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掉的阳光
张丽钧
我的期待先于杜鹃花死去，我的爱与耐心润不湿一盆土，我有什么理由指望杜鹃花扮美我寒素的窗台？
一个叫舒的女生，在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找到我说：“老师，虽说我只听过您代的三节课和您的几个讲座，但我特别特别喜欢您——这个，送给您，留个纪念吧。”
我向她道了谢，收下了她带来的一个精美的本子。
一年后的一天，有个同事领着他的孩子来我的办公室玩，我要送一件东西给那个乖巧的女孩，便从书架上抽出了舒送给我的本子。我打开扉页，打算写几句鼓励的话语──但是，等等，那本子的第一页上有字!第二页也有字!再往后翻，上帝，原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字!
──是我在各种报刊发表的各类文章，舒居然一篇篇地抄了下来，还精心地配了插图。
一年来，那颗跳动在远方大学校园里的小小的心，该幸福地冥想过多少遍这个本子带给我的快乐啊，可我却这么粗疏，把一份深深的爱弃置在一个角落，冷落了整整一年。
──在更多的角落，一定还有种种被我忽略了的美好。我叮嘱自己的眼睛：留意在你面前飘落的每一个雨滴，也许它正蕴藏着彩虹的美丽。
出差两周后回到家，发现家里一切都乱糟糟的，桌子没抹地没扫，电视屏幕上蒙着一层尘土，还有，鱼缸里的水浑浊得都快要找不到那几尾小小的热带鱼了。
顾不上旅途的辛劳，挽起袖子干起家务来。
两个钟头之后，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了。
儿子放学回到家，直奔鱼缸而去，看着新换的清水，急问我道：“原来的水呢？”我说：“倒水池了……”他听后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慌了，说：“你哭什么──七条鱼，一条也不少哇。”他继续嚎啕大哭着说：“有一条鱼，生了五条小鱼……很小很小的……你都给倒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在我出差之前，有一条热带鱼的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我跟儿子说：“这条鱼快要做妈妈了呢!”哪知道，那刚刚诞生的小生命竟被我粗心地戕害了。
──永远忘不掉儿子那绝望的哭声。对生命的深深怜惜使他难以原谅我的过错，而我呢，则惩罚自己每日对着鱼缸默念三遍：鱼儿鱼儿你莫怪。
在书店，我发现了那么多好书。告诫自己不要过于贪心，千里带书，这可是出门人最忌讳的事儿，因为实在太累人了。我的手在书架上恋恋不舍地移动，取舍的瞬间，这颗心变得十分犹豫。一本书，先捧在手里，再放进篮中，最后又强令自己把它放回书架。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发现身边投来一道道惶惑、猜疑的目光。
拖着一箱子书回到家，当晚竟替自己幸福的书橱兴奋得彻夜难眠。
先生浏览那些新书的时候，突然问道：“你怎么又买了一本卡西尔的《人论》？”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什么叫又买了一本？难道说我以前买过？
先生不说话，却准确无误地从书橱的某一层中抽出一本同样是由甘阳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人论》，用揶揄的语调问我道：“这是什么？”
记忆的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若干年前，我去北京出差，的确曾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一本《人论》。
我心虚得不敢看先生的眼睛，只喃喃地说：“我……我发誓，我没有读过这本书，真的。”
──终于明白，“占有”远不是“拥有”。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那么，占有的越多就越显贫乏。
春节期间，我到楼下李姐家去串门。
李姐的家很寒素，最抢眼的当属窗台上的一盆美艳的杜鹃花。我问李姐：那是真花还是假花？李姐说：是真花──“腊八”的时候就开始热热闹闹地开，一直开到现在。我啧啧称赞着，慨叹自己有一双“火手”，任什么花也拉扯不活。李姐笑着说：说来有意思，这盆杜鹃花是捡来的哩!秋天的时候，不知是谁把这盆花扔到了垃圾池里，我看它还有活过来的希望，就把它抱了回来。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一句话──我能说什么呢？三个月前，我亲手丢掉了这盆落光了叶子的杜鹃花。我哪里料想得到，那些被我看成了柴棍的枯枝竟还能够孕育花苞？
我的期待先于杜鹃花死去，我的爱与耐心润不湿一盆土，我有什么理由指望杜鹃花扮美我寒素的窗台？
最 美
张敏
这是我那次采风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超过了任何壮美的绚烂的风景。当我像工蜂一样忙碌个不停的时候，我想的只是搭建一个窝，快点钻进去，放松两条铅球一样的腿，四仰八叉地美美睡上一觉。而那个小喇嘛，将搭好的帐篷返工，却是为了可以在更美的花儿旁边，闻着花香入睡，听起来多么不像一个理由啊，却真的是一个最充分最美丽的理由。
