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之显学，宣扬仁政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之一，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为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因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故而这一学派被称为墨家学派。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以墨子提出的“三表”为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其内容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的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的感觉经验为依据；“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三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但是根据考古发现其最后一代在晚清出现，因为抗夷而全部灭亡。
2.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前476年左右，卒于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前480）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前420）左右。墨子名翟，鲁小邾国（今山东省滕州市）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其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蹬“跋跷”。墨子出身平民，可能是小工业者，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
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的使命，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民生。相传墨子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后又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齐将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
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认为儒家“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傲倨），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墨子最终舍弃了儒学，弃周道而用夏政，创立并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上说诸侯，下说列士”，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波，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说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可以说，墨子为下层劳动人民争取切身的利益，为解决或减轻他们的贫困和免受压迫之苦而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墨子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尚贤”“节用”为基本点。墨子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提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生理想观。除了政治上的建树和理论上的学说之外，墨子在逻辑学、物理学、光学等领域也有所研究。
墨子最早发现了小孔成像原理，而其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墨子几乎谙熟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发明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
墨子之为人，在当时受到很高的评价。《孟子·尽心上》中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对他“士志于道”十分赞扬。《庄子·天下》中说墨子“好学而博”，并且认为他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好人，由衷地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3.墨家代表作——《墨子》
《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辑录。西汉时刘向把《墨子》整理成71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53篇。《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被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按内容划分，《墨子》一书可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共七篇，这部分为墨子早期著作，是其关于道德修养、人格完善、思想方法和社会思想的论文。梁启超、胡适曾以为“非墨家言，纯出伪托”（尤其认为前三篇是儒家学派著作），事实上，墨子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所以受到儒家影响并不奇怪。然而，这一部分涉及墨家核心理论“兼爱”的“兼士”“兼君”已经提出，主张“君子必辩”也明显地与孔子的态度不同，可以视为墨家已与儒家分野。这部分内容相对比较混杂，如“修身”一词，为儒家之言，《所染》中的“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疑是出于名家之性说；后四篇多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理论，对后面各篇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部分包括《尚贤》上中下篇、《尚同》上中下篇、《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中下篇、《节葬》下篇、《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乐》上篇、《非命》上中下篇、《非儒》下篇，共25篇。除了《非攻》上篇、《非儒》下篇之外，各篇皆有“子墨子曰”四字，可以认为这是墨子门弟所记的墨子之言，系统反映了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代表墨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和主张。每篇的上、中、下篇大同小异，其中上篇比较简略，而中、下篇的论证较为详备，可能是墨家后学由于抄写、传授各有系统而各有所本，也可能是由墨子弟子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听到老师的宣讲之后，再依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整理而成。
第三部分包括《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大取》《小取》篇，共六篇。这部分被治墨者称为《墨辩》，亦称为《墨经》，专说名辩和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声学、代数、几何等内容，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不仅提出一些自然科学定义性的语言，而且勾画出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整套理论（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语）及其显示出的真正科学精神。此六篇难懂难译，古字词较多，辩理深奥，令人费解。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子自著，实为后期墨家作品，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宝贵资料。第四部分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这部分体例与《论语》接近，为墨子弟子对墨子的言论行事的记录，内容涉及义礼、治国等多方面内容，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第五部分包括了《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11篇。这部分可以视为墨家军事学著作，专讲各种守城技术和兵法的，涉及守城兵员安排、兵器使用、军工器械和战略攻御等各种战术，是研究墨家军事的学术史料。墨子提倡“非攻”，以守御为主，11篇皆以守备之法为主题，故而这一部分和墨子的“非攻”的思想和止楚攻宋实行“非攻”的实践相一致。
