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本诗集的名字是《云南记》，将这本取名《出云南记》，没有置身云南之外、获取另外空间的意思，我只是觉得选取的这些诗作，其场域和趣旨不应该囿限于云南，它们可以应对地域性之外的更多的虚无、丧乱和沉默。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诗人，活在抽不了身的时间现场却又心属未来，被撕裂的除了命运，还有稿纸。2013年7月，时隔7年之后，我又重返基诺山，初衷是重走从杰卓山到司杰卓密的那一条雨林之路。在基诺人史诗般的精神谱系中，其祖先曾有过一次天启般的“人鬼分家”之盟，杰卓山是人的生活息壤，司杰卓密则是鬼的世界也就是天国。走这样一条路，其实也就有着从人间到理想国的象征性，令我痛彻心扉的是，7年前，这条路的两边植物丰沛、虫羽翻飞、人鬼混杂，仿佛太初。可是，时间仅仅过去7年，7年前的世界已经被彻底颠覆，热带雨林不复存在，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疯狂的橡胶树。我从来也不反对人们对理想国的执着追找，但我真的不相信，从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只能存在单一的橡胶树。基诺人说，这条路两边的荒野，属于那些去不了天国又返回不了人间的孤魂野鬼，现在则成了拜物教的领地……这种文化与道德的作案现场，显然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案，为此，持守诗歌尊严，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充扩其苍白无力、自命清高的一面，而应该尖锐一些，有血性一些，悲愤一些。
癸巳年秋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