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司马炎特意召见了前蜀帝刘禅、魏帝曹奂、吴帝孙皓(这三人都降了晋朝，未被杀戮，反而恩宠有加)，在后宫晚宴上当着群臣之面戏耍了一番。结果自然是司马炎赌计高超，大小通吃，赢了个满堂红。刘禅三人好生佩服，连称“吾皇圣明”，齐刷刷跪倒在地，磕头不已。司马炎哈哈大笑。
如今王戎、何曾、贾充等人的这一番赌，比起司马炎来自然要稍逊一筹，但亦是非同小可。只见桌上的银票越堆越高，黄金白银到处都是，弄得人眼花缭乱，分不清谁是谁的了。
开始时众人还计较输赢，慢慢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皇帝下令凡庆典期间开放国库，银钱随便使，以我大晋朝之强大富庶，古今罕有，光赌钱能有多大出入？
可惜天下一统，无仗可打了。可惜！
众人玩了又玩，终于索然无趣了，一个个脑门上都冒出油晃晃的汗水来，双眼眯着，鼻涕不觉流出了鼻孔，滴在侍侯在旁的美人手背上。
王戎恶心之极，佯狂起来，抓起桌上的银票往这帮猪猡的头上漫天洒去，一阵嘻嘻哈哈的怪笑，飘然离去了。
后记
竹林七贤生活的魏晋时代(我干脆把它叫做“竹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其意义主要有二：一，魏晋文化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而又尚未来得及占据主流位置(亚主流)时的一大文化，也是最后一个较为纯粹而发达的汉文化体系，其发达程度仅亚于先秦。二，西晋帝国是继秦帝国与汉帝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帝国。当然，其不合理之处也丝毫不亚于秦与汉。
以上这两点是我个人的观点，未必正确。今年八月我在“闲情偶寄”茶舍与当时的茶舍主人、我的朋友孔庆平博士谈及这两个问题时，他就不以为然。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并没有准备直接反映魏晋文化(东晋文化另写)；同样没有打算间接描写西晋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如何从非法的变为“合法”的过程。写成后发觉自己居然做到了这两点，这无疑令我感到高兴。
我在写作此书前细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觉得获益匪浅。然而又都觉得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即使高明如鲁迅者，也没能把“竹林七贤”读懂。特别是嵇康，鲁迅在他身上花的功夫不可谓不深，但依然不明了嵇康之死的真正原因。
南怀瑾就更不知所云了。他在《禅与道概论》一书中说嵇康等人“故作旷达而流于疏狂”，是“受衰乱世风刺激的牺牲者”，简直在侮辱先贤！为什么我要把这话说得如此之重？一，嵇康等人固然是牺牲者，但他们是牺牲在了暴政之下，而非受“衰乱世风刺激”所致。圣贤何谓？他们首先就是不受任何世风刺激，与世同化的人。二，以嵇康等人的修为，其旷达是出于内心的自由狂放，而绝非“故作旷达”。南怀瑾研究未深，非道者之言也。
魏晋时代的人——特别是“竹林七贤”(笼统地讲，下同)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美学的启示，更是现实的启示。严格地说，竹林七贤与汉朝的士大夫乃至后世唐宋元明清的士大夫都很不一样。
首先，他们是道家，懂得什么是自由。
其次，他们是平民。据史料记载，他们大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这在其他士大夫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最后，他们是真正的男人，也就是说，是中国男人中最具男性风采的一群人。
这些都是本书的“写点”。当然，我最初萌生写书的念头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只是觉得他们的故事十分传奇动人；写下去才知道所有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在别人身上发生，但他们所体现的的人格，具有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期而遇的纯美(像血那么纯)；写到最后，我恍然明白，我要写的并非是他们七个的故事，而是他们的思想。
我笔写我思，我在想他们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做的。
七贤中，我当然最喜欢嵇康，写得也最满意；其次是刘伶、向秀、阮咸、王戎与阮籍。我不喜欢山涛，但必须承认如山涛者有时确也是推动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不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
因为是文学作品，我采取了一实九虚的手法。我完全舍弃了阮成的历史原型，把一个追逐时尚的贵族子弟写成了一个不羁的江湖游侠；王戎则主要写他的聪明与玩世，没有把他后期的吝啬者形象(历史上如此定位王戎真是太片面了)作为写点；山涛基本上尊重典籍史实；向秀则是提纯后的学者。历史上向秀在嵇康被杀后是做了官的，还在司马昭这个杀害好友的人面前说了很违心的恭维话，但在本书中我却将其处理成了“辞官”，以使之符合最有原则的学者形象。
阮籍我写得比较熟练：谁让我也是一个“诗人”呢？但诗人和诗人是不一样的，很多地方我想我还没把阮籍读懂。
