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梁宗岱因为瓦雷里的一首《水仙辞》所引发的一场面红耳赤的“争论”，成了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桩佳话。
那天梁宗哲刚在众人面前声情并茂地朗诵着这首由他自己翻译的诗歌，刚刚停下来，就听见林徽因开始话音朗朗地说：“宗岱，你别得意，你的老瓦这首诗我真不想恭维。‘哥啊，惨淡的白莲，我愁思着美艳，/把我赤裸裸地浸在你溶溶的清泉。/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百静中呈献我无端的泪点。’这首诗的起句不错，但以后意象就全部散乱了，好像一串珠子给粗暴地扯断了线。我想起法国作家戈蒂耶的《莫班小姐》序言里的一段话——谁见过在哪桌宴席上会把一头母猪同十二头小猪崽子统统放在一盘菜里呢？有谁吃过海鳝、七鳃鳗炒人肉杂烩？你们真的相信布里亚——萨瓦兰使阿波西斯的技术变得更完美了吗？胖子维特尤斯是在什维食品店里用野鸡、凤凰的脑、红鹳的舌头和鸟的肝填满他那著名的‘米纳夫顿’的吗？”
梁宗岱当然不肯就此处于下风的，于是他马上站起来，高声回敬说：“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辞》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没想林徽因也丝毫不准备让步，跟着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恰恰是你错了。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这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道义的一些格言，真理的一些教训，都不可被介绍到诗里，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作品的一般目的。但是真正的诗人，要经常设法冲淡它们，使它们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
……
那天，林徽因和梁宗岱两个人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很久，而其他在座的朋友没有一个去“劝架”，而是安安静静、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打嘴仗”。一直到林徽因重新坐回到沙发上，重回平静地说：“每个诗人，都可以从日出日落受到启发，那是心灵的一种颤动。梁诗人说过，‘诗人要到自然中去，到爱人的怀抱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如果你觉得有三头六臂，就一起去。’只是别去钻‘象征’的牛角尖儿。”
——资料节选自《林徽因传——有你是最好的时光》姜雯漪
终于，梁宗岱心服口服地笑了，朋友们也佩服地笑了起来。这一场“嘴仗”，林徽因用她的真诚、真实换来了众人的赞叹。
生活之中，总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当事情的结果与你想的、理解的结果不一样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自己是对的，你就必须毫不妥协地坚持下去，并且勇敢地说出你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不要担心这样做会惹来众人的非议。
你要知道，每个人其实都希望看到身边的朋友拥有一张真实的脸孔，都希望能够感受到身边的朋友一颗真诚、坦荡的心。男人如是、女人亦如是。
作为一个女人，她也许长得不够漂亮，也许她处事不够练达，也许她始终无法学会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她甚至更不懂算计、不会钻营，没法做到不达目的、不择手段，不会为了迅速获得所谓的“成功”而去走捷径捞偏门。可偏偏是这样一个女人，让你一见倾心，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一片清澈见底的辽阔海洋之中，不用伪装、不用防备、海阔天空、清新自然，如同那场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之后的林徽因一般，让人深深折服、久久难忘。
在纷扰红尘之中做好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很迷惑，常常会很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这样或者那样的评价，仿佛唯有别人的肯定与认同才是自己真正的收获与成绩一般。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迷失了自我，陷入一种没有自信、不知满足，甚至失去目标的茫然境界。
客观地想一想，其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烦恼，我们真不应该把美好且宝贵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这个不必要的节点上头。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活之中，谁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要太刻意看重成败得失，很多时候只要你坚持做好自己就已经足够了。
对中国建筑历史稍有研究的人会很轻易地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建筑史》成书于1944年，它的问世，结束了没有中国人写中国的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偏见和无知。这一部由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编著撰写的划时代巨著，作者署名是单独、唯一的一个“梁思成”，从头到尾都没有林徽因名字的出现。她深入参与了收集资料、提供灵感、执笔写作、文字加工，乃至到最后校对书稿和亲自用钢板、蜡纸刻印的一系列工作，可她却未曾署上自己的名字！
或者会有很多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无法理解，又或者会有个别对林徽因存在某些偏见的人认为她的文学造诣一般、在建筑学上也只是皮毛而已。可是大家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诗歌也好、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这些并不是林徽因刻意为自己所做的渲染。诗歌、散文仅仅是她耳濡目染、由心而发的心灵诉说，是骨子里头的灵气浑然凝结而成，并因为这样才在现代文学中留下余音袅袅、令人难忘的一笔。唯独建筑，才是她一生不悔、倾心热爱的。
也许对林徽因来说，建筑学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项事业了，更多的是她与梁思成之间爱情的见证和根基。
所谓的名利到了此处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根本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了别人的想法而去强迫自己做出所谓的改变或者追求，这样的人生活得太累，而且非常的没有必要。
“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关于这些，认识她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
以上这段话是梁从诫先生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谈到的。
1984年，萧乾这位当年“太太客厅”的文学常客，写的一篇纪念林徽因的长文《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就满怀感恩地提及她对自己得提携，以及当年一场场令人记忆犹新的聚会场景。
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杂评……林徽因的文学造诣非同一般，她那些对文学的精辟见解，语惊四座，让人为之深深钦佩与折服。就如萧乾所说：“她又写、又编、又评、又鼓励大家，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更多的时候，林徽因对同自己一样对文学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与文坛新人是十分看重也尽力给予帮助和栽培的。只是这些在她眼中其实什么都不是，她仅仅只是按照自己最质朴的初心去想、按着自己最质朴的初心去做而已。
她做的是最真实、最毫不掩饰地自己，可她真诚热情的心肠、机敏聪慧的思维和言辞，以及过人的艺术涵养、文学天赋和人格魅力，却永远留给后人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