5只蛋。’或两头母牛在饮水池旁大声喊:‘感谢拿破仑同志,这水在它的领导下味道多么甜啊!’”

最后,记载“动物主义”纪律条例的墙壁上,字越来越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一些。”

是啊,一点也不奇怪,即使猪把琼斯先生的衣服从柜里拿出来穿上时,其它动物也不觉奇怪了。“拿破仑”自己则穿着黑外套、猎狐装的马裤、皮绑腿,它最喜爱的母猪穿丝绸睡裙,而这,是从前琼斯太太常穿的。

养尊处优让猪一个个肥胖无比,有的是五层下巴,有的是四层……还有更让动物吃惊的事:有一头猪竟尝试两条腿走路;“拿破仑”的蹄子间夹着一根鞭子……可惊愕是暂时的,很快即恢复平静,熟视无睹了。连那群羊的口头禅也变了,“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成了“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的更好!”它们彻底忘了曾说过什么。而“拿破仑”们在改标语时,也向群众解释说:它们从来就是这样子的,党并没有改变过什么,党是以一贯之、说话算数、从不动摇的……群众竟深信不疑,它们只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绝不会——不愿也不敢怀疑到党的头上去。

正应了奥威尔在《1984》中赋予权力者的一句话:“谁控制着现在,谁便控制着过去。”

斗争真相

故事的结局竟是猪和人一起举杯共饮的场面(这是“老上校”做梦也想不到的)。“你们要对付你们的低等动物,我们也有我们的低阶层要对付。”听了人的妙语,“全桌子的猪都大笑起来”。这句话泄露了人间和动物庄园的最大秘密,道出了权力者的共同心声。基于此,猪和人成了友邦。

有12个声音在愤怒地吼着,那些声音似乎都一样……争吵的原因是打扑克时,“拿破仑”和帕金顿先生同时打出了黑桃。

革命者和纲领中的敌人握手言欢,一个权力重组和利益瓜分的仪式完成。这抖落了乌托邦变种的最后真相,宣告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破产。

历史,以悲剧开始,以闹剧收场。

关于阶级斗争和权力的历史循环,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讲到:“自有史以来或新石器时代以来,世上的人已分成了三大类,即上中下三等……这三类人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本来地位;中等人欲取上等人而代之;下等人因为终日做工,无暇去想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整部历史,就是一场本质相同的多次斗争史……在推翻上等人的斗争中,中等人把下等人拉在自己一边,扬言要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当中等人的目标实现时,便把下等人一脚踢回之前的奴隶地位。同时,中等人分成两派,彼此再开始争斗。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从未实现过,即使暂时的胜利也没有。在下等人看来,如果历史有所改变,也不过是改朝换代。”

在动物庄园,以“拿破仑”为首的猪集团正是这“中等人”,琼斯先生乃被推翻的“上等人”,其它动物则是“从未实现过其目标”的永远的奴隶。

动物庄园像一座盆景,浓缩了苏联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变脸:从集体化运动到大跃进建设;从平均主义到搞特殊化;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从暴力征服到精神控制;从异党斗争到同党倾轧……(“拿破仑”和“雪球”这对党魁,在革命胜利后关系急剧恶化,相互攻讦、彼此谣伤、拉帮结派,直至反目成仇——很容易令人想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昔日同志间的恩怨。庄园一次次对“鸭鹅”的审判和处决,明显影射了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和不同意见者的大清洗。)

圣徒发明了乌托邦,却将之交到了一群恶棍手上。

面对《动物庄园》,你实在想笑,可又笑不出。它是喜剧下的悲剧,笑声中的眼泪。

就像世上的某些药丸——

糖衣之下,埋藏巨大的苦和痛、罪与毒、梦魇和耻辱。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