一次我去西藏采风，徒步在宽阔的草原上拍摄风景。黄昏时准备就地安营扎寨，看到20米开外有一个小喇嘛也在忙着搭小小的帐篷。小喇嘛十二三岁的模样，高原长期直晒的阳光使他的小脸红扑扑地透着最原始的健康。大概是去更大的庙里朝拜而赶路吧，身上的衣服已经有些破旧了，却忙活得很是欢快，看得出，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我们互相对望着笑着问候，然后各自继续搭帐篷。虽然只是一个人的栖身之所，但一点点地拉起绳子，打下木桩，也用了不少时间。
所以那个晚上，我睡得非常香甜。跋涉的疲惫、花儿的清香、轻拂的微风，让我连梦都没有做，天就亮了。
早晨起来，却发现了一件怪事，小喇嘛的帐篷离我足足远了50米!难道是地壳运动？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于是走过去看他，顺便打个招呼。小喇嘛早起来了，正在拆帐篷，看到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得发亮的牙齿。
“你的帐篷，昨天不是在那里吗？”我怕他听不懂，边讲边比划。
“对呀!”还好，他听得懂。
“那你今天早晨怎么会在这里呢？你又重新搭的帐篷？”
“是啊!”小喇嘛笑嘻嘻地回答。
我不解了，即便是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也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搭好帐篷，他为什么挪走已经搭好的帐篷呢？
“为什么？”我真的想知道了。
小喇嘛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仰着红扑扑的小脸不急不慢地说：“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美吗？”
这是我那次采风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超过了任何壮美的绚烂的风景。当我像工蜂一样忙碌个不停的时候，我想的只是搭建一个窝，快点钻进去，放松两条铅球一样的腿，四仰八叉地美美睡上一觉。而那个小喇嘛，将搭好的帐篷返工，却是为了可以在更美的花儿旁边，闻着花香入睡，听起来多么不像一个理由啊，却真的是一个最充分最美丽的理由。
我想起正在大兴土木的家，想起为装修累得消瘦了的妻，想马上告诉她，不要弄了，最美的家，不是装修出来的，最美的家，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对生活的热爱。
“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美吗？”我以后也要常常这么问自己了。
与海伦·凯勒共进午餐
莉莉·帕莫
多年来，我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海伦?凯勒的消息。我知道安?苏利文已不再陪伴她，现在有一位新的看护陪着她到世界各地旅游。开车下山的短短几分钟，还不足以让我相信我将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面对面的事实。
我先生和我非常喜爱我们在意大利的房子。房子坐落在波多非诺的悬崖上，骄傲地俯视着崖下蓝色的海港。然而，我们的天堂中却暗藏危机──登上悬崖的小径。市政府不允许我们建一条适当的道路以取代现有的崎岖小径。唯一能够爬上狭窄小径、陡坡与坑洞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在吉诺雅买的美国军用吉普车。这部车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刹车。每次我们想停车都必须换到倒车档，然后靠着后方物体的阻力将车子停下来。
1950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们的邻居康特莎?玛格?贝索兹(她因生活需要，也拥有一辆吉普车)打电话来说，她表姐和一位同伴刚刚抵达城里，但她的吉普车不巧坏了。她问我是否能开车去接那两位女士，她们正在史宾兰蒂多饭店里等着。
我问：“我到了饭店该找谁？”
“海伦·凯勒女士。”
“谁？”
“海伦·凯勒女士，大海的海。”
“玛格，你指的不是那个海伦?凯勒吧？”
她说：“当然是啊!她是我表姐，你不知道吗？”
我跑进车库，跳上吉普车，匆忙赶到山下。
我12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安?苏利文写的关于海伦?凯勒的书。安?苏利文是一位值得称颂的女性，命运安排她成为海伦?凯勒这个又聋又盲的孩子的老师。安?苏利文通过教海伦说话，将这个叛逆、粗野的小孩教导为文明社会的一员。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与那个孩子进行身体战争的描述。她把海伦的左手放在水龙头下，感受流动的水，然后那个又聋又盲且不会说话的孩子终于喃喃地说出了历史性的一句话：“水。”那真是最伟大的一刻。
