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木工郎客隆在街上碰到了包工头赵天胜。
在这个城市里碰到一个熟人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是赵天胜不同，郎客隆去年六月给他打工，一直到现在还有2080块的工钱没能拿到。为这笔钱，郎客隆已经找了赵天胜八个月，终于在三天前找到了他。
郎客隆向赵天胜要工钱，不但要工钱，还算上了他寻找赵天胜的误工费，一个月一千，一共10800元。赵天胜当然不肯。他们纠缠了三天。纠缠的方式是郎客隆在这三天里始终跟着赵天胜，甚至在小旅馆开了房间，跟赵天胜住在一起，当然，费用得赵天胜出。
这天下午三点，在纠缠未果的情况下，郎客隆和他的同乡将赵天胜带到了报社，要记者来主持一个公道——很多人都觉得，记者是最主持公道的。
我们把会议室让出来给他们谈判。形势挺紧张。后来我们才知郎客隆带了很多人来，还有几个把守在报社门口，以防赵天胜逃而这一切，就为了两千块钱。这笔钱经过了八个月，在郎客隆心三经升华成一种象征——按劳取酬，这是他最纯朴最自然的想法。
赵天胜呢，坐在那里，脸色灰暗。他看上去，真的不像能马上拿出一央的人。整个过程他都在说：我不是失踪，我是找不到你。我给过了，你没写收条。有一笔钱我交给油漆工了，可他没给你……
主持公道的记者也很紧张。他坐在人群中指挥不该说话的人不说话，分别训斥双方，或者忽然向双方柔声劝慰，甚至还将双方分，单独谈话。经过了七个小时的漫长谈判，赵天胜和他的朋友拿出上所有的钱，凑成了3935元给郎客隆。
这一次，郎客隆端端正正打了一张收条。他们握手言欢，赵天胜后说，下次有业务，还找你做。
整个过程，真是很像一篇小说，而最辛苦的，是那个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