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美国卡通漫画家盖瑞·拉尔森，就曾以漫画《远征》来反映这种奇怪却真实存在的现象。漫画的场景是一间法庭，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在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律师指着被告说：“那么请问陪审团，这看起来像是冷血杀手的脸吗？”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不过这个人的脸并没有出现，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典型的漫画式笑脸：两个黑点代表的是眼睛，一个凸向下方的半圆代表的是微笑时的嘴形。就像所有优秀的喜剧一样，拉尔森的漫画让我们发出了源自内心的笑声，但随后也让我们陷入了沉思：既然面貌会影响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修整一个人的面貌，来改变别人的看法，甚至改变这个人的行为。
在《影响力》一书中，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将这项研究与一个极不寻常的实验联系在了一起，实验的目的在于探讨在监狱里对病人施行整形手术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矫正脸部出现的损伤，纽约市监狱的一群犯人被施行了整形手术。研究人员发现，与没有接受整形手术的犯人相比，整过形的人再次犯罪入狱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罪犯接受改造的程度看起来并不能防止他们再次作案，比如教育和培训。但外貌却好像能够决定一切。实验结果引起了一些社会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他们表示，社会上的刻板印象是导致一些人屡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所在，而改变其外貌特征是一种阻止他们再次作案的有效方式。
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不过，西奥迪尼却利用詹姆士·斯图尔特获取的数据对实验结果做出了另外一种诠释。整形手术对于罪犯是否会再次作案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外貌得到改善后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被投入监狱罢了。
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我们都看到了面貌的改变，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旁观者的思维判断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受到一些启发：在生活中，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相貌，往人们期待的方向修饰自己的相貌，比如，为了显示阳刚、成熟、优越、自信和勇敢而留胡须，为了表现出诚实、可靠、整洁、稳重等特性而刮光胡子，等等。这些有针对性的改变，有利于我们给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让别人做出有益于我们的判断。
为什么我们爱以貌取人
长相好的人，是上帝的宠儿。长相好看的人，与丑陋的人相比，更有可能听到别人的赞许，更有可能获得工作，得到的薪水也要高于与其能力相当的同事。因为每当看到一张有吸引力的面孔，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将其与一些正面的特质联系起来，比如热心、诚实和智慧。“以貌取人”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但是“以貌取人”的程度却还可能受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电影、传媒等等。
心理学研究人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选出了几部电影，其中有些是以刻板印象表现片中有魅力的角色，另外一些则不是如此。比如说，《扬基队的骄傲》，片中格里克的扮演者是大帅哥加里·库珀，他成功地再现了棒球选手格里克在棒球场上取得的辉煌成绩，以及在人生的巅峰阶段被病魔缠身但仍以坚强的毅力与命运抗争的感人故事。另一部对比影片是《桃李满门》，讲的是一位活力十足的年轻老师试图改造贫民窟问题学校的故事。片中女主角的扮演者是桑迪·丹尼丝，一位演技备受好评的女演员。不过，和加里·库珀等明星不同，丹尼丝并没有好莱坞偶像的出众美貌，而且说话的时候还有些结结巴巴。
研究人员把观看者分成两组，一组看《杨基队的骄傲》，一组看《桃李满门》。看完影片后，又让他们分别对附近大学几位大学生进行资格评估，随后就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包括一名学生的简历和一张照片。事实上，所有的简历都是相同的，但随附的照片不同。有一张照片上的人比较好看，另一张照片上的人相对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些刚刚看过《扬基队的骄傲》这部影片的人给好看的学生打的分数非常高，但给另一位学生打的分数就特别低。不同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刚刚看过《桃李满门》这部影片的人在打分时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
仅仅观看一部电影就可以大大改变人们对他人的感知。这个实验只涉及到了一部电影。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一生中观看数千个同样偏颇的电视节目、广告和电影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所谓的理性思维，这么容易动摇，外界稍微施加的一点小影响，也会让我们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种不理性的效应到底源自何处呢？又为何会长期存在呢？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最应该受到责怪的就是好莱坞。来自北乔治亚学院的史蒂芬·史密斯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进行一番探讨。他们做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收集了1940～1989年间每十年中位居票房排行榜前20位的卖座大片，然后请一组人观看这些大片，并从不同的维度上对片中有名有姓的角色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是否具有吸引力、品行是否端正、是否拥有聪明才智、待人是否友好，以及从此以后是否会始终幸福相伴。这些人看了《巴黎最后的探戈》、《美好人生》、《环球旅行80天》、《哗鬼家族》等经典名片，然后对其中的833个角色进行了特质评估。研究人员发现，大家会把长相上更有魅力的角色形容为更多情、更有道德感、更聪明，而且更有可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虽然我们并未察觉，但电影中描述的刻板印象已经偷偷地潜入了我们的脑海中，并影响了我们看待别人的方式。
·“我就是看这只股票顺眼”：投资中的直觉心理
投资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和理性分析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并未通过深入思考分析再做判断，而仅仅只是觉得他们没有缘由喜欢这只股票，这样凭借直觉指引做出的判断，会给股票投资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999 年，电脑读写公司（Computer Literacy， Inc. ）的股票在一个交易日内狂涨33% ，至于背后的原因，仅仅是公司名称在这一年里和疯狂至极的.com 联系到了一起。1989 年至1999 年期间，出现了一类特殊的股票，它们的市场业绩居然比业内其他股票高出63 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股票的发行公司堂而皇之地把.com 、.net 或Internet 放在自己的名字里。
可见一只股票的涨跌，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发行股票的公司本身的盈利状况，而是股民的行为将它推向了高峰或者低谷，而大多数股民的判断，也仅仅只是因为直觉和偏好。