多年来，我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海伦?凯勒的消息。我知道安?苏利文已不再陪伴她，现在有一位新的看护陪着她到世界各地旅游。开车下山的短短几分钟，还不足以让我相信我将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面对面的事实。
我将车子后退，抵着一堵墙停下来，然后走进旅馆。一个高个子、体型丰满、看起来朝气蓬勃的女人从饭店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跟我打招呼：“我是波莉?汤森，海伦?凯勒的看护。”然后，又有一个人抓着她的手从她旁边的椅子上起身。70岁的海伦?凯勒是一个身材娇小、满头白发的女人，有着一双大大的淡蓝色眼睛，并总带着羞涩的微笑。
“您好!”她慢慢地说，略带喉音。
我抓住她的手。她把手伸得很高，因为她不知道我到底有多高。她第一次见陌生人的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但对同一个人，她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坚定地与我握手，位置刚刚好。
行李放进了吉普车的后部，然后我安顿心情愉快的汤森女士坐在行李旁边。旅馆的门童将海伦?凯勒抱上前座，我身边的座位。我到那时才想到我们正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吉普车是敞开的，没有让人稳稳抓住的东西。由于坡度与车子的情况，我开车登上陡坡时必须开得很快，到时我该怎样才能不让这个又聋又瞎的女士掉出这辆老旧的车子呢？我转向她说：“凯勒女士，我必须先跟您说明——我们将开上一个很陡的山坡，请您抓紧挡风板上这片金属，好吗？”
但她仍带着期待的表情，直直地向前看。在我身后，汤森小姐耐心地说：“她听不到你说的话，也看不到你，我知道你一开始很难适应。”真是尴尬极了，因为我结结巴巴的像白痴一样，希望能向她解释我们眼前的情况。整个交谈的过程，海伦?凯勒始终没有转头，也没有对这番拖延表示好奇。她始终挂着微笑，耐心地等着。汤森小姐抓起海伦的手，将她的手指很快地上下左右移动──用专用的语言转告她我刚说过的话。
海伦笑着说：“我不介意，我会紧紧地抓着。”
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放在她面前的那块金属上。她快乐地大叫：“准备好了!”我开动吉普车上路了。吉普车开动的时候，晃了一下，汤森小姐从她的位子上掉了下来，压在行李上。我不能停车帮她，因为眼前的斜坡很陡，而我的车子又没有刹车。我们急速地向上行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狭窄的小径，而汤森小姐就好像芒刺在背般的无助。
我用这辆吉普车载过很多乘客，他们每个人都抱怨这辆车子没有弹簧让他们极不舒服。也难怪，路是这样的坑洼不平，更别提越过橄榄树旁那个急转弯了，那棵树半挡在急速下降的陡坡，把很多客人都吓坏了。海伦是第一个不注意这些危险的客人，她深深地被那些剧烈的震动吸引着。每次她被弹起、撞上我的肩膀时都大笑出声，还会大声地欢呼：“太好玩了!太棒了!”她快乐地大声说话，一边不时地上下震荡。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越过我的房子，我的眼角瞥见我家的园丁吉欧赛普在胸前画十字。我实在不知道汤森小姐现在到底怎样了，因为吉普车吓人的声音早盖过她的惊叫声，但我知道海伦仍坐在我旁边。她稀薄的白发已经被吹乱了，盖住了她的脸，不过她仍旧享受着这趟疯狂的车程，就像骑着旋转木马上下震动的小孩一样。
最后，我们穿过两棵无花果树中间的弯路，看见玛格和她的丈夫正站在前门等着。海伦被抱下车，接受拥抱，汤森小姐慌乱地拍掉身上的灰尘。
我被邀请与他们共进午餐。两位年长的女士被领至她们的房间梳洗时，玛格告诉我她表姐的故事。海伦的名字在全世界流传，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大人物都渴望见到她，并为她做些事。国家元首、学者与艺术家竞相接见她，而她也到世界各地旅行，以满足自己旺盛的好奇心。
玛格说：“但别忘了，她唯一能够知道的只有气味的改变。不管她是在这儿、在纽约或在印度，她都如同处在一个黑暗、无声的洞穴里。”
就像平常一样，两位女士挽着胳膊(像志同道合的战友一样)走过花园，来到阳台。我们正等着她们。海伦说：“这一定是紫藤，一定有很多的紫藤，我闻得出它的味道。”
我过去摘下大把围着阳台的紫藤花，放在她腿上。“我就知道!”她开心地大声说着，一边摸着花。
当然，海伦的声音和平常人不同。她说话断断续续，而且音调很慢、很长。她转向我，直直地看着我，因为她知道我坐的位置。“你知道吗，我们正要到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我好兴奋啊!我一直都想看大卫像。”
我疑惑地看着汤森小姐，她向我点点头。
