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现代社会中的广大人群而言，他们产生物质享受之外的开支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他们刻意在可见消费的奢侈性方面超越旁人，而在于他们渴望在消费物品数量和质量方面达到体面性的惯常标准。引导这种渴望的，并不是一个必须遵循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也不是说在超越这一标准之后便不再有任何激励。标准是灵活的；只要有足够时间适应金钱能力的任何增长，并获得继此增长后的新的更大规模开支的能力，那么这一标准就可以无限扩展。开支规模一旦确定，对之缩减要比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将其扩大困难得多。经分析，许多惯例性开支条目几乎是纯粹的浪费，因此这些开支只是为了体现荣誉而已；然而，一旦它们被纳入体面性消费的范畴，从而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此时若要放弃它们，其艰难程度不亚于放弃与物质享受相关乃至为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开支。也就是说，由于带有明显浪费性质的荣誉性开支能带来精神上的幸福感，它或许比大部分满足身体健康或只是维生所需的“较低级”开支更为必要。众所周知，降低生活“高”标准与降低已经相对较低的标准一样困难；虽然前者的困难是精神上的困难，而后者可能涉及对物质享受的削减。
倒退是困难的，但在炫耀性开支方面更进一步却相对容易；事实上，后者的发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若手头有增加可见消费的手段，消费却未增加，那么这种罕见的情况在公众看来是需要提供解释的，而在这方面未达到要求的人会被冠以爱财如命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对刺激的快速反应被公认为正常之举。这说明，我们试图企及的开支标准，通常不是已经达到的普通平均水平，而是一种理想的消费水平，恰好在我们可企及的范围之外，或者说它是一个需要跳一跳才能摘下的果子。这方面的动机在于竞赛——不公性比较造成的刺激，它激励我们去超越那些我们在习惯上看作与自己同属一个等级的人们。相同实质的内容也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为：每个阶级羡慕和竞赛的对象，都是在社会层次上恰好居于其上一级的阶级，很少有人会与居于其下或远居其上的阶级相比较。换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开支方面的体面标准，正如在竞赛的其他目标上的体面标准一样，是由声望比我们高一级的阶级的惯例所决定的；最终的结果是，所有声望和体面的准则以及所有消费标准，都可以不知不觉地逐级追溯到社会和金钱地位上最高的阶级——富裕有闲阶级——的思维习惯和惯例，在阶级间区别较为模糊的社群中尤为如此。
这个最高阶级将在大体上决定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方式是体面或具有荣誉的；他们的职责是通过言传身教来展示这种最高级理想形式的社会救赎方案。但较高层有闲阶级实施的这种准教士职责受到一定的实质性限制。在任何上述礼仪要求方面，这个阶级都不能随意地使与之相关的流行思维习惯发生突然变革或逆转。任何变化都需要时间，以渗透到人群中，改变人们的惯常态度；而改变在社会地位上离上流较远的那些阶级的习惯，则尤其需要时间。在人口流动性较低或阶级之间的差距较大较明显之处，这一过程较为缓慢。但如果时间允许，有闲阶级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式和细节方面的决定范围很大；而对于声望的实质性原则，它能够实施改变的范围则非常小。有闲阶级的言传身教，对所有居于其下的阶级，有着法规的力量；但在制定下达的规则作为管理声誉的方式和方法——塑造较低阶级的习惯和精神态度——之时，这个权威性法则经常在炫耀性浪费准则的选择性引导下运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工作本能的调节。除了以上规范，还需要补充另一个广泛的人性原则——掠夺意向，就普遍性和心理内容而言，它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有关掠夺意向在塑造广为接受的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后文将进行讨论。
于是，声望准则不仅要适应经济环境与传统，也要适应生活方式为其所调节的那个阶级的精神成熟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声望准则在起初有多高的权威性，无论它多么符合声望的基本要求，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在传递到一个金钱地位较低的阶级的过程中，它被发现与文明民族中体面的终极依据背道而驰，即不能适用于金钱方面成功的不公性比较的目的，那么对这一声望准则的正式奉行必然将无以为继。
