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对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他的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他重返新闻界的愿望终究只是一个梦而已。
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了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向往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贯穿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32年到1934年，他在杭州度过了相对轻松愉快的一段日子，暑假里子女来杭，他会带他们出游，看电影。西湖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也许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他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前夕，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中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中央常会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他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结果决定发表。
他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王允默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了蒋介石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转引自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25—26页）
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说，当年11月19日下午2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但除了选择自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1949年4月23日，仅仅几个月后南京易帜，当时，蒋介石正在他的墓前凭吊，长江天险被突破的电报送达。5月3日拂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都已没有关系，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陈布雷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版。
2．《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之84。
3．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程沧波，《沧波文选》，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
5．《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6．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7．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遥想当年，西子湖头，暗夜微光，新学初兴，新任杭州知府的福建人林启一下子办出了三所新学堂，绵延至今，就是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高级中学。然而，西湖孤山上的“林社”今天几乎已无人知晓，同是杭州太守，因为苏堤、白堤，健忘的人们记住了苏东坡、白居易，还加上留下杨公堤的扬孟瑛，而办学的林启却被遗忘了。
以一本《新青年》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陈独秀早年就读于求是书院，邵飘萍、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三人都是校友，后两人还是同学。《申报》掌门人史量才毕业于杭州蚕学馆。养正书塾后来就是著名的浙江一师、杭州高级中学，曹聚仁、丰子恺、施复亮、徐志摩等人都从这里走出。
从1897年林启办求是书院，到“别了，司徒雷登”，教育的影响何止百年，其功业足以藐视西湖边古往今来数不清的英雄美人、达官贵人。司徒雷登不是中国人，但他生在中国，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献给了中国，我在意的不是传教士的司徒，不是驻华大使的司徒，而是教育家的司徒、创立燕京大学的司徒，所以我把他归入教育报国的行列中。他们当中，毫无疑问包括了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经亨颐，最后的北大精神守护者马寅初……还有力倡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晏阳初，推行职业教育的黄炎培。
在推动文明转型的进程中，恐怕没有比教育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性的了，从19世纪末的漫漫长夜中，张伯苓在天津初创南开，林启在杭州兴办三校，教育救国梦在几代教育家心中萦回不去。不仅蔡元培、竺可桢、司徒雷登、经亨颐、陶行知等广为人知的教育家，就是张元济办出版，也是旨在教育救国。卢作孚、穆藕初这些实业家，他们或年轻时做过教育报国梦，或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关怀。史量才在杭州求学时做的也是教育梦，虽然后来踏上了新闻报国路。张东荪当年办“学灯”传播新思潮，谈得最多的就是教育。在晚清的维新梦中，最后薪火不绝的也是京师大学堂、求是书院、南洋公学这些新式学校。
教育是播撒文明种子最基本的手段，教育毁了，一切都毁了。我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异族入侵往往首先从改变教科书、国语入手。最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多少民族灾难，包括8年抗日战争在内，都未能毁掉多少知识分子抱持的炽热的教育报国梦，这当中甚至包括了司徒雷登兄弟这样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服务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内。他们在血缘上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的中国心又何尝有什么两样？
从1916年到1922年，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华林牧师曾任之江大学校长。在燕京大学的耀眼光环之下，之江的成就也许算不得什么。但之江在1952年消失之前，已是拥有3个学院、15个系、上千师生的综合性大学。它在晚清中国的大变动中诞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任凭钱塘江的惊涛拍岸，多少风风雨雨，军阀混战的血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都未能摧毁它。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英年早夭的朱生豪，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固体力学家徐次达，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蒋礼鸿，教育家林汉达，作家胡山源、施蛰存、琦君……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作家郁达夫、明史专家吴晗曾是之江预科的学生。
近代中国已基本上形成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多元并存的格局，各类大学都有了自己杰出的代表，国立大学中的北京大学等，私立大学中的南开大学等，教会大学中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学，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讲课自由，却是不言而喻的，都体现了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推动现代文明的学统。
经亨颐、竺可桢的心血凝铸成了两所百年名校永远的魂魄，魂兮归来，“与时俱进”和“求是”的教育理念中包含了人的教育的全部内容。浩淼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没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没了，这是历史深刻的伤痛。我常常问，如果说种瓜得瓜，那么几代知识分子缔造的学统，他们播下的种子还留在大地的深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