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维埃拉风景宜人的海滨，马赛和意大利边境中途，矗立着一幢巨大宏伟的玫瑰色酒店。毕恭毕敬的棕榈叶遮蔽着酒店泛红的正面，门口延伸出一小段闪亮的沙滩。近年来，这里成为显贵和时髦人士的避暑胜地。十年前的四月，酒店的英国顾客迁居北部之后，这里几乎荒废。如今附近平房密布，但是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只有十几幢老别墅，穹顶像衰败的睡莲一样，点缀在高斯酒店和戛纳五英里外的大片松树间。
酒店和它面前明亮的黄色跪毯般的沙滩浑然一体。清晨时分，远方的戛纳、粉色和米色的旧城堡，以及坐落在意大利边境的紫色阿尔卑斯山脉都倒映在水面上，随着清澈浅滩上海洋植物扰起的涟漪而震颤。八点不到，一个穿着蓝色浴袍的男人来到沙滩，一边做了很多准备活动以适应冰冷的水，一边咕哝着，大口喘着气，在水里扑腾了一会儿。他离开以后，沙滩和海湾安静了一个小时。商船沿着地平线向西缓慢前进，侍应在酒店院子里嚷嚷，松树上的露水渐渐干涸。又过了一个小时，从莫尔山低处山脉蜿蜒的道路上传来摩托车的轰鸣，那里隔开了海滨与真正的法国普罗旺斯。
距离大海一英里处，灰蒙蒙的杨树取代了松树，那里有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个早晨，一辆敞篷汽车从那里载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来到高斯酒店。母亲脸上有种正在消逝的美，不久便会因青筋凸显而受损；她的表情既平静又警觉，令人赏心悦目。然而人们的目光很快落到了她的女儿身上，她粉红的手心仿佛有魔法，她的脸颊燃烧着可爱的火焰，像是晚上洗过冷水澡的小孩面孔泛起的红光。她好看的额头温柔地斜向发际，金黄和灰金色的发卷呈波浪状在额头周围卷曲着，像徽章盾牌。她的大眼睛明亮、清澈、湿润、闪光，她的脸颊天然红润，是心脏年轻强壮的跳动带来的血色。她的身体微妙地徘徊在少女的最后阶段——她快十八岁了，几乎成熟了，却依然单纯。
当大海和天空在她们脚下形成一条炽热的细线时，母亲说：“我有种感觉，我们不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回家。”女孩儿回答。
她们振奋地交谈着，却显然漫无目的，一会儿便厌倦了——而且，谈什么都没用。她们想要强烈的兴奋，不是为了刺激疲惫的神经，而是像获奖的学生那样对理应享受的假期怀着热切渴望。
“我们在这里住三天就走，我马上发电报订船票。”
女孩儿在酒店像背书一样，用地道却语调平淡的法语预订了房间。等她们在底楼安顿好，她迈入透进落地窗的强光，然后踏出几步，来到从酒店的一头通到另一头的石头露台。她走路的时候像个芭蕾舞者，臀部紧绷，后腰挺直。外面炽热的光线把她的影子照得很短，她退缩了——太亮了，刺得人睁不开眼。五十码外，地中海的海水在无情的阳光下渐渐褪色；栏杆下面，一辆破旧的别克车正在酒店车道上被阳光炙烤。
确实，整片地区，只有海滩上还有点儿生机。三个英国保姆坐着编织毛衣和袜子，这种维多利亚时期沉闷的花纹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很流行，她们闲聊的声调像在念咒。靠近大海处，十几个人守在条纹遮阳伞下面，他们的孩子在浅滩追逐不怕人的鱼，或者赤条条地躺在太阳底下，身上的椰子油闪闪发光。
罗斯玛丽来到海滩上，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从她身边经过，欢快地嚷嚷着一头扎进海里。她感觉到周围陌生的面孔上咄咄逼人的目光，也脱下浴袍跳进水里。她面朝下游出几码以后，发现水还很浅，便摇摇晃晃站起来，像拖着重物似的拖着两条纤细的腿，抵抗着水的阻力，艰难地往前走。水漫到胸口时，她回头望向海岸，看到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穿着紧身裤的秃头男人，挺着毛绒绒的胸口，收着傲慢的肚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罗斯玛丽回应他的目光时，他摘下眼镜，藏进胸口乱蓬蓬的毛发里，从手中的瓶子里给自己倒了一杯不知什么的东西。
罗斯玛丽把脸贴着水面，用自由泳的姿势扑腾着朝筏子游去。水没过她，将她温柔地从炎热的空气里往下拉，渗进她的头发，透进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她在水里打着转，拥抱着海水，沉溺其中。游到筏子旁边时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一个晒得黝黑的女人咧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俯视着她，罗斯玛丽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体多么苍白，便翻转过身体，朝岸边漂去。她爬上岸的时候，那个毛茸茸的拿着瓶子的男人在和她说话。