刘伶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则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他是天真的大孩子，外表丑陋而心灵纯美(像血那么纯)。他刚正不屈，其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深深的无奈。我尊重他，在书中把他的死处理成了壮烈的一幕；让敌人的矛尖穿过他的酒壶刺进他的胸口，让血与酒一起浸满了他的身躯。
在嵇康之死中，则是另一种诗意：残酷而又多情，充满完美之缺憾。那是一种“意外”的死、我忘不了嵇康临刑前的叹息，也忘不了他叹息前的眼神：
“那眼神如寒星，如烈火，如寒星烈火中一道明亮的飞雪！”
确实是美男与伟男。
本来嵇康一死，本书也应该结束了。但在文学作品中，高潮未必意味着主题的结束。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的真正主人公是山涛。
因为是在进行一个重大题材的“严肃文学创作”，开始写时我老是放不开手脚。后来换了一种思维，才又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本书中描写了一些“武”的场面，希望这能得到读者的理解。《三国》、《水浒》都写武姑且不说，就连《儒林外史》里也有个凤四哥，《红楼梦》里也有个柳湘莲。希望在本书中，我对“武”的认识不致太肤浅。
我写此书的最低要求是让读者觉得这是一部“好看的”、“精彩的”小说，最高要求当然希望有人能因此书而读懂作者，读懂竹林七贤，并尽可能地读懂中国。
它不只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部“当代作品”……
中国的历史小说可以说在思想上太成问题了，从《三国演义》到《曾国藩》，其最大弊端在于宣传帝王将相，完全一副奴隶相。我很看不起那些人。
我写嵇康他们，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包括文化现状)的一种批判与反叛。知我者将面临选择。
非常感谢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使我的劳动没有白费。我在此尤其要衷心感谢唐晓渡老师对我的帮助与指导。唐老师的文学修养、学术水平与编辑水平，令我敬佩。
还有以下的人，他们或为我工作，或提出问题，或批评，或关心鼓励，对我完成此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在我心中是一份宝贵的真情。他们是我的女友丁美心，我的朋友石永文、鄢圣华、孔庆平、斯林、李金、赵文明、张建军、袁卫东、唐书安、王旭东、张广明、苏洪涛、张兴杰、姜永全等。
这些朋友有一半属于北大文化圈。我谨借本书出版之际，向有着悠久自由传统的北大致敬，向一切向往、恪守这一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致敬。
希望前辈作家、学者与广大文坛学界的朋友们与读者朋友们，给我以最严格的指正。
跋 嵇康的爱情悲剧、嵇康之死与竹林七贤的道路
大概爱情如饮酒，“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世说新语．任诞》)此之谓“滥饮”。“滥爱”如“滥饮”，不失为生命的狂欢，然终非“博爱”之境。
作为美男的嵇康，作为伟男的嵇康，他注定要有很多的爱，若非博爱，便是滥爱。他选择了滥爱，他在尊重所有女性的同时藐视所有女性，这与宝玉可不大一样。宝玉出走时，尚未成熟，而嵇康是因成熟而夭亡的。他的死纯属自戕，他若欲不死，孰能亡之！仅以对女性的态度而言，嵇康深知“凡为女人皆可爱”，更深知两性之间深深的鸿沟：生理的、历史的、社会现实的、思想的。这些鸿沟注定了人类爱情的悲剧，而在嵇康身上达到了最清醒的认识。
在无法“全爱”(或曰“爱全”)某一人时，博爱与滥爱并无区别。作为自然抗逆理性的政治、伦理诸法则的人类性欲与爱情，它时刻准备最大化。
嵇康的爱情悲剧还在于，在他的时代与他的身边没有产生与他相对称的‘‘伟女”。美女自然是有的，但美女加上伟女与“壮女”更让男性神往。嵇康不得不面对众芳，不得不留连春色。
作为伟男与美男的嵇康在爱情上一片空白。在遇到柔桑公主之前，他似乎已经禁欲；而有了五女之后，他的纵欲则带上了深深的厌倦色彩。
当他的末路已经明朗时，其意淫便达到了空前高潮，其肉体的狂欢与其灵魂的颤栗成正比，其痛苦与销魂相追随。在死之前，他最后一次犯罪，不是对敌人，而是对情人：他杀害了她们。虽说是为了想最后一次保护她们，实质上仍是恐惧与占有欲使然。他没有这个权利。嵇康最后犯的这场罪与他终身奉行的人道理念彻底背叛：他在最后一刻使用了可耻的暴力(软暴力)，因此他为其他的暴力者(硬暴力)所戮是必然的。
但嵇康之死无疑极具男性之壮美，其阳刚之气浩然无匹。嵇康的这种死揭示了中国文人的阳刚之气，以至使后世一见“文人”一词便想起了“男人”。“文人”是男性的，阳性的，他宁可死，也不愿被阉割。
中国的人文精神在嵇康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历史告诉我们此类英物绝非虚构，烈士与斗士的神圣之名永远不容玷污。
然而除了嵇康死去外，历史上其余的六贤全都入仕于晋，一个比一个官大，俨然名臣也。这真让人从何说起！六贤的妥协宣告了嵇康的“不识时”，从内部瓦解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果然，从那以后，两晋155年内再没有一个像嵇康这样直接对抗暴政的刚烈文士，再没有人像他那样死去，其使命却由诸如说“沙门不敬王者”的慧远，或卷起东南大潮的宗教主兼农民领袖孙恩来这样的人继承。这说明反叛的多元化从那时起在中国社会即已诞生。这无疑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