她说：“是真的。意大利政府在雕像旁边架了台子，所以海伦可以爬上去触摸，那就是她所说的‘看’。我们常去纽约的戏院，我会告诉她舞台上在演什么，并描述演员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到后台，这样她就可以‘看’到场景还有演员们。然后她会觉得自己亲眼看过表演了。”
我们讲话的时候，海伦就坐在一旁等待着。有时候，当我们的谈话太长，她会抓着她朋友的手询问，但一直都很有耐心。
我们在阳台上用午餐。海伦被领到她的椅子上，我看着她“看”自己餐具的摆设。她很快但很轻柔地用手摸摸餐桌上的盘子、玻璃杯和刀叉，记下它们的位置。用餐期间，她都没有找过什么东西，她就像普通人一样，自在、肯定地使用餐具。
午餐之后，我们留在阴凉的阳台上。包围着阳台的大片紫藤就像厚重的帘幕一样，阳光将海水照得无比灿烂。海伦像平常一样坐着，头微微抬起，好像她正在聆听别人的谈话，而她淡蓝色的眼睛则睁得大大的。虽然她的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但她脸上却总带着一抹小女孩的天真。不管她曾遭遇过什么痛苦——我想她仍经历着许多痛苦——都不会在她脸上留下痕迹。那是一张与世隔绝的脸，一张圣洁的脸。
我通过她的朋友问她，她在意大利还想看些什么。她慢慢地打开她的意大利日记，我看到她想看的东西与她想拜访的人都记在上面。令人惊讶的是，她法文讲得很好，还懂得德文与意大利文。当然，雕塑是她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因为她可以触碰它，并获得第一手的经验。
她说：“我还有好多东西想看，好多东西要学，然而死亡就在我面前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感觉正好相反。”
我问：“你相信投胎转世的说法吗？”
她强调地说：“绝对相信，那就像从这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一样。”
我们静静地坐着。
突然间，海伦又说话了。她缓慢但很清楚地说：“但对我来说却有所不同，你知道吗？因为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应该会看得到。”
第三辑成功只在一念之间
被称为世界“假发之父”的富豪刘文汉，是因餐桌上的一句话启发而灵感降临，一举发家的。1958年，刘文汉到美国旅行。一天，他与两位美国人共进午餐。当谈到什么新行业可以在美国大行其道时，其中一个人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假发”，令刘文汉眼睛一亮。这顿午餐成了刘文汉发家的起点，回到香港，他立即创办了假发工厂，假发业为他迎来一条广阔的致富之路。
真的，有一种成功只在一念之间就能够实现的。与这种成功相对的是另一种情况，即使对成功孜孜以求，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成功却依然不肯光顾。似乎成功很偏心，对有些人特别青睐，对另一些人却特别刻薄。
一句话改变一生
达柯夫写好后就交卷。如今他已不记得当年他写的那一章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记得布罗赫太太给他什么分数。他只记得──他会一辈子都记得──布罗赫太太批在作业上的评语：“写得很好。”
一句话。一句话就改变了他一生。
“你真蠢，什么事都做不好。”这话是一个女人对她儿子说的，原因是小男孩从她身边走开了。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大，周围的陌生人都听得到。男孩挨了骂，一声不响回到那女人身旁，低着头。
也许这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小事有时会长留心中。简单的一句骂人话脱口而出，言者或许以为无伤大雅，其实可能影响深远。“你真蠢，什么事都做不好。”诸如此类的话，可能影响听者的一生。
最近我听了个故事。讲故事的人名叫马尔康姆?达柯夫，48岁，过去24年一直靠写作为生，主要是撰写广告。他告诉我：
达柯夫小时候生性怯懦害羞，缺乏自信，没有什么朋友。1965年10月里有一天，他的中学英文老师露丝?布罗赫太太吩咐学生做一项作业。他们当时刚读完《射杀反舌鸟》这本小说，布罗赫太太叫学生每人为此小说续写一章。
达柯夫写好后就交卷。如今他已不记得当年他写的那一章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记得布罗赫太太给他什么分数。他只记得──他会一辈子都记得──布罗赫太太批在作业上的评语：“写得很好。”
一句话。一句话就改变了他一生。
“看到那四个字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长处，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说，“看了她写的评语，我回家就写了个短篇故事。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想写作，只是我从不相信自己做得来。”
他只记得——他会一辈子都记得——布罗赫太太批在作业上的评语：“写得很好。”
那一学年余下的时间里，他写了许多短篇故事，总是一写好就带回学校去请布罗赫太太批阅。她鼓励他，鞭策他，坦率指出他的错误。“她正是我所需要的导师，”达柯夫说。
