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美国领头，英、荷、中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对日宣战，但几乎没有谁能阻止日军的疯狂势头。
1941年12月9日，日军向菲律宾发动侵略，仅仅五个月后，菲律宾即全境失陷。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急到要拿手枪自杀，然亦无法挽回局面。
美国的坏运气似乎也传染给了盟国。12月25日，驻香港的英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2月，驻印尼的荷兰总督向日军举出了白旗。
转眼之间，日军似乎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只无敌怪兽，到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地步。
天炉战法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统帅部有意识地将精锐部队陆续部署到西南，以便在那里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其中原属第九战区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都被调到了两广地区。
你牵制我，我当然也得牵制你。在“中国派遣军”的所有部队中，武汉第十一军地位非常特殊，它属于跟中国的第七十四军一样的位置，即战略军，可经常性保持九个师团的兵力。
屯集这么多人，还让对手抽兵南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1941年12月24日，武汉第十一军向长沙发动侵略，从而拉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这次侵略几乎就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重复，除了侵略部队缩小为三个师团外，其他从路线到战术，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因为在阿南看来，两个月前的那次战役，他打得非常成功，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你想想，一连击溃对方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四个军，要再说指挥有什么问题，那就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至于撤退时受到了一点损失，纯属意外。
阿南的成功，无疑就是他的对手的失败。可是有时候失败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它还会让人变得更加理智和成熟。
薛岳是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仗打得好时，他往往眉飞色舞，且有求必应，有人找他办事，刷刷两笔就给批复了。但要是吃了败仗，那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对面站着的就是一凶神，发起火来，连桌上的电话机都会摔得粉碎。
等摔掉电话机，就连隔着电话骂人都不可能了，老虎仔无人可咬，这时候才会蹲在地上，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一边龇着牙想上次为什么会弄个一嘴毛。
通过薛岳待人接物的表情，可以知道他究竟是胜是败
第二次长沙会战，报上都在宣传“长沙大捷”，薛岳本人却在南岳会议上被蒋介石批得抬不起头来，这让他本来极强的自尊心很受挫伤，回去后就一个人抱着脑袋想问题。
第一次，光撤，到追击时才讨得了点便宜，第二次倒是想狠一些，但是却把决战地点给弄错了，结果前面防线一崩溃就无法收拾。
假如有第三次，你该怎么打？
我会把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合为一体，前面诱它，并且逐次消耗其实力，等到它精疲力竭的时候，再选定地点进行决战。
薛岳将之称为“天炉战法”。
要做太上老君，任你是孙猴子也好，牛魔王也罢，一旦进了八卦炉，就只有被熔被炼的份，最后乖乖变成炉内长生不老的仙丹。
刚刚划出道，阿南就来了，看来不炼他都不成了。
提前庆祝
让阿南气喘心跳的是，他的这次进攻过程远比上次顺利，连在正面挡路的部队都很少，顶多不过是从旁边放放冷枪，搞搞侧击而已。
强渡新墙河时，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对面的子弹，而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看不清楚，有的官兵被周围不时袭来的冷弹弄混了方向，不知不觉间就走迷了路。
没费什么周折，连炮弹都没用多少，三个师团就全部渡过了新墙河。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确实是把第九战区的主力给打惨了，所以没人敢挡道。而真实情况却是，新墙河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诱击地点，很快就要进入第二诱击地点——汨罗江了。
果然，到了汨罗江，情形就大为不同。河对岸的火力开始猛烈起来，熊本第六师团的骑兵联队要打马通过，当即被击倒一大片。
这时外面传来消息，香港已被侵占，用不着第十一军再策应了，而且当初从武汉出发时，就确定停止线为汨罗江，于是幕僚纷纷进入帐中，请示是否撤军。
然而，阿南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继续前进，直捣长沙。”
他分析道：“支那军队机动能力很差，抽出去的主力来不及回师，因此长沙目前的守备力量必然极其薄弱。在汨罗江遇到的困难，正好说明支那军队很着急，怕我们攻进他的长沙。我们要抓住这次天赐机遇，像占领香港那样，一举占领长沙！”
大小参谋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人吱声。
“汝辈这样胆小，如何能成就大事。”阿南收敛了笑容，“好吧，先发份电报给‘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请示一下再说。”
没等南京的畑俊六回复，阿南就收到一份情报：据空中侦察机观察，汨罗江南岸的中国守军正在向长沙退却。
阿南一拍大腿，“我说怎么着，他们顶不住了吧，不用等回复，赶快追！”