显然，在确定任何社会和任何阶级的生活标准方面，这些开支准则有很大的发言权。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任何时候或在任何给定社会等级中流行的生活标准，又对荣誉性开支应采取的形式以及这种“高等”需求对民众消费的支配程度，有很大的发言权。在这方面，公认的生活标准所施加的控制主要是消极的；它几乎唯一的作用，就是防止已经成为习惯的炫耀性开支规模发生倒退。
生活标准的本质是习惯，是应对给定刺激的习惯性标准和方法。从已适应的标准发生倒退的困难，实质上是打破已形成的习惯的困难。把标准向前推进相对容易，这意味着生命进程是一个展开活动的进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对自我表达的阻力有所降低，它将立即在新方向上展开。但沿着这样一条低阻力线表达的习惯一旦形成，即使环境的变化使得这条线上的外部阻力明显上升，生命也仍会在习惯的出口寻求发泄。这种得到增强的在特定方向上表达的便利性——也被称为习惯——能够抵消大幅增长的在该方向上展开生活的外界阻力。不同的习惯或习惯性模式，与表达方向一起，构成了个人的生活标准；两者在与环境对抗的韧性方面，以及在给定方向寻求发泄的迫切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用当前经济理论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尽管人们不愿意在任何方面削减其开支，但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不愿意削减；所以，尽管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习惯性消费，但有些消费类别是他们极其不愿意放弃的。消费者最为依赖的消费品或消费形式，是通常所说的生活必需品或最低维生保障品。最低维生保障品当然不是硬性规定的物品，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不变的种类和数量；但在这里，可以认为它包含或多或少确定的一组为生计所必需的消费品。可以假定，在逐步紧缩开支的过程中，这些最低保障品通常到最后才被放弃。也就是说，一般说来，支配个人生活的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关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存的习惯——是最为持久和迫切的。在这之上是更高的需求，即个人或种族较晚形成的习惯，它们以某种不规则、绝非一成不变的方式分等分级。这种高等需求中的一些，如某些兴奋剂的习惯性使用、救赎的需要（在末世论的意义上）或好的名声，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优先于较低或较初等的需求。一般说来，一种习惯历史越久远，中间的间断越少，且与生活进程中的前期习惯形式越接近一致，它就越有韧性。如果习惯中所涉及人类的特殊天性，或者在习惯中得到展现的一些特殊倾向，已经与生活进程深入相关，或者与某一种族的生活史紧密联系，那么这种习惯将更为强势。
不同人形成不同习惯的不同难易程度，以及放弃不同习惯的不同难易程度，说明了某一习惯的形成不是简单的适应时间长短的问题。在确定什么样的习惯将支配个人的生活方式方面，性格中的遗传倾向和特点，与适应时间的长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遗传倾向的普遍类型，或者换句话说，任何社群中主要种族的性格类型，都将进一步决定什么是社群的习惯性生活进程的表达范围和形式。在个人习惯的快速确定性形成方面，遗传的特有倾向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些人极容易染上酗酒的恶习；类似地，天生在宗教方面有特殊倾向的人，很容易——且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奉行宗教仪式的习惯。也有些人特别容易陷入所谓浪漫的爱情，其原因大致相仿。
遗传倾向因人而异，在某些特定方向开展活动的容易程度方面也各有不同；有些习惯符合或基于相对较强的特殊倾向或相对特别容易的表达方式，它们便逐渐对人的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在决定构成生活标准的一些习惯的相对韧性方面，这种倾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何极其不愿意放弃任何炫耀性消费的习惯性开支。作为上述习惯的基础的倾向或爱好，是那些在竞赛中得到展现的倾向；而竞赛——为了不公性比较——的倾向有着古老的起源，并且是人类的普遍天性。它很容易在任何新形式的积极活动中出现，且在它曾有过习惯性表达的任何形式中都有很大的韧性。个人一旦习惯于通过某一荣誉性开支的途径寻求表达——在这些活跃和深入的竞赛倾向引导下的一定类型和方向上的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对给定的一组刺激的习惯性反应——那么他对这种习惯性开支将是极难割舍的。另一方面，当金钱实力的增加使个人能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入地展开其生活进程时，种族的古老倾向一定会施加影响，确定生活应该在什么方向上展开新的活动。在这些倾向中，有些已经以一些相关的表达形式积极发挥作用，有些得到当前认可的生活方式提供的针对性建议的协助，有些具备实施的现成物质手段和机会，这些倾向在塑造个人新增力量的展现方式和方向上，发言权尤其大。具体地说，在任何社会中，只要炫耀性消费是人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那么个人呈现其增长的支付能力的方式，很可能是在受认可的炫耀性消费途径上进行开支。
