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八旗制度则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表征。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
八旗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于女真氏族的狩猎制度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记其起源道：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满洲实录》第3卷）
牛录，为满语niru的对音，是箭或大箭的意思；额真，为满语ejen的对音，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起源甚早，后演变为官名。随着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牛录组织日益扩大。到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之后，牛录不仅是狩猎生产组织，而且演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掠夺战争或进行军事防御的工具。
女真的军事组织，早见于《金史·兵志》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qiǔ）皆取备焉。”其军事组织形式，“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金史·兵志》第44卷）。
建州女真的军事组织、在努尔哈赤先祖猛哥帖木儿时即已有之。时其军队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生时，如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贱恶。”但是，这段记述过于简略，也未见牛录额真的记载。到万历十一年（1587）努尔哈赤起兵，攻克图伦城，“当是时，兵百人，甲十三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这百人军队的组织细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牛录额真成为官名，最早见诸于《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万历十二年（1584）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已经一年，他的军队至少发展到五百人，“上率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因军队较多，便出现三百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从此，牛录额真已经不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而成为女真的一种官名。牛录不仅是围猎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
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进行六年，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他便组织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当时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抄录如下：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李朝宣祖实录》第23卷）
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亦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四军编制，实即后来四旗、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量，《李朝宣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李朝宣祖实录》第30卷）。但这话出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可能有所夸大。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许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李朝宣祖实录》第69卷）这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上述目测数字较为可靠。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朝官员余希元到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行，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至建州城而止”（《李朝宣祖实录》第73卷）。由上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约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制。《满洲实录》在记述万历二十一年（1593）古勒山之役时，作如下记载：“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与赫济格城相对。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作了同样记载：“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据此可知，努尔哈赤早巳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并已早有军旗。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所见建州军旗：“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李朝宣祖实录》第71卷）