“听我说——筏子后面有鲨鱼，”他国籍难辨，但是讲话带着慢吞吞的牛津腔，“昨天它们在儒昂湾吞掉了两个英国舰队的水手。”
“天哪！”罗斯玛丽惊呼。
“它们是被舰队丢弃的垃圾引来的。”
他目光呆滞，表示自己只是为了提醒她才和她说话，然后小步走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们交谈的时候其他人的注意力稍稍转移到罗斯玛丽身上，她觉察到了，却没有感觉不愉快，而是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显然每个家庭都占据了紧挨着自己遮阳伞的一片狭长沙地。另外，大家都来回走动和交谈——那里有种小团体的气氛，随便闯入会很冒失。更远一点的地方，沙滩上尽是卵石和死掉的海草，坐着一群皮肤和她一样白的人。他们没有躺在遮阳伞下，而是撑着手柄阳伞，不太像当地人。罗斯玛丽在皮肤黝黑的人和皮肤苍白的人中间找到一块地方，把浴袍铺在沙子上。
她躺着，先是听到他们的讲话声，然后感觉到他们绕开她走来走去，他们的身影在她和太阳中间穿过。一只好奇的狗往她的脖子里紧张地呼着热气，她感到皮肤被炙烤得有些发烫，听着退潮的海浪发出轻轻的疲惫的哗哗声。不一会儿她的耳朵便能分辨出每个人的说话声，她听到某个被轻蔑地称为“那个北方家伙”的人昨晚从戛纳的咖啡馆里绑架了一个招待，想把他锯成两半。讲故事的是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白头发女人，显然是前一个晚上就穿着了，因为她还戴着头冠，肩膀上耷拉着一朵垂头丧气的兰花。罗斯玛丽对她和她的同伴有种说不清的厌恶，于是转过身去。
另外一边，离她最近的地方，有一个年轻女人正躺在遮阳伞下，从一本摊在沙子上的书里抄写清单。她的游泳衣从肩膀滑落，一串奶油色的珍珠项链衬托着橘棕色的后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的神情严肃，可怜，惹人疼爱。两人视线交会，她却没有看到罗斯玛丽。她身后是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红条纹紧身衣的帅气男人；然后是罗斯玛丽刚刚在筏子上见过的女人，她回头看到了罗斯玛丽；再过去是一个长脸的，有一头蓬松金发的男人，穿着蓝色紧身衣，没戴帽子，正严肃地和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年轻男人讲话，后者毫无疑问是一个拉丁人，他俩一边交谈一边拨弄着沙子里的海草。她觉得他们多半是美国人，但又有些什么地方使得他们不像她最近结识的那些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戴鸭舌帽的男人是在为这个小团体做无声表演。他一本正经地拿着耙子走来走去，表面上是在清理沙砾，神情严肃，却又有种难以言明的滑稽。他最细微的动作也很好笑，直到后来，不管他说什么都引起大笑。即便像她这样因为离得远而听不见的人也都竖起了耳朵，最后沙滩上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便是那位戴珍珠项链的女人。可能是出于端庄稳重，每传来一次欢呼喝彩，她就更凑近自己的清单。
戴单片眼镜拿着瓶子的男人突然在罗斯玛丽的头顶说：“你是一个游泳好手。”
她否认了。
“好极了，我叫坎皮恩。这里有位女士说她上周在索伦托见过你，知道你是谁，很想认识你。”
罗斯玛丽忍着不快张望了一圈，看见那群没有晒黑的人正等着。只好不情愿地站起来，朝他们走去。
“艾布拉姆斯太太——麦基斯科太太——麦基斯科先生——邓弗莱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谁，”穿着晚礼服的女人大声说，“你是罗斯玛丽·霍伊特，我在索伦托就认出你了，还问过酒店员工，我们都觉得你棒极了，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回到美国再拍一部精彩的电影。”
他们为她挪出位置，但这毫无必要。认出她的那个女人不是犹太人，只是有着犹太名字。她是那种上了年纪“好相处”的人，不受阅历的影响，很容易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我们想提醒你不要第一天就晒伤了。”她继续欢快地说，“因为你的皮肤很重要，但是这片沙滩上仿佛有很多讨厌的礼节，不知道你是否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