然后他当选为中学校报的编辑。他的信心逐渐加强，胸襟也一天天开阔，就此开始了愉快而有意义的人生。达柯夫深信，要不是布罗赫太太批了那四个字，这一切不可能发生。
校友会30周年聚会时，达柯夫回到母校，并且去探望了布罗赫太太，这时她已退休。达柯夫跟她说了她那四个字对他的影响，然后告诉她，全仗她帮他培养出了做作家的信心，他后来也帮助一个年轻女子培养出了自信，做了作家。他告诉布罗赫太太，那女子在他办公室里上班，同时上夜校修读中学程度文凭学程。她常向他请教意见并请他帮助。她尊敬他，因为他是作家，而这也是她找他帮助的原因。这女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布罗赫太太听了他帮助那年轻女子的事之后很感动。“我想我们俩都明白她的影响是多么深远。”达柯夫说。
“你真蠢，什么事都做不了。”
“写得很好。”
简简单单一句话，却也许能改变一切。
多少人可以梦想成真
每个人都曾有过远大的理想，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除了一部分复杂的社会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无法坚持到底。
有个叫布罗迪的英国教师，在整理阁楼上的旧物时，发现了一沓练习册，它们是皮特金中学B（2）班31个孩子的春季作文，题目叫《未来我是——》。他本以为这些东西在德军空袭伦敦时被炸飞了，没想到它们竟安然地躺在自己家里，并且一躺就是25年。
布罗迪顺便翻了几本，很快被孩子们千奇百怪的自我设计迷住了。比如，有个叫彼得的学生说，未来的他是海军大臣，因为有一次他在海中游泳，喝了三升海水，都没被淹死；还有一个说，自己将来必定是法国的总统，因为他能背出15个法国城市的名字，而同班的其他同学最多的只能背出七个；最让人称奇的，是一个叫戴维的盲学生，他认为，将来他必定是英国的一个内阁大臣，因为在英国还没有一个盲人进入过内阁。31个孩子都在作文中描绘了自己的未来，有当驯狗师的，有当领航员的，有做王妃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布罗迪读着这些作文，突然有一种冲动——何不把这些本子重新发到同学们手中，让他们看看现在的自己是否实现了25年前的梦想。
当地一家报纸得知他这一想法，为他发了一则启事。没几天，书信像雪片般向布罗迪飞来。他们中间有商人、学者及政府官员，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都表示，很想知道儿时的梦想，并且很想得到那本作文簿，布罗迪按地址一一给他们寄去。
一年后，布罗迪身边仅剩下一个作文本没人索要。他想，这个叫戴维的孩子也许死了。毕竟25年了，25年间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就在布罗迪准备把这个本子送给一家私人收藏馆时，他收到内阁教育大臣布伦克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那个叫戴维的就是我，感谢您还为我们保存着儿时的梦想，不过我已经不需要那个本子了，因为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没有一天放弃过。25年过去了，我已经实现了那个梦想。今天，我还想通过这封信告诉我其他的30位同学，只要不让年轻时的梦想随岁月飘逝，成功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布伦克特的这封信后来被发表在《太阳报》上，因为他作为英国第一位盲人大臣，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假如谁能把15岁时想当总统的愿望保持25年，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是总统了。
每个人都曾有过远大的理想，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除了一部分复杂的社会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无法坚持到底。
追寻新的美丽人生
派翠西亚·罗伦斯
珍也许不能像别人一样拥有完整的血肉之躯，拥有健全的四肢。可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内心比她更美好，没有一个人灵魂比她更坚强。从她身上，我学会了用最大的热忱去拥抱生命中所有“全新而不同”的事物，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有意义。
1993年并非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八年的单亲妈妈，有三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我的女儿还没有结婚就已经为我生了一个孙子，而我自己也正要和一个交往了两年的男人分手。面对这一切，我真的为自己感到难过。