4.墨家哲学
墨家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建树，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墨家的哲学和逻辑思想，在《墨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立辞、归类、推理方面可谓是独树一帜。墨家学者非常自负，如《大取》篇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贵义》篇说：“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在哲学的贡献上，墨家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墨家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是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写道：“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无）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下篇）墨家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闻知是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推论得来的知识，亲知是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墨家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家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的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墨家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墨家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墨家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家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的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家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家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家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墨家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指人的认识能力所处的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取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相。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家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家认为，要检验人们的认识正确与否，必须有一个共同标准，即言“必立仪”。为此，从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墨家提出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三表”。“表”是标志、标准的意思。在《非命》上篇中说：“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中前人的间接经验为依据；“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广大群众的直接感觉经验为依据；“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某种言论主张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依据。墨家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将人们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这是有开拓意义的、十分杰出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它是荀子的“符验”、韩非的“参验”、王充的“效验”等思想的先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墨家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
5.无差别的爱
墨家的政治思想宣传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其中核心思想是“兼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字的本意是一手执二禾，引申为兼顾、兼有等。墨子将“兼”表达为整体、全体之意，“兼爱”即“尽爱”“周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劫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把使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作为治理天下之乱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爱人、利人乃顺天意。
墨子认为，在当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富之侮贫”社会现实中，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称之为人民的“三患”（《非乐》上篇）。他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小农”而言。他又认为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尚贤》上篇），他称之为“三务”（《节葬》下篇）。墨子一方面要想解决人民的“三患”，一方面又想达到“王公大人”的“三务”，想通过上说下教，在矛盾中找出一条出路，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所有政治思想及其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点。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的不相爱，一方面是下层劳动者在艰辛的劳动中不能相互关心，不能以“兼爱”作为艰难物质生活中宝贵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则是贵族统治者在穷奢极欲之际仍然在永不满足地攫取，甚至为了这种私欲不惜大规模地征战杀伐，造成天下大乱。
墨子明确指出，这正是天下祸乱的根源：“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篇）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