在纽约市，有一名叫克拉克·哈里斯的肠胃病医生，在不久之前买进了一家农业和建筑设备公司的股票——CNH Global NV 。当有朋友问哈里斯为什么认为这只股票会上涨时，这位在购买股票前通常要做一番研究的医生坦率承认，自己对这家位于荷兰的公司几乎一无所知。显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都市的哈里斯，既不了解农业拖拉机，也不知道干草打包机，更不熟悉推土机或是锄耕机。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他就是喜欢这只股票。克拉克·哈里斯医生的解释是——自己的全名是克拉克·尼尔森·哈里斯（Clark Nelson Harris），而这家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代码也是CNH ，这恰好和自己名字的3 个首字母不谋而合。他不无欣喜地承认，这就是自己购买这家公司股票的原因。当朋友问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笔投资时，克拉克·哈里斯医生的回答简单明了：“我就是喜欢它，对它有种说不出的好感，没有别的原因。”
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Boston Celtics ，主场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球队获得过17 次总冠军，位居NBA 球队之冠。）股份公开上市交易的那段时间里，其股票价格基本不受新球馆建成等重要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反，股价的涨跌几乎完全依赖于球队在前一天晚上比赛的胜负结果。至少从短期来看，凯尔特人队的股价并不取决于收入或是净利润等基本面因素，而是被球迷最关心的东西所左右，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比分。
其他投资者对感觉的依赖，甚至比哈里斯医生或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们更加严重。2002 年年底，一位交易商在解释自己买进脆奶油甜甜圈公司（Krispy Kreme Doughnuts Inc. ）股票原因的时候，在网上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老板竟然以每个6 美元的价格为全公司买了300 多个甜甜圈。天哪，太美妙了！千万不要用咖啡就着甜甜圈吃，那就糟蹋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还是再买点股票吧。”谈到奶油甜甜圈公司的股票，另一位投资者在网上论坛中大肆宣称：“这只股票肯定会直线飙升，因为他们的甜甜圈太好吃了。”
这些判断的第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错误的。自从克拉克·哈里斯医生买进CNH 之后，该公司的业绩就一直低于市场大盘，很多互联网股票在1999 年至2002 年期间的跌幅竟然超过90% 。事实上，在休战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股价甚至比赛季期间还要高，而脆奶油甜甜圈公司股票的下跌幅度则高达75% ，此时的甜甜圈和以前一样酥脆可口。
而第二个共同点则在于——它们都源于直觉。购买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并没有对投资进行研究分析，相反，他们只是在跟随着自己的感觉、情绪或是预感。
但是这样的思维模式绝不只属于那些看似天真幼稚的散户投资者。据说，世界上最富声望的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就曾因为背痛而抛掉手里的股票。而一项针对250 位金融分析师进行的调查发现，在投资估值中，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干瘪枯燥的事实编织成一个楚楚动人而又不乏说服力的“故事”。基金经理总喜欢高谈阔论一只股票是否让他们“感觉良好”，而专业交易商们则习惯凭“直觉告诉我”这样的论调，每天将几十亿美元把玩于自己的手指之间。
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叹“直觉是准确的”，但是在投资这个问题上，这种观点绝对是相当冒险。当所面临的状况比较简单时，直觉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灵光一现的精彩决策。遗憾的是，我们在投资中所面对的选择很少会这么简单，而影响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也很可能起伏动荡（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所以，在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金钱打水漂，那么还是理智一点，不要让直觉把钱都玩没了。
名字与居住地的奇妙联系
名字并不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称呼，它对于我们的一生之中的种种选择，比如我们所选择的居住城市、职业方向、结婚对象，都有着奇妙的“决策意义”。
1971年，心理学家芭芭拉·布坎南和詹姆士·布朗宁请一群人评判对一千多个名字的喜欢程度。结果绝大多数的人都表示喜欢迈克尔、詹姆士和温迪等名字，但特别不喜欢阿尔弗雷德、波希瓦和伊西多。这是非常明显的刻板印象。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情绪上的反应并不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可事实上，我们错了。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布雷特·佩勒姆教授查阅了美国人口普查的大量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名叫佛罗伦斯的人住在佛罗里达州，很多名叫乔治的人住在乔治亚州，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分别有很多名叫肯尼斯和维吉尔的人。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查阅了6600万美国人的社会安全死亡记录，这些人都死在以“圣”字开头的城市里，比如圣安妮、圣路易斯，等等。他们同样看到了佩勒姆发现的奇特现象，有很多名叫海伦的人住在圣海伦市，很多查尔斯住在圣查尔斯市，很多托马斯住在圣托马斯市，诸如此类。
佩勒姆和他的同事对这种现象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效应并不是因父母以出生地为孩子取名造成的，而是因为有很多人主动选择了到含有他们名字的城市或城镇定居。名字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决策起到了影响作用，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形成某种偏好，选择自己定居的城市或城镇。
不仅如此，有关名字对生活影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的关注点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职业发展道路和结婚对象，甚至还有我们的政治倾向，比如支持哪个政党。
那么，同样的效应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结婚对象的选择呢？人们会不会更有可能与姓氏首字母和自己相同的人结为夫妻呢？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佩勒姆和他的同事们查阅了1823～1965年期间的15000多份结婚记录。结果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姓氏首字母相同的夫妻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预期。研究人员担心这种效应可能是同族婚配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特定族群的成员更有可能彼此结为夫妻，所以姓氏的首字母是相同的），于是重新做了一次研究，不过这次他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美国最常见的五种姓氏上：史密斯、约翰逊、威廉、琼斯和布朗。首次研究中看到的现象再一次出现了，比如说，姓史密斯的人更有可能跟另外一个史密斯结婚，而不是琼斯或威廉；而姓琼斯的人也更有可能对另一个琼斯说”我愿意”，而不是布朗或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