那一年四月，我被派到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去访问一个女人，写一篇报道。于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带着13岁的儿子安德鲁，开车横越两个州去拜访珍?透纳。
漫长的旅途中，安德鲁几乎一路都在睡觉，不过他醒着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聊聊天。
“你知道吗？她是一个残疾人。”
“她是什么样的残疾？她生了什么病？”
“我想不是。不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她的双手和双脚都被切除了。”
“老天，那她怎么过日子？”
“我也不知道。等我们见到她就知道了。”
“她有小孩吗？”
“她有两个儿子，泰勒和柯迪，两个都是她收养的。她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只不过，她从来没有结过婚。”
“那么，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四年前，珍和我一样，只是一个生活忙碌的单亲妈妈。她是一个老师，在小学教音乐，教小朋友演奏各种乐器。她也是教会的音乐指导。”
在我还没说完之前，安德鲁又睡着了。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珍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当我们的车子越过明尼苏达州的州界时，我不禁疑惑，那位我们即将见面的女人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当她知道自己的手脚都要被截肢的时候，她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心里想：“她是怎么学会活下去的？她是不是有24小时的全天候看护？”
当我抵达明尼苏达州威玛镇的时候，我从饭店里打电话给珍，告诉她，我可以开车到她家去接她和小孩子到饭店来。小朋友们可以在饭店的游泳池里玩水，我们一边看他们玩水，一边聊天。
“不用担心，派特，我会开车。十分钟后我会带着孩子到你住的饭店去。我们要不要先去吃个饭，饭店旁边有一家庞德罗莎，东西很好吃，我们可以去那里。”
“好啊，就这么决定。”我回答的时候，心里有点犹豫。不知道在众目睽睽的餐厅里和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女人一起吃饭，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我更好奇的是，她是怎么开车的。
十分钟后，珍的车子已经停在饭店门口。她下车，朝着我走过来。她装了义肢，外表看起来很像真的手脚，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她伸出右手臂要跟我握手，手臂的尾端是一只闪闪发光的钩子。“你好，派特，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他就是安德鲁吧！”
我握住她的钩子，轻轻摇了一下，笑了笑，有点忸怩不安。“是啊！他就是安德鲁。”我看看她车子的后座，对坐在里面的两个小孩笑了笑，他们也笑了。年纪比较小的柯迪似乎特别兴奋，也许是因为想到吃过饭以后就可以到饭店的游泳池玩水吧。
珍回到驾驶座，神情愉快地说：“那就上车吧。柯迪，坐进去一点，留个位子给安德鲁坐。”
我们到了餐厅，跟着别人一起排队选菜，到柜台结账。然后，我们坐下来，让三个小孩子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聊天，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话。珍是如此的独立自主，那个下午，我唯一能够帮她做的事，就是打开蕃茄酱的盖子。
那天晚上，三个小孩子在游泳池里玩得不亦乐乎，我和珍坐在池边。珍把她生病之前的故事都告诉了我。
“我们的家是一个很典型的单亲家庭。你知道，为了生活，我每天都非常忙碌。然而，我们过得很快乐。我甚至考虑再多收养一个孩子。”
我忽然感到惭愧。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同样是单亲妈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却比我坚强太多了，好得超乎我的想象。
珍继续说：“1989年12月，有一个星期天，我在教会台上吹小喇叭的时候，忽然感到全身虚弱，天旋地转，一阵恶心。我勉强从台上走下来，叫我的孩子跟着我，开车回家。回到家，我几乎是爬着上床的。到了傍晚，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下去了，我需要找人帮忙。”