努尔哈赤始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
实际上，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或并划一旗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次重要改革，为尔后八旗制度的确立奠下基础。
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统一哈达、辉发和乌拉，史载其降俘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光海君日记》第79卷），又征抚大量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归附日众，乃析为八”（昭梿：《啸亭杂录》第10卷），除原有四旗，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
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
《满文老档》对牛录额真以下官员，记述更为具体：
牛录额真以下设岱子二人、章京四人和噶珊拨什库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的达旦。（《满文老档·太祖》第4卷）
牛录额真，后称牛录章京，入关后称佐领。岱子，为满语daise的对音，是副职的意思。章京，为满语janggin的对音，是办事员的意思。噶珊拨什库，噶珊为满语gas∨an的对音，是村的意思，拨什库为满语bos∨okū的对音，是领催的意思；噶珊拨什库即村领催，后称领催。达旦，为满语tatan的对音，是窝铺的意思，相当于连，后被取消。甲喇额真，其满语体为jalan i ejen，jalan原意为草节、竹节之节，为承启固山额真与牛录额真之间的官职，辖五个牛录，所以满文又称sunja niru i ejen，意为五牛录之主，后称甲喇章京，入关后称参领。固山额真，固山为满语gūsa的对音，是旗的意思，其满语体为gūsai ejen，意为旗之主，后称固山章京，入关后称都统。梅勒额真，梅勒为满语meiren的对音，是两侧、副手的意思，其满语体为meiren i ejen，意为副（旗）主，后称梅勒章京，入关后称副都统。
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四旗，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增添的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条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了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即整幅的黄旗，习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镶边黄旗，习称镶黄旗，俗写厢黄旗。其他三色旗帜也是一样。合起来称为八旗。
八旗制度首先是军事制度。
八旗军在创立的初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其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善骑射。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渡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罗曰褧（jiǒng）：《咸宾录》第2卷）《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八旗制度的军事性质，作了明确的记载：
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每预筹方略，了如指掌，战则必胜。（《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
这里除记述八旗军的军容军纪整肃、攻战克敌制胜外，还记载八旗军在兵种上分为三等，即长甲军、短甲军和巴牙喇，后来演变成前锋、骁骑和护军等。护军即精兵，时称巴牙喇。巴牙喇，为满语bayara的对音，意为精兵或护军。其首领为bayarai jalan i janggin，汉语音译为巴牙喇甲喇章京，后称护军参领。朝鲜称巴牙喇为拜阿罗，据朝鲜人李民寏（huán）所见：“胡语呼拜阿罗军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云（七将皆有手下兵，而未详其数）。”（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巴牙喇是从各牛录中选拔的精壮，兵骁马骠，甲坚剑利，在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沈阳、辽阳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努尔哈赤不仅是八旗军的最高统帅，而且亲领两黄旗，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其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其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其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其侄阿敏领镶蓝旗。每旗所属牛录、每牛录所属兵卒，也多未划一。据李民寏经眼所记：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一高沙所属柳累（胡语柳累云者，如哨军之制）三十五，或云四十五，或云多寡不均。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共通三百六十柳累云。（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高沙即固山，贵盈哥为代善，红歹是为皇太极，亡古歹为莽古尔泰，豆斗罗古为杜度，阿未罗古为阿敏，柳累即牛录。努尔哈赤通过其子侄及亲信，统领八旗军队。