1942年1月1日，名古屋师团一马当先，从长沙东南的浏阳河徒涉而过，并向长沙外围的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此时此刻，没有人认为长沙会攻不下来，只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名古屋师团一心惦记的也不是想什么办法将对手击垮，而是晚上怎样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联队长们已穿上崭新的军服，在军营帐内频频举杯，预先开始庆祝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长沙落手中。前线欢腾，后方也不甘寂寞，那些原本迟疑的参谋们都在一个劲地拍阿南的马屁，说些“主帅够神够勇，原谅小的们当初见识短浅”之类的话。
阿南春风满面，连连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人心里特宽绰，决不会计较的。”
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觉得自己身为幕僚长，光嘴上拍拍已经不行了，当下他就组织起一批随军记者，坐着飞机到长沙上空去兜了一圈。
当然不能白兜风，回来得写新闻报道，木下勇自己也弄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份发给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内容都是提前报捷：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长沙了，哈哈。
能战之军
日军的实际情形却并不如阿南想象的那么美妙，即使一线看似顺利，也遮不住二三线的苦恼。
仅在新墙河以南，杨森的川军就夜袭了日军一个辎重兵联队，后者伤亡惨重，联队长当即毙命。
从新墙河到长沙，已经打了一个星期，而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类似于杨森这样的进攻方式层出不穷，大量的侧击、伏击和袭击，使得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率先出现危机，并由此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按照薛岳的天炉战法，他要用长沙来吸引住日军，然后调集外围的决战兵团对其实施反包围。
关键还是要先守住长沙，不能破了底，当然，这很难。
薛岳在战场上身先士卒
侵占长沙的三个师团，除了第四十师团为新编师团，可能稍逊一筹外，熊本第六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均为日本超一流或一流部队，当初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军在的时候都败得狼狈不堪，如今不在了，到底谁削谁就更难说了。
勇气很重要。薛岳以身作则，在名古屋师团兵临城下时，他没有照例南撤，而是将战区长官部搬到了长沙市内的岳麓山上。
最高指挥官离前线战场如此之近，万一有个闪失可如何了得？
薛岳说不妨，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我的职务可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直接代理，以此类推，从集团军总司令一直到下面的连长，谁要是阵亡，无须手续，副职或稍有一些资历的可以马上顶替。
除此之外，还得找一支能战之军固守长沙。
第七十四军不在，第四军也不在，长沙城里能够依靠的是第十军，但这却是一支没有军长的奇怪部队。
第十军的原军长是李玉堂，他和李延年、李仙洲因均为山东人，且都是毕业于黄埔第一期的高级将官，故而被人称为“山东三李”。
第十军属于战略预备军，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才临时划拨给第九战区。
第十军当时风尘仆仆赶到长沙，打的却是一个窝囊仗，成为被日军先后击垮的三个军之一。
在随后的南岳会议上，蒋介石站在台上一个个追查责任，查到第十军的时候，给了评语：指挥无能，作战不力。
李玉堂其时就坐在下面，听到之后脸都白了，其他第十军的师长也紧张万分。
幸运的是，杨森在追击的过程中缴获了一张日军作战地图。蒋介石一看，在第十军阵地前沿，竟然标示着三个半师团的番号。
按照通常经验，中国的一个军对付一个师团都很吃力，何况三个半。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蒋介石缓和了口气，“看来就算你们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这样还算不错。”
说是“还算不错”，但李玉堂还是受到了撤职处分。处分令下，第十军官兵都为李玉堂鸣冤叫屈，而新任命的军长与李玉堂有同窗之谊，在听说之后，便以部队调防、走不开为由，迟迟未来上任。
部队再能战，若无良将统领，亦难以发挥效力，薛岳只得再找李玉堂，可是后者因深感委屈，整天闷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
难事还要由高个来办。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只是寥寥数语。
第一句问：“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第二句问：“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在李玉堂给予肯定回答后，蒋介石撂下一句“长沙交给你”便挂断了电话。
据说，蒋介石的头脑里几乎保存着手下每一个将领的容貌、个性和对他的服从程度，这个固然“不科学”，然而十分有用。
李玉堂随即以撤职留任的名义回到第十军，并担负了守备长沙的重任。
地堡战术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虽经整补，也仅有两万人，人数上只相当于日军的一个师团，要想守住长沙并无确定把握。
然而，李玉堂没有选择。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样的对手，他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夺回来。
第十军的使命就是在长沙拖住日军，李玉堂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长沙保卫战中贯彻的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守原则，即从远至近，从外到内，对日军进行逐次削弱和磨钝，直至迟滞其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