墨子认为儒家的“爱有差等”是不对的，因而大力提倡“爱人犹己”。这就是说，要把别人看成自己，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爱自己几分，爱别人也应有几分，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几分，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也应有几分；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分毫不差。墨子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兼爱包含人己双方：“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相信这种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假如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天下就太平了，就能实现和谐、富足。所以说，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在墨子看来，“兼爱”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是圣王早已实行过的：“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兼爱》下篇）除了本于古圣贤之外，墨子的“兼爱”还有一个更高的理论依据，即本之于“天”。《天志》篇明确指出，“天”是“爱天下之百姓”的，“何以知其兼而爱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之”。墨子认为，天不仅以阳光雨露滋养万物，而且赏善罚恶，公平无私，所以兼爱就是顺天之意。实际上，这种以天志面目出现的兼爱理论，反映的正是墨子作为平民思想家提出的“民志”。
墨子出身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墨学的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相比，具有全新的意义。墨子认为，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这就是说，儒家的仁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里，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墨子主张“兼爱”，也就是去除自私之心，爱他人就像爱自己。儒家的仁爱观念源于周礼所规定的“亲亲之杀，尊尊之等”。“亲亲之杀”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尊尊之等”强调人与人在政治上的上下等级关系，而政治上的尊卑关系又依赖于血缘性的伦理关系。远近亲疏主要考虑血缘关系，贵贱则反映了当时的等级制度，这两者即宗法制的核心。这说明，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等级之爱。而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即用兼爱的主张与儒家的别爱划清界限，把人从血缘性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其获得了社会性存在的意义。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是独立的，都是以对等的身份存在着，这里面显然隐含着平等的意识。
6.墨家与侠义精神
墨家与侠之关系，源远流长，有解不开的缘。春秋战国时期，尚武、养士之风盛行。历史上著名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人府中食客数千，其实，食客就是所谓的“士”。士分文士和剑士。文士即谋士，剑士即武士。先秦之侠，是较为纯粹的武士；墨家亦以武士团体为基本组织方式，墨子本人及禽滑厘、孟胜、田襄子等人，都曾是集团的首领，称为“钜子”。墨家门徒有义务对钜子绝对服从，《庄子》载：“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钜子由上代钜子指定产生，代代相传，其相承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墨子的尚贤思想，墨家钜子孟胜以身殉义前说：“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说明在墨家内部是以举贤继任的方法来解决墨家领袖的继承问题的。
墨子是第一代钜子，他以自己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领袖地位对墨家弟子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墨家的部众，被外派的弟子离开所在诸侯国时要回集团报告，从而得到许可，成员从事各种活动的收入和外派为官弟子的收入都要上缴集团，由墨子（墨子死后由钜子）统一掌握，统筹使用，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由此可见，墨家的团体，与游侠形式中的山寨、帮派等团体之侠相似；而墨家思想中的“兼相爱，自苦以为义”、仗义而为，赖力自强以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内容与侠义精神也是相通的。随着墨家学说的急速消失，墨家学派一部分人也成为隐匿民间的“游侠”，墨家的许多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在游侠的天地里绵延不绝地延续了下来。
墨家的所作所为与侠义精神是相通的，止楚攻宋是墨家对“义”做得最好的诠释。墨家拥有精英的救援团队，在遇到霸权的侵凌跋扈时，他们以实际行动救助弱小者。《墨子·公输》篇记载，楚惠王年间，公输盘帮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一消息，从齐国起程，日夜不停，历经十天，奔走千里，裂裳裹足，赶到楚国见公输盘和楚王，阻止其攻宋。墨子先与公输盘论辩，以兼爱非攻之理折服公输盘，再见楚王阐述兼爱非攻之说。楚王不听，墨子就让公输盘为攻，自己为守，演示战争。公输盘用九种方式攻城，都被墨子瓦解，公输盘用完全部攻城机械，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乃有余。
公输盘欲杀墨子以绝其患，但墨子有备无患，告知楚王和公输盘，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自己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严阵以待。这样，楚王才被迫放弃攻宋的企图。当时楚是大国，宋是小国，可以想象，楚国如果攻打宋的话，宋肯定会遭受灭国之灾，肯定是生灵涂炭，血流千里。墨子以一己之力，直言说楚，不但体现他胆识过人，而且还表现了他为了大义而不顾个人生死的英雄气概。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正是任侠精神的体现。
墨子之后，墨家钜子孟胜信诺守义死守楚国阳城君的封地，也是墨者侠义思想的体现。战国著名军事家、改革家吴起在楚悼王时改革，《韩非子·和氏》说，他“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受到贵族的嫉恨。楚悼王去世后，之前妒恨吴起的众大臣群起作乱要杀吴起，最后吴起故意伏在楚悼王遗体上，被弓箭射杀，但有些箭也因此射中楚悼王的遗体。楚国有法律，毁坏王尸是大罪，罪连三族。楚肃王即位后，他要杀光“射吴起并中王尸者”，阳城君也是其中之一。阳城君闻讯出逃，而孟胜作为阳城君的好友，受托守城。孟胜无法守护其属地，认为必须一死，否则将来恐怕没人会信任墨者。他派两个人把钜子之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以免墨者绝世。然后殉朋友之义，同时赴死的墨家子弟约有一百八十人。
传信之人转告田襄子后，又要折返楚国与孟胜共同赴死，田襄子以刚接任的钜子地位命令二人留下，但失败。可见，墨家救危济困、轻命重气、勇于牺牲的品格，与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侠的行为和作风是一脉相承的。
墨家与侠在思想上的联系，同样也十分紧密。墨家主张“兼爱”和“非攻”，即主张平等地爱众生而反对不义之战，“兼爱”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努力，包含着对强凌弱、众暴寡的指责，包含着“以杀止杀”的“非攻”主张。
墨家门人以“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为己任，走的是平时节用节俭、参与劳动、储备能力、反对暴政和不义之战并慷慨赴死的“千里独行不归路”。以“兼爱”这种团体的共识为基础，墨子极力宣扬兼爱学说，认为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这和侠的朋友义气及其扩而大之的路见不平的侠义品质颇为相似，“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这种道德，就是在侠者的团体内“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同时，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墨家具有这种悲天悯地之心和爱百姓、爱众生、爱万物的思想，并愿意为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与司马迁所说的游侠“赴士之厄困”及扶弱济贫、见义勇为、吃苦耐劳的侠义精神是相符的。而墨子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兼爱》）的有诺必承、言而有信的行为、人格与《史记·游侠列传》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侠义之风也是如出一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