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角线，没人给你画出来，你得自己会看。在金融界，这样的隐形对角线有很多，专门检验你脑子聪明不聪明、眼睛盲不盲。
在咱们中国，自从诞生了钱这个好东西，对它神化的有，对它赞美的有，对它鄙视的也有，但是对它能看透的人不多。
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了最早能看透钱的人。
那不是孔子。孔子门生满天下，而他，是一杆孤独的旗，名字就叫“单旗”。
单旗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在春秋末年给周景王、周敬王当过卿士。卿士这个官，就是后代的宰相，总领诸臣的顶级大官。
在他那个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他就是第一位货币理论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的央行还得遵循，不遵循，就要出乱子。
——人之伟大，就要伟大到这个程度，两千年后，人们也离不开你。“孔家店”现代以来至少被砸烂了三次，中国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另说。而单旗先生这杆旗，你要是砍了，第二天咱们就都别想活了。
他所伺候的周景王，是个穷王。因为王室衰弱，财政上相当窘迫，连喝酒的酒具都要靠各诸侯国赠送，于是他就想“铸大钱”，以解决问题。（见《国语》）
所谓“大钱”，就是现在的“大面额钞票”。不过现在的货币，只是一张纸，印上100元和印上1元，成本是一样的。金属货币时期不同，钱还没完全摆脱称量货币的胚胎，半两的钱，一般必须重半两，有时候含铜少一点，但总重量还应该是半两。
而“大钱”，就是不足值的钱，比方说，明明只有半两重，却铸上“一百钱”的字样，把一个钱当一百钱来用。周天子，自以为自己金口玉言，说是一百钱，就是一百钱！财政经费不就够用了吗？
事情是否这么简单呢？当然不。现在傻瓜都知道，这样做，岂不是要通货膨胀！
单旗就跳出来反对。他说：这个金属货币，大王啊，有重的，有轻的。重的就是“母”，轻的就是“子”，相互间是有制约平衡关系的。不管轻重，都要够分量，也就是足值。
他教育周天子说：这货币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就是“权轻重”；另一个，就是“以振救民”。振，同赈，也就是给老百姓买粮吃饱饭的。
货币的两大功能，他都给说到了，一个价值尺度，一个流通功能。就是没说货币是供大王他老人家吃财政饭的。
这一说，就明白了吧，铸币的轻重，是要根据流通情况而定，不是由着大王性子来的。如果商品涨价，老百姓感觉手头的货币重量太轻，买一只羊得背去好几大串钱，那就要铸重币，一次拿一枚就行了。
这叫“母权子而行”。权，是“根据情况而定”之意。
反之，如果物价很低，老百姓手头全是“大票”，没有“毛票”，买什么东西商家都找不开钱，那就要铸小钱，与民方便，这叫“子权母而行”。
铸多少重币，铸多少轻币，大王啊，是市场说了算。
单旗说完这些，又补了一句：大王，您“废轻而作重”，不就是想占老百姓便宜吗？结果必使“民失其资”，同时也是给自己“召灾”。
民失其资可能不要紧，因为您的亲属没有一个是民。但是国家税收就要因为民穷而减少，您老人家的费用就会更不足了（王用将有所乏）！
您一不够用，就要加紧搜刮，民不堪负担，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烦了。
本来财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备无患的。“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老百姓一跑，您税征不上来，一点风险预备金都没有，国家就要大崩盘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这个理论，又叫“金属主义论”，主旨就是铸造货币要足值，不能毛。因为金属货币时期，钱本身还是个物件，有原料和制造成本，工序很麻烦，利润也不是太高，所以“钱”还是值钱的。假如面值超过实际重量，钱的价值就“虚”了。
这个理论，对后代的影响那就大了。
唐代有个政府理财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单旗的，把这个理论演变成了“虚实相权论”，认为完全可以铸造不足值的钱，也就是一定数量的“虚钱”，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他想得美！结果，政府一当十、一当五十的“虚钱”一出来，单旗说的就应验了——货币贬值，谷价腾贵，民多饿死，第五琦也因此备受责难，下了台。
后来宋代又发明了纸币，钱就完全脱离了实物，变成纯粹“虚”的了，一张纸而已。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当过地方财政官），便又把金属钱比作“母”，纸币比作“子”，主张纸币发行量要与原有的金属币相平衡，要保证两者能够自由兑换。他认为这种“母子关系”也要相权。
单旗的头脑是一流的，他能预见货币未来发展的几千年。可惜周景王穷怕了，不听他的，非要铸大钱。
不过，也有当今的学者质疑，说周景王时代的钱，是“空首布”，也就是铲子币，没有所谓大小之分，单旗的这个“子母相权”理论，可能是战国人的伪托。
——就算是战国人假冒单旗，也不简单，起码他们在那时候就懂得：不能滥发货币及其衍生产品，否则“民失其资”，国损税收，大崩盘就在眼前！
汉武帝是“国家货币”创始人谁敢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个商人
在皇权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我们都知道，商人为四民之末，是“士农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尽管他们房子豪华、服饰光鲜，终究还是矮人一头。
这个排位是怎么来的？
前面不是还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生意做得大，与国君都能“分庭抗礼”吗？后来商人是怎么成了贱民的？
变化就发生在两汉时期。
西汉的司马迁在作《史记》时，还是很重视商人的，特地开辟《货殖列传》，谈论西汉前期的经济，并记录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说，他所列举的大富豪，都不是靠着爵邑、俸禄得来的钱发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们是靠着种植、渔猎、经商，谋取利润而致富的，“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词语之间，对商人还是很赞赏的。富豪固然不能势力“倾国”，但势倾一个市县还是没问题的。
到了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写《汉书》，也有一篇《货殖传》，但他对富豪的评价就不同了。他说，地方上的“富民”，以财富在乡里取得声望，都有奢侈不轨的恶行，更严重的还盗墓、赌博，靠违法而致富。他们的行为，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想来商人在那时候，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员也有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为何特别仇视商人，一勺都给烩了！
班固老先生还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阶级”说，即对“四民”的划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农”。应该说，在他的观念里，各阶层只有分工不同，还没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后来，商人不知怎么就滑到最末一位了，变成了“士农工商”，而且这个排序也表示了阶级的高低贵贱。
看来商人地位下降，是从东汉开始的。
班固是大史学家，古代史官的言论至高无上，连皇帝也得让三分。班固对商人的这种厌恶，深刻影响了后世，商人也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重，但商人心里仍有阴影，没有一个商人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因为这么说，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良心让狗吃了的人”。
还没有谁脸皮厚到这个程度。
因此，就有许多代名词出来，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业者”、“我们搞实体经济的”、“我们搞流通的”、“我们工商界人士”，等等。
尽管现在的商人，一般抛头露面的都是儒商模样，但再怎么儒雅，也挑战不了班固老爷子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