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土地分开以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五十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倒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种庄稼，仅仅一年时间，一家人就不再愁吃不饱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
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解决了。囤里有粮，心中不慌。
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
“平凡的世界”里的农民解决了“温饱”便朝着“人生”更高的目标进发了。
少安较早就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饱尝了生活的艰苦，吮吸了来自黄土地和父老乡亲身上的精神营养，坚韧、顽强、执著、乐观。他体现为“现实”。他心甘情愿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身在农村，安于农村，决心在双水村当一个出众的庄稼人。他忍痛割舍了同润叶的感情，迅速地抓住现实所提供的机遇，和秀莲结了婚，并且永远无悔。但是他有的是现实的人生哲学而没有庸人主义。他虽然不脱离社会现实作非分之想，却强烈地呼唤改革，敏锐地发现转机，不失时机地创立家业。借钱买骡子，置架子车，出外运砖，挣下一笔——对于一个经常手无分文的庄稼人来说＿可观的钱，接着又拿这笔钱作资金开办砖窑。少安是现实中的成功者。作品写道：“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
少安代表着生活在农村、献身于农村的新一代青年农民。
少平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与《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他在县城读了高中，城市和知识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向往更大的世界，等待机会，以求有所作为。他属于不安于现状，精神上处于矛盾、躁动状态的农村青年。他体现为“理想”。他没像高加林那样精神上一度失去同“土地”的联系。他在“城市”接受了另一种文化的熏陶之后回到农村，仍然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他是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正如作品所写的：“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在他今后的一生中，不论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
少安注重经济基础，相对地表现为“务实”的儒家人生；少平注重精神追求，相对地表现为“超逸”的道家人生。
少安发家致富，实现了农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生活主题。他不满足于现状，没有局限在小农意识里。朴素的“乡亲意识”，唤醒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扩大砖厂，满足了登门求告者的要求，安排他们在这里就业，解救这些乡亲们的危难，较早地表现出集体致富思想。
成为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后，经弟弟点拨，他领悟了一种使命，用自己的财力和能力重建被田福堂搞“运动”毁掉了的双水村学校，成为全县第一个出资办教育事业的农民，遵循儒家先“富之”后“教之”的思想，造福社会，造福子孙。
少平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意志的独立，男子汉的尊严。文学书籍使他的精神超越了世俗而进入了理想境界。他高中毕业时曾对田晓霞说：“我回到家里时，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他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他并不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自主地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他都愿意自己来遭遇和承受。白天和揽工汉们一起下苦力，晚上回到污浊的住处，躲进一年四季不能没有的蚊帐里读书，精神驰骋到文学天地里——这就是他精神追求的写照。男子汉的风范、尊严，是他的人格理想。他自己活得尊严也懂得让别人活得尊严。
郝红梅背弃了与他的初恋，毕业前他却将她从羞耻的境地中挽救出来；给阳沟大队曹书记尽心干活挣工钱，却不接受他家的馈赠；他理智地把自己和干部子女田晓霞的感情限定在友谊的范围之内；酒后在惠英的床上酣睡了一夜，醒后他立刻用成熟的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他虽然赚的钱不够用，也不使用哥哥的，而支持哥哥为社会疏财；在矿井事故中，他舍生忘死抢救一个喝醉了酒的协议工而身受重伤，却淡然地看待矿上因此对他的表彰和批评；正当青春年华时毁了面容，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他坦然如常，并且奇特地拥有了另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他拒绝了留城机会，谢绝了美丽的金秀姑娘的爱情，义无返顾地回到煤矿，回到惠英嫂温暖的生活天地——他在争取到人的尊严的同时也主动地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
孙少安和孙少平都是农民之子，黄土地之子。他们继承、发扬了黄土地所蕴藏的自强不息、生生繁衍的人生哲学，而没有高加林式的精神迷失。他们都对人生做了“自由选择”，都实现了存在主义的乐观哲学，即“使人生成为可能”——用陕北语言来表述：他们都“活成”了。孙兰香也“活成”了，孙玉厚老汉也到底“活成”了。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最平凡的家庭里的人都“活成”了。他们为家庭骤然红火起来而幸福、自豪。《平凡的世界》对《人生》做了重大的弥补，抒写了实现了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又是对《人生》的续写。
它反映了中国所发生的重要转机，给年轻人的发展创造了应有的社会条件，给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的可能。不仅润叶和李向前“活成”了，润生和郝红梅也“活成”了。就连“逛鬼”王满银都浪子回头了，和贤惠的兰花重建家庭、人生。路遥为此表现出孙家的人一样的幸福感，自豪感。这个“转机”就是“改革”。
善于对历史作纵向比较的孙少安经常体味转折前后的两种处境、两种人生。责任制实行之后，他跟着公社副主任刘根民从集市往公社走的路上，心里很快就排除了再一次遭批判的可能性，精神轻松下来。果然，就是这次他得到了运砖的活计；建新窑，对于他来说过去仅仅是梦想，而现在成了现实，他想：“应该感谢这新生活……”点火烧砖时，他觉得“信心十足”。他想：他要干什么事，就干成了。
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也常常干不成！他和秀莲为砖厂废寝忘食。他感到“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返顾地为之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送兰香、金秀上大学，两家人在地区所在地最好的饭馆一块吃一桌酒席。他端起酒杯，手有些抖，眼里闪着泪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说：“太高兴了……几年前，咱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他对“世事”的变化体会最深。他认为他家之所以兴旺，不是因为他家老窑风水好，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县上为他出资办教育立碑石，可以看作“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而他想到的是，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他曾在这里度过半辈子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可以说，他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而即将踏上新的人生历程。
路遥将孙少安的人生转折与中国社会的转折融为一体，将“改革”与“人生”融为一体。《平凡的世界》是“改革中的‘人生”’。
写孙少安就是写“改革”。孙少安就是“改革”。
就孙少安出资兴建的学校的“落成典礼”，作品写道：……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众做出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做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迁的缩影。
经济改革促进干部制度改革
“改革文学”充分地反映了这场改革自上而下的性质，反映了改革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则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态度和做法，正如《平凡的世界》所写的：“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者对立的指示……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改革文学”关注着“干部的世界”，其中大多数作品是通过描写干部来反映改革。描写干部中的改革家遇到来自干部中的阻力，围绕着“改革”在干部中形成的矛盾、斗争，随着积极推行和投身改革的业绩的显现，改革家走上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改革文学”反映了“改革”促进干部制度改革的现实，表现了依据“业绩”考核、提拔干部的思想。
《平凡的世界》的社会全景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干部的世界”
——从大队、公社、县、地区，直到省里。作品描写各级干部在改革中的心态和表现。对于改革不太理解，领导不力，甚至起阻碍作用的干部，路遥对他们也怀有温情，只是发出轻轻的揶揄，而不写成“恶”。他一丝不苟地描写“干部世界”里干部的各自的心理、品格、作风、专业水平，直至逐渐取得的不同的“政绩”。卓著的政绩都来自于黄土地般的精神世界；不佳的政绩后面都隐藏着一个平庸的灵魂。
田福军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回家乡工作。任原西县“二把手”期间，正值阶级斗争极端化，他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上上下下都胡闹开了……”他有学识，有能力，对国家、人民怀有深深的责任感。他自觉地抵制极“左”政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善于弄虚作假的“一把手”冯世宽政见不合，还得罪了黄原地区“一把手”苗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