除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之外，这种竞赛倾向在经济动机中可能是最强、最活跃和最持久的。在工业社会中，这种竞赛倾向体现为金钱竞赛；就目前的西方文明社会而言，上文实际上等同于说它体现为某种方式的炫耀性浪费。因此，提供最基本物质需求之后社会生产效率或商品产出的任何增量，随时为炫耀性浪费的需求所吸收。在现代情况下，如果这一结果没有出现，其原因通常在于个人财富增长速度过快而使开支习惯难以匹配，也可能是相关的个人推迟了炫耀性消费的增长，通常是为了将预期的总开支集中进行，以达到更加壮观的效果。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维持生计所需的劳动力更少，勤劳的社会成员的能量往往被用于追求炫耀性开支的更高结果，而不是放慢前进的脚步，享受更为舒适的节奏。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减轻压力成为可能，但压力并未因此而减轻，因为产出的增加被转而用于满足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需求——在经济理论中通常归类为高等需求或精神需求。约翰·密尔（J.S.Mill）之所以能够说“所有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的日常辛劳，迄今仍是一个疑问”，主要就是因为生活标准中存在这样一个元素。
每个人所属的阶级或社会中公认的开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生活标准。公认开支标准的直接作用是，他会习惯性地仔细考虑这个标准，并为相应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从而在他的常识中，这一标准就是正确而良善的；然而，间接作用是，由于大家普遍坚持将公认的开支规模作为规矩来遵守，为了不受人轻视、遭人排斥，他也必须遵守这一规矩。接受和实践流行的生活标准不仅令人愉快，也符合个人利益，一般说来，若想获得个人舒适和生活中的成功，就必须这样做。考虑到炫耀性浪费元素，任何阶级的生活标准通常是该阶级收入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这对人们重要活动产生的影响，是使他们心无旁骛地追求可能获取的最大财富，并抵制不具有金钱利益的工作。同时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则是，人们为了博取观察者的好感，集中采取最容易被他们观察到的消费途径；而有些倾向和爱好，由于其展现不会带来时间和物品的荣誉性开支，便因无人问津而逐渐遭到废弃。
这种对可见消费的偏爱导致的结果是，与人前的光鲜相比，大多数阶级的家庭生活是相对简陋的。这一歧视带来的次要结果是，人们习惯性地掩饰自己的私生活，以免遭到他人窥探。在能够私下进行而不受质疑的那部分消费方面，他们会避免与邻居的一切接触；因此在大多数工业发达的社会中，人们的家庭生活方面具有排他性；进一步的发展结果是，隐私和矜持是所有社会中上等阶级礼数规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些具有迫切的炫富性消费需求的阶级出生率很低，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些阶级急于维持基于炫耀性浪费的生活标准。要想体面地养育一个孩子，所需的炫耀性消费以及由此而增加的开支非常可观，从而成为遏制生育的一个强大因素。这可能是马尔萨斯[16]的谨慎控制措施中最有效的一种。
生活水平这一元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在物质享受和维持生计等较不为人知的方面缩减开支，另一方面是少生或不生孩子——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阶级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由于人们认为这一阶级的才能和造诣高于常人且不可多得，这些阶级通常会被归入高于其金钱等级的社会等级。对他们而言，体面开支的规模相应地被拔高，用于生活中其他目的的余量极其有限。在环境的作用下，学者在这些事情上关于何为好、何为正确的习惯性理解，以及社会对其在金钱体面方面的期望，都高得超乎寻常——以这个阶级的财富和收入能力的普遍程度来衡量，相对于与其名义社会地位相同的非学者阶级来说，上述结果明显偏高。在任何现代社会，只要这些职业未出现祭司式的垄断，学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与金钱上比自己优越的阶级接触。这些上层阶级的高金钱标准渗透到学者阶级中，严格程度几乎丝毫未减；其后果是，在用于炫耀性浪费的物品占比方面，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无法与学者阶级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