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塔山是西河镇养殖场经理，是《年前年后》中刘大肚子式的企业家。《分享艰难》不像《年前年后》那样鄙夷刘大肚子，那样以否定性的视角描写他对社会关系的冲击，而是将他写为一个“现实”。
孔太平和洪塔山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孔太平来西河镇任职四年，政绩主要有两个：一是集资建了一座完全小学和一座初中，二是搞了这座养殖场。洪塔山经营的这座养殖场提供的税收占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孔太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罗群（《天云山传奇》）、谷燕山（《芙蓉镇》）、金东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体现着务实派在九十年代的现实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所做的探索。
探索在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中心转移到建设上来的一二十年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也遇到了不少新问题的今天，如何仍然坚持通过“建设”解决这些问题，使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孔太平开诚布公地说：“正确路线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小镇里政治上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考核标准最过硬的是经济，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于是，他与洪塔山建立了一种以税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关系。
洪塔山在小说中引起的争论源于他和他的几个客户的“黄色案件”。这几个客户因****被抓，孔太平不违犯“原则”，不采用让客户贿赂派出所的办法，而是使用互相感化的连环套：让客户来灾区接受“教育”，受到感动，表示“爱心善心”，每人捐一万元钱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并以此来感动派出所的黄所长。孔太平不保洪塔山的经济问题，认为如果有经济问题，保他反不如抓他，免得好好的一个企业被他搞垮了——黄所长从中看出孔太平是一个“清官坯子”。洪塔山强奸了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孔太平在感情上愿意依法将洪塔山处死。听黄所长说洪塔山还不够死罪，孔太平便又回到了现实，理智促使他为几万百姓的生计而不得不去保护洪塔山。孔太平的苦衷感动了舅舅一家，他们决定不告姓洪的了，“让他继续当经理，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洪塔山也受到感化，卖了桑塔纳，拿出十几万块钱给镇上发工资。一个孔太平所期望的更大的连环套形成了。
随后，洪塔山为西河镇做成了几笔生意，还搞回了几项来料加工的产品，镇里的经济情况眼看就能好起来。
孔太平身上体现的“哲学辩证法”就是“现实主义”。他不把现实的社会关系看成“理想的”关系，而看成“现实的”关系。他不依据理想的“真、善、美”把洪塔山们看成“假、恶、丑”。他对他们的劣迹恨之入骨，可又不把他们看作一成不变的“坏人”。他相信他们的身上也有“良知”。他调动他们的良知，让他们做出善举，抑止恶行。他对他们有限的认同是“和而不同”。
孔太平所倡导、建设的社会关系，非斗争而重调解。这种通过调解建立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合作中，需要某个人、某一局部做出些让步、牺牲，“分享艰难”，共渡难关，以求在整体上获得发展。
谈歌（1954～）的《大厂》（1996）与《分享艰难》情节主干相似，描写吕建国厂长为了全厂职工的利益不得不请求公安局陈局长放出嫖妓而被拘留的客户，以及国有企业的艰难，工厂干部和群众共度难关的现实，表明两位作家对同一现实获得了相似的体验。《大厂续篇》（1996）
描写吕建国厂长领导的两千多人的红旗厂濒临倒闭，章东民厂长领导的原本只有几十人的环宇厂蒸蒸日上，而在两厂合并时，章东民到底做出让步，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时，接受红旗厂的所有成员。作品表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工人的关怀，对“人”的关怀。
新现实主义所倡导的调解精神是基于对新现实的理解，对于新的社会关系的理解。它无形中包含着对于发展的肯定，对于斗争哲学的消解。既然放弃了斗争哲学之后，我们的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那么，为解决今天的问题，克服当前的困难，仍然需要尊重法制前提下的调解精神，而彻底告别斗争哲学。
新现实主义所体现的非斗争的调解精神是传统的东方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发展，它具有恒久的意义。刘醒龙说：“分享幸福是一种善，它昭示做人的无私，而分享艰难则是一种大善，它是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任何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进步，其过程必定少不了对艰难的分享。”（刘醒龙：《可能没说清楚的话》，《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2期）
谈歌的《小厂》（1997）和《年初》（1997）强化了对于“原则”的坚守——对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的坚守，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局部的让步正是对于整体的关怀。
《小厂》描写了雪莲罐头厂的现实处境：一连三个月，送出去的罐头被接二连三地退了回来。已经两个月发不出工资发罐头，预计‘再有几个月就该发罐头瓶子了。面对这样的艰难，新当选的女厂长叶虹不向要求换“牌子”的外商让步。她认为不能见人投点钱，就让人牵着鼻子走。她弄清了，这个外商提此条件的目的是“想借着咱们的地方卖他的那些产品”。她为了挽救厂子，忍辱负重，派人去找自己的负心了的丈夫。叶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际竞争中，不是随波逐流，妄自菲薄，而是处乱不惊，知彼知己，努力保全整体利益。叶虹这一形象闪现出作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型企业家的身影。
《年初》是《小厂》的展开和深化。
《小厂》中的“竞争”，在《年初》里发展为“商战”。小说情节的几分惊险，正是商场如战场的市场经济现实的写照。大阳机床厂副厂长郑一东受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不公正的待遇而跳槽到东风机床厂当厂长。国有企业大阳厂设计制造的数控机床wT很快会占领市场，乡镇企业东风厂虽小可资金雄厚……以大阳厂、东风厂为代表的大阳市十三家机床厂在竞争中相持着，发展着，这是“正常”的竞争的现实。德国一家公司参与到“竞争”中，这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民族素质必须面对的考验。这家公司的商务代理汉顿运用自己的“汉学”知识，在工厂的领导和广大工人之间制造分裂，在广大工人和国家之间制造矛盾，用高薪收买大阳厂党委书记周天和厂长刘志明，条件是解雇大阳厂现有的七千名职工，把矛盾推给政府。汉顿不相信有谁在坚挺的美元面前会不动声色。而在周天和刘志明这里失算后，他又蓄意挑起大阳市十三家工厂新的“竞争”，以坐收渔利。
《年初》描写在汉顿的诱惑、挑战面前，以周天为代表的企业家，尽管每人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是在整体意义上表现出了应有的能力和品格。他们先后认识到，汉顿不是在寻找合作伙伴，是在寻机垄断机床市场，而我们不能为了蝇头小利把整个市场拱手送给外商。作为个人，他们拒绝被收买。他们具有一个富有理性的价值体系。他们意识到：“利益可以是一时的，但有些情感是永远的。”他们忧国忧民，警示我们在这一关键时刻“不能犯下一个历史的罪过”。
《年初》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分享艰难”精神也就蕴涵了更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