接着，她又告诉我，当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陷入昏迷。她的血压降得太低，身体的机能已经丧失。她感染了双球菌肺炎，这种细菌感染的肺炎曾经夺走了吉姆?汉森的生命，他是知名的儿童节目“芝麻街”的玩偶设计人。这种疾病最可怕的副作用就是会引起血液凝固，导致血管阻塞。由于血管阻塞，血液无法输送到手和脚，因此她的双手双脚很快就坏死了。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之后，珍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手臂从前臂中段以下，脚部从小腿中段以下，都必须切除。
她说，在手术前夕，她大哭大叫地说：“天哪！我不要，没有手、没有脚，我要怎么活下去？没有脚，我要怎么走路？没有手，我要怎么吹小喇叭、弹吉他、弹钢琴？怎么教小朋友演奏各种乐器？我再也不能拥抱我的孩子，不能照顾他们。噢，主啊！求求你，不要让我后半辈子还要依赖别人过日子！”
动完手术六个星期之后，伤口已经完全愈合。医生跟她提起装义肢的事情。医生说，装了义肢以后，她还是可以走路、开车，甚至可以再回到学校去教书。
珍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她拿起《圣经》。她随意翻开，正好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上面写着：“不要模仿世人的行为和习惯，要彻底改变自己，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拥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你就可以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上帝的道路是多么适合你，能够赐予你所需的一切。”
珍认真地思索书中的话——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她决定装义肢，给自己一个机会。医生在她残余的前臂靠近手肘的地方绑了一个助行架，让一个治疗师跟在她旁边，协助她练习走路。刚开始练习用新的义肢走路的时候，摇摇摆摆走不到三分钟，她就会累得倒下去，而且痛得受不了。
珍告诉自己：“慢慢来，要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成为一个拥有新生命的人，不过，你必须一步一步来。”
第二天，她装上义手。那是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由绳子、橡皮带和夹子组合而成，用一条套在肩膀上的系带来操控。借着肩膀肌肉的动作，她很快就学会了控制夹子，让夹子打开，再合起来。她学会了拉东西、握东西、穿衣服、吃饭。
短短几个月，珍发现她已经能够做任何她从前做过的事情，只是方式有些不同。
“经过四个月的物理治疗和专业治疗之后，我终于出院回家了。可是，我还是很惶恐。因为，我无法想象，当家里只有我和孩子们的时候，生活会是什么模样。不过，当我到了家门口，下了车，走上门口的台阶，紧紧抱住我的孩子，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开，迎向我们的新人生。”
我和珍谈话谈到一半，珍的儿子柯迪从游泳池里爬起来，站在妈妈旁边，用手搂着妈妈的肩膀。她告诉我，她的烹饪技术最近大有进步，这个时候，柯迪笑了笑。“是啊，”他说，“现在的妈妈比生病之前更能干了，因为她现在会把烙饼抛到半空中翻面。”
珍笑了起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无比的喜悦和满足，以及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念。
结束这次访问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她拿到了第二张大学文凭。这一次，她主修的是传播。如今，她已经是当地一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她还修了一些神学课程，被她所属的教会任命为牧师，专门为孩子们讲道。
珍简单地告诉我：“我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拥有新的生命。—切的荣耀都归于上帝，归于他源源不尽的爱与智慧。”
认识珍以后，我发现自己跟从前不同，也拥有了新的生命。我学会了赞美上帝，因为他赐予我生命中的一切，改变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和勇气。我又多兼了一份工作，供我的孩子念大学，并且努力学习如何扮演祖母的角色。我终于有勇气结束一段感情，跟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分手，因为他并不是最适合我的人。
珍也许不能像别人一样拥有完整的血肉之躯，拥有健全的四肢。可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内心比她更美好，没有一个人灵魂比她更坚强。从她身上，我学会了用最大的热忱去拥抱生命中所有“全新而不同”的事物，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