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各省的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破土而出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新型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一样，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都是被搁置了。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作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的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地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时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汤寿潜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期间，他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还于1907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就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
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清廷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汤寿潜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在法律上确立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
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在推动立宪运动中，他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实行立宪、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8千人签名，包括了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商业繁荣的湖州南浔小镇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的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接连掀起了几波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最终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在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就坚决反对。
当他出任交通总长，辞去浙江都督时，陈布雷在上海发表评论说，“求浙江都督于今日，汤氏外实难其选”，认为只有他的“德望足以震慑异议”。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曾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禨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
2．陈志放主编，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研究》，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3．《汤寿潜档案史料选》，《浙江档案》，1991年第1期。
4．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王遂今著，《汤寿潜和浙江铁路》，《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曹聚仁著，《我和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