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兵书有言：“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戚继光：《练兵实纪》第3卷）八旗军虽然步兵众多，开始没有火器，用皮弦木箭、短剑钩枪，射程近、威力弱，但是，它却以铁骑角胜。八旗骑兵的战马饲养，栏里不蔽风雪溽暑，不喂菽（shū，豆的总称）粟，野外牧放，能耐饥渴。出征时，兵士乘马，带上自备军器和数天干粮，驱骑驰突，速战速决，利用行军或战斗的间暇，脱缰放牧，不需后勤。李民寏又说：
胡中之养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dí，马缰绳）而放之。栏内不蔽风雪寒暑，放牧于野，必一人驱十马。养饲调习，不过如此。而上下山坂、饥渴不困者，实由于顺适畜性也。
我国之养马异于是，寒冽则厚被之，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昼无阙，是以暂有饥渴，不堪驰步，少遇险仄，无不颠蹶。且不作骟（shàn），风逸踶啮（dìniè，踢咬），不顺鞭策，尤不合战阵也。（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上引后金与朝鲜战马的对比，实际上也反映了后金同明朝战马的对比。后金骑兵，兵悍马壮，兵皆铁甲，马也披甲。据《咸宾录》载：“其军法，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披重甲，持戈矛；后三十人披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则两人跃马而出，观阵虚实，然后四面结阵驰击，百步之外，弓矢齐发。”（罗曰褧：《咸宾录》第2卷）骑兵作战时，分作“死兵”和“锐兵”两种：“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陈仁锡：《无梦园集·山海纪闻二·纪奴贼战法》）这说明八旗军骑兵的勇敢与顽强。每当努尔哈赤下令吹角螺、鸣号炮，发动进攻时，八旗军的骑兵，冲锋，厮杀，摧坚，陷阵；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与争锋，所向披靡。
相反，明朝军队习于平原作战，长于施放火器。他们临阵时，摆列方阵，弯弓挥刀，士气不高，行动迟缓。而后金骑兵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速度快，另一个是力量大。从某种意义来说，战争就是作战双方速度和力量的竞赛。因此，行动慢、摆方阵的明朝步兵，与速度快、力量大的后金骑兵交锋之后，明军未及再装弹药时，努尔哈赤的骑兵已冲破方阵，倏来倏往，任意横行。所以，袁崇焕说：明朝“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然而，八旗兵攻城时，先用楯车运载登城士卒到城下，竖起罩着牛皮的筒梯，军士冒矢石沿梯鱼贯登城。有时从城下挖洞，兵士穴城而入。也有时“则每于马上人持一袋土，一时俱进，积于城下，则顷刻与城平，而人马践踏逾越”（《李朝宣祖实录》第69卷）。取得攻城的胜利。
八旗军又是一支严格训练的军队。努尔哈赤重视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培养勇敢精神，熟谙弓马技艺。在费阿拉有很大的操场，天天操练兵马。练兵时，他常亲自检查战马的膘情，马肥壮者赏酒，马羸瘦者鞭责。练兵除演习枪、刀、骑、射外，还进行“水练”和“火练”——练习跳涧的叫作水练，练习越坑的叫作火练；优秀者受赏，怯劣者斩首。努尔哈赤之所以严格军训，是因为他深知武艺对一个兵士之重要。他自己便是一个弓马精熟、武艺超群的射手。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一个努尔哈赤“百步穿柳”的故事：
初，上出迎时，至洞城之野。有乘马佩弓矢过者。上问左右曰：“谁也？”左右曰：“此董鄂部人，善射，部中无出其右，所称善射钮翁金是也。”上召钮翁金至，指百步外柳，命之射。钮翁金发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错。上发五矢，皆中。众视之，五矢所集，仅五寸许。众共叹为神技云。（《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
称赞努尔哈赤弯射神技显系溢词，但他五箭连中，众矢环聚，确实技艺超群。
八旗军还是一支严军纪、明赏罚的军队。《易经·讼师》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努尔哈赤从建军之初，便军律严、赏罚明。他制定不成文军令，并规定：“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李朝宣祖实录》第23卷）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把军纪、赏罚制度化：
克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shì，赦免），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遗，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满洲实录》第4卷）
上述记载如“用兵如神”云云，出自清朝文人的讴歌。但是，他确有一套办法，在每次战后核察军士战功，重赏勇者，以励兵卒。雅荪（sūn）即为一例。“雅荪素微贱，因叶赫兵临兀扎鲁城时，有战功。太祖高皇帝擢为大臣，宠任特优。太祖在时，雅荪尝以殉葬自矢”（《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以死相报，拼战必厉。又如据朝鲜满浦佥使郑忠信至赫图阿拉所目击云：
军卒则盔上有小旗以为认。每部各有黄甲二统，青甲二统，红甲二统，白甲二统。临战则每队有押队一人多佩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战胜则收拾财畜，遍分诸部，功多者倍一分。（《光海君日记》第169卷）
努尔哈赤在每次战后，“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孙膑兵法·将德篇》）。按功行赏，依罪惩罚，兵士们齐一心志，统一战力，奋勇征杀，有进无退。
有人总结努尔哈赤的骑兵，在作战时有进无退的原因，说道：“只以敢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面带枪伤者为上功，凡大小胡人之所聚，面颈带搬〔瘢〕者甚多，其屡经战阵可知）。有功则尝之以军兵，或奴婢、牛马、财物；有罪则或杀，或囚，或夺其军兵，或夺其妻妾、奴婢、家财，或贯耳，或射其胁下。是以临阵有进无退云。”（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在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是以掠财赏功，酷刑罚罪，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八旗铁骑。
