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8日，也就是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后，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此前，1946年与1947年之交，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就是做“调人”，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正在欧洲访问、倡议和平，有人甚至将张东荪和华莱士相提并论。直到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一文说：“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因为破裂的结果，我们早知道国民党并不能得到便宜。”（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370页）
当时，张东荪的想法就是政治上选择英美式自由民主，经济上采取苏联式计划经济。他自认为不偏不倚，采双方所长，融于一炉。早在1932年，他起草的《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时，这个思路就已形成。1946年6月，他公开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重申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建立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他把自己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的著名提法几乎一致。
1947年4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认为共产党所提出的“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不能忽略的是，他始终强调个人自由，警惕“全体主义”：“政治家往往知道侧重于个人自由不易驱使人民，所以凡是政治家无不欢喜提倡全体的重要性。……他们于是提出全体主义的理论，而高呼‘国家至上’。”
包括张东荪在内许多代表“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背后固然有现实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当时他们普遍认为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制度模式。这并不是张东荪等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类似的言论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计划经济以及可能带来的平等让千百年来怀抱大同梦想的中国人心向往之，他们理想中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方案迅速产生共鸣，决不是偶然的。
“中间势力”，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而是指当时处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同样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既包括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人，也包括更多无党派的人。胡绳晚年《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第一节就是《关于“中间势力”》，“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该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胡绳全书》第七卷，45—46页）
毫无疑问，张东荪就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代言人，这有他当时在《观察》《再生》《时与文》《文汇报》等报刊发表的大量言论为证，他正式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而再地倡导“中间路线”，而且在内战全面爆发前夕为斡旋和平竭尽全力。
张东荪至死都为自己参与北平“围城解纽”、“保全人民古物”而欣慰，他不可能看到毛泽东给党内的那些电报指示，胜券在握的一方之所以选中他，就是要让他这个有社会声望的书生在场，亲眼见证他们的“宽宏大量”，打心眼里认定他们是“仁义之师”。那时，他也曾是李宗仁最为看重的“第三方面”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李济深和章伯钧）。
他一生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哲学教授，读书、教书、著书、译书，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书生。他之所以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南飞，其中—个重要原因，就是“离不开他在北平执教二十九年所收藏的中外书籍”。（谢扶雅《怀念张东荪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当然，他留下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在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等报刊上，他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或许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自身的命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就是他留下的一声沉重叹息。
1946年，他在60岁那年说：“自问一生是专为思想自由而争，……今天要争自由自当先从其反面入手，就是必须先将一切妨碍自由的制度，例如特权阶级与特务警察等，完全撤废，这是消极方面。至于积极方面，则尚有待于教育的推进，并不是不受高尚文化的熏习就配有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一个关于全体的道德问题。”
俞颂华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和胡适并不一致。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不愿受任何约束，“铁的纪律”是他所头痛的。他的立场到后来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偏左（或者说中间偏左）的一翼。他自我定位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1948年2月，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
其时，民盟已被国民党解散，他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并不奇怪，他断言“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20世纪已是过去了”，“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文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和容忍的态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批评的，也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化自由的尺度下，就没有任何定于一尊的学说与思想。其实，这些观点与胡适并无分歧，可是当1948年11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讲演后，他发表《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一文，批评胡适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平和改良主义”，认为这是“完全忘记了历史”，是对当权者的迁就，精神不独立的表现，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是建立于精神的独立之上的。
张东荪一生都在追求他心目中的精神独立。在他看来，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整个的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汉奸特别多？他说唯一的答案，“是由于社会组织使然，即他们的生活根据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无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为了做官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得去做官。这个情形却与民主的社会根本上相反。”他一生参与那么多重大政治活动，说到底他还是一个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其实出发点无非为了追求这样的民主。
在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独立的思想，以言论影响社会。他说：“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正是独立自尊的人格成全了这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他的作为超越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宿命，也有别于古代士人的清议传统。他坚持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1965年，79岁那年张东荪填了“沁园春”一阕预作80自寿，虽说“休回首，似泥中曳尾”，虽说只剩下“有酒聊浇铁石肠”，然而，无论他的“憎命文章”，还是他的平生经历，“虏狱刑还”或“围城劝解”，每一幕都并不像他自己所解嘲的：“应笑书生不自量。”
主要参考书目：
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葛思恩、俞湘文编，《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影印本），1946—1948年，岳麓书社，1999年。
5．《胡绳全书》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7．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8．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察社，1948年版。
9．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0．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924年9月，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言中说：
“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如何程度呢！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上把出版和印刷业统称为书业。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遭革职，黯然南下，几年后怀抱教育救国的抱负进入商务印书馆。在他手里，中国出版业完成了近代化的过程。他被誉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一个“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榜样。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中国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出版机构，都与商务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创办人或主要骨干几乎都出身商务，与商务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和实际关系。陆费逵原来是商务的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1912年脱离商务、手创中华书局，迅速成长为几乎可以与商务相颉颃的出版社。1900年进商务的沈知方，从“跑街”到顾问，1912年与陆费逵一起离开商务，共创中华书局，几年之后又离开中华，自创世界书局，与中华、商务形成鼎足之势。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在商务做过15年的编辑，曾任《妇女杂志》的主编。屹立在出版史上的中华、世界、开明这些近代出版机构，各有特色，各有可圈可点处，他们和商务在营业上有竞争，在精神上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商务涵育、培养、锻炼了一代出版家，称之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或航母，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