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天，陈布雷刚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位置上卸任，在西湖小莲庄休养。一天夜晚，杭州《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来访，问及当年他在上海《天铎报》写的文章哪篇最具代表性，他的回答是一篇写于辛亥革命之际的社论，题为《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第二天，他给记者抄送了这篇20多年前的旧文，一共不过千字，却情文并茂，殷殷以民族大义、利害关系，敦促浙江新军迅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几乎是公开的策反。以后，黄萍荪曾当面向这位尊敬的新闻界前辈提问：“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你不怕像邹容一样结果吗？”陈布雷轻轻地抚了一下脖子，笑着回答：“它不是长得好好的吗？老实说，当记者总是徘徊于拼命与保命两条路线上的，执其两端是不可能的。诚然，早于我的太炎先生之入狱，邹容吾小弟之瘐死，邵飘萍、林白水的被杀，都属于拼命一类的，但形势的推动，血气的腾涌，实为主导，可不慎乎！”
浙江是陈布雷的故乡，1890年他出生在浙江慈溪西乡官桥（现在属于余姚），原名训恩。1906年起他经过考试插班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初到杭州，他曾在族人经营的张同泰药铺住过，这家百年老店历经无数的风雨沧桑，如今还在离我家不远的中山北路上开门营业。在浙高，他和邵飘萍、邵元冲、祝文白、郑晓沧等同学趣味相投，他们经常到国文老师沈士远那里借阅《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清廷查禁的刊物，他对老师说：“这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中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地理老师张宗祥对他们也有影响。
在浙高，有些由日本籍教师教的课，不用课本，讲义由学生自编。陈布雷曾担任过生理学讲义的编辑、誊印、装订工作。他以后回忆：“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板，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
1908年春天，杭州各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有3千学生参加，在图画老师包蝶仙的指导下，陈布雷、邵飘萍这几个后来在中国新闻史上放过光焰的人物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的报纸。他自述：“从编印油印讲义到编印油印新闻纸，算是我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
陈布雷真正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为他此前给《天铎报》投过稿，戴天仇知道他文笔犀利，中英文都佳。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于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10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同学汪德光说他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署名“布雷”也很有趣味。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九指头陀有诗赠他：“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陈布雷初入报界就结识了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一度交往密切。当时上海报纸少见国际时事评论，只有对国际局势洞察幽微的宋教仁，常在《民立报》发表这方面的评论。他也常在《天铎报》撰文呼应。
武昌枪响，陈布雷欣喜无比，他早在故乡慈溪就组织过反清的“覆满同志社”，推崇秋瑾是“女中英豪”。革命初起，前路未卜，《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他们，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陈布雷的堂哥在革命浪潮中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将他召回故乡，但他马上返回上海：“我志在做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用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题为《新国民不可不知》的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然后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
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
”他马上在《商报》发表评论《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他在五卅运动中的文章议论之所以能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的《商报》评论，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推倒军阀、争回主权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离，因此他没有回复。胡政之主办《国闻周报》，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50元，他倒是答应了。
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商报》的发行量达到1万数千份。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叶恭绰对陈布雷也很推许：“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寥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这句话传到他的耳朵中，他在病中不胜惶恐、也不胜安慰：“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张一苇就是后来《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1922年，他们对于中日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一场笔战，却彼此倾慕，并从此订交，终生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