关于后金军队的严酷刑罚，可从《满文老档》中选择两件事情加以说明：后金军攻抚顺城时，在前面的人竖梯登城，后面的人没有跟上，先上的人被射死。命将后面没有跟上的伊赖，削掉鼻子，罚为阿哈。又有苏克达的舒赛牛录的阿奇，擅离兵营，去杀鸡烧着吃，另四人知道后和阿奇一起吃烧鸡。他们五人被清河的明兵杀了。命割取阿奇尸体的肉，分给各牛录传观，以警效尤。尽管八旗军的军纪严酷，但兵士因参战能得到物质利益，仍把出征视同节日：“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因此，诱之以利，绳之以法，这是努尔哈赤统辖八旗军队的两项措施。
八旗军不仅勇敢善战、长于骑射、勤加训练、号令严整肃、部伍整齐、赏罚分明，而且“最工间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努尔哈赤为了刺探明军的指挥、部署、数量、军器、城邑、士气、粮秣等情报，曾利用明降将李永芳，每月花银一百两，收买与明辽东官员有交往的刘保，按月递送情报。他还曾派谍工男扮女装，设计焚烧明军在海州的粮草。努尔哈赤以善用谍工，对辽东明军的虚实动静了如指掌。在《三朝辽事实录》一书中，明朝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王在晋，对努尔哈赤善用谍工屡有记述，如：
奴遣奸细探三岔，破联舡（chuán，同“船”），阴图金酋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
开原未玻，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
奴酋多遣奸细，潜伺内境。（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2卷）
奴中间谍，无地不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3卷）
奴酋最狡，善用奸细，我之动静，无不悉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3卷）
贼之奸细，混入其中，如沈阳攻陷，皆由降夷内应，其明验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4卷）
奴自清、抚、开、铁以及河东、西之陷，何者不由奸细之潜伏？其用计最诡，用财最广，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细。（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8卷）
陈仁锡在其著述《无梦园集》中对努尔哈赤善用谍工亦有记载：
奴贼善愚我，而我无一事愚奴。（陈仁锡：《无梦园集·山海纪闻二·纪奴奸细》）
努尔哈赤用最诡诈的计谋、最丰厚的财物、最秘密的手段，派遣谍工，刺探敌情，取得指挥战争的主动权。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是行政制度。努尔哈赤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八旗的军事职能前已述及，其社会职能，又包括政治、民政、宗族和司法四个方面：
八旗是政权组织。后金的政权组织分为三级——固山、甲喇和牛录。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出则统领军队，入则统治部民。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领人民。它的基层单位为牛录，牛录额真是本牛录人民的“父母官”。后金汗通过各级额真，统治其人民：
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后金汗同各级额真是君臣隶属关系。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二月，萨尔浒城营筑竣工，努尔哈赤升殿聚诸王大臣曰：
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满洲实录》第6卷）
可见后金八旗中的君臣等级是很森严的。努尔哈赤依靠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吏，组成统治后金人民的政治机器。
八旗也是民政组织。固山、甲喇和牛录，既是军事编制单位，也是户口编制单位。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牛录额真及其属下村领催等官员，掌管本牛录、本村屯的民政事务，诸如登记户籍，查勘田地，分配财物，经营房宅，收纳赋税，摊派劳役，拘捕逃人，埋葬死人，料理婚娶，排解纠纷，清理卫生，送往迎来等。
八旗又是宗族组织。女真族到努尔哈赤时代，仍保留有氏族形态残余。虽然牛录早已变成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但牛录额真多为一族之长或众族之长。一个牛录往往是一个大宗族，牛录额真即成为该族的族长。如康果礼先世居那木都鲁，以地为氏。康果礼等率兵壮一千余人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命康果礼等“分辖其众，为世管佐领六，隶满洲正白旗”（《清史列传·康果礼》第4卷）。康果礼既统辖所属部众，又为其族的族长。尤其是东海女真部民降服后，努尔哈赤即以其首领委任官职，统领所属部民。这种牛录额真，既为军事长官，也为行政长官，又为该族的族长。所以《光绪会典》载有“每佐领下，每设族长，管束同族之人，其独小族，即令兼管”（《光绪会典》第84卷）。因此，牛录额真也是族长或总族长。但后来招徕日众，情况有所不同，同一牛录内不仅有满洲人，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等。尽管如此，牛录额真仍管本牛录内的宗族事务。
八旗还是司法组织。后金社会八旗下的牛录，是基本的司法单位。它是由早期族长审判权而演化为牛录额真审判权的，而牛录额真往往是本牛录的族长。牛录额真有着调解、裁断和审结本牛录属下人的一定权力。后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司法制度的演化，牛录额真仅审理一般民事纠纷，事有大者交理事官审理。下面从《盛京刑部原档》中第一六六号牛录章京布尔萨海等一案可以窥见努尔哈赤时牛录额真的司法权力：
镶黄旗布尔萨海牛录下青吉儿首告本牛录下额托齐于法司：先前，额托齐曾持腰刀砍我们，我青吉儿夺其所配之弓，此情告于牛录章京布尔萨海后，将额托齐鞭二十七；又夺青吉儿我所佩之弓。经审属实，鞭额托齐七十。牛录章京布尔萨海擅自审结持腰刀一罪，鞭五十，准折赎，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入官。
上录案例说明，牛录额真最初享有审判权，但在天聪五年（1631）将民事纠纷以外之审判权交由刑部审理。牛录额真布尔萨海循旧章、违新制，遭到鞭责折赎之罚。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行政制度，而且是经济制度。这主要表现在后金汗和固山额真除指挥作战和管理行政外，还占有土地、奴仆、牲畜，坐拥田庄、管理生产、分配财物。
八固山共同占有土地。胡贡明奏议称：“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这虽是努尔哈赤死后六年的奏议，但反映其在世时八固山占有土地、奴仆和牲畜的事实。后面将较详地叙述后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这里姑且从简。
牛录额真也组织生产。八旗制下的部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即跨马从戎时，按军队的编制驰骋征战，解甲卸鞍后，又按军队的编制从事生产。军卒返屯后，修整器具，治理家业，耕种田地，牧放马匹。牛录额真又成为生产的管理者。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命“一牛录各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垦荒屯田，悉蠲贡赋”（《满文老档·太祖》第3卷）。以后随着归并的土地和人口日渐增多，便组织庄田进行生产。牛录额真是本牛录生产的组织者。后来由于丁口增加，牛录下的民户“三丁抽一”（《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7卷），即每户如有三名男丁，抽一人去作战，另二人称余丁，在家从事生产劳动。“无事耕猎，有事征调，战胜分俘受赏。人自为兵，人自为饷，无养兵之费，故用无不给”（魏源：《圣武记》第1卷）。随着战争的频繁，兵士不再弃戈务农，而变成职业军人，“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卷）。牛录额真指挥军事职能逐渐加强，组织生产职能日趋减弱。
此外，八旗还是分配掳掠财富的基本单位。如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攻取明抚顺诸城堡，次日，努尔哈赤就在甲版野地设营，按旗分配“俘获”的三十万人畜。每次战胜之后，“降者编为户口，所俘各照牛录，派数上献”（《清代碑传全集·扬古利传》第3卷）。他还将在战争中掳获的大量人口、牲畜、金银、布帛，按八旗分赐与贝勒和各级额真等。如萨尔浒之役后，将缴获的战利品堆放八处，按八旗进行分配。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达斡尔、蒙古人、汉人等的征服，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包容在旗制之中，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二百个牛录。除满洲八旗之外，天命六年（1621）始设蒙古牛录，天命七年（1622），始分设蒙古旗。天聪三年（1629），已有“蒙古二旗”。天聪九年（1635），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天聪五年（1631），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汉军初名乌津超哈，为满语ujen cooha的对音；uj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ujen cooha意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称汉军，以黑色为旗帜。崇德二年（1637），分设汉军为二旗。崇德四年（1639），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崇德七年（1642），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从此，实际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以它作纲，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统制起来，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族等五种社会职能的一元化。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女真社会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是按军事方式组织成的，像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一样”。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使女真社会军事化。因此，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整个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斗与生活合一的民族与社会必强。”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民族和女真社会，是战斗与生活合一的民族，也是战斗与生活合一的社会。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实行社会改革和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通过八旗制度，加强了对女真奴隶、农奴、部民的军事统治和军事独裁，从而给女真劳动人民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锁。而八旗军入关之后，对中原地区人民实行野蛮掠夺与军事统治，推行高压政策，影响了社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