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很多改革往往是被迫发生的，包括观念的变革。
深圳在前进的时候，比停滞不前时面对更多难题，更多挑战。因为她清醒了。
不断的改革，才有不尽的活力。
一个城市的问题，正是这座城市的机会。
难怪梁湘常常说：这个关，深圳闯定了。
做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开荒牛困难重重。
梁湘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的框框，从束缚人们手脚的许多无形绳索、无形网络中挣脱出来，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干，建立适应特区经济的管理体制。
他到深圳不久，就提出深圳的政体，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企要分开，企业内部的事，政府不要管。政府管好立法、监督以及城市管理、治安、教育卫生等。厉行简政精兵，确定市委、市政府机关人员的编制在一百个名额之内；市委、市政府所有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全在深南中路旁一座六层高的楼房之中。那时，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实际（多是踩自行车）。人员虽少，但扯皮也少，办事快捷、效率颇高，为内地的党政机关树立了好榜样。
1981年夏，深圳要兴建第一座高层建筑——二十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它的总建筑面积为五万多平方米。开始时是按老办法由省建工部门把任务分配给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担。这家公司按吃“大锅饭”的老一套，提出每平方米造价500元。深圳方面要求该公司核实一下，过了两天该公司答复说：“经过核算，每平方米造价应是550元。”深圳请求该公司把预算资料拿来看看。三天过后，该公司却说：“550元划不来，要580元。”但又不愿拿出详细账目给人家看。不到一个星期就涨了三次价。真是漫天要价，能捞则捞，反正是阿爷的，少拿是傻瓜！而且，材料供应指标以及钢筋、水泥，木材等都要深圳供应。可是，这个项目不属国家计划投资，特区哪来指标供给他们呢？
甲乙双方讨价还价，好一次马拉松长跑赛！
工地打桩机的轰隆声早已哑巴了，打桩公司也早退出了现场。工地休闲了一个多月，地上青草长得又高又绿，可马拉松赛还在继续进行，还不知道施工的公司何时方能进场。
这件事给梁湘知道了，他很恼火：“没有张屠夫我们便要吃带毛的猪肉？”
然而，想深一层，这只不过是“吃大锅饭”的历史必然。
他想，外国、香港的工程都是招标承包，蛇口工业区也是给专业公司承包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土地的“三通一平”的工程项目，效果殊佳。何尝不可以用招标的办法建楼房呢？
分管基建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昌仁和市建委负责人丁学宝都是搞了几十年基建工作，很有经验的老“行尊”，亦赞成招标这个办法。他们立即组织人马连夜核算“标底”，并把工程设计图纸分送给各个施工单位，请他们做预算。
一旦公之于众，竞争是很激烈的。有八家施工公司应招投标。经过优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中标。这家公司造价相宜，每平方米只398元，而深圳测算的标底是402元。这家公司有承建大型工程的经验，工程质量有保证；工期一年半，其他公司却要两三年；装修技术有一定水平，从他们过去在武汉兴建的电子电脑站中可以证明。
梁湘一直注视着招标工作的进行。他很高兴一冶建设公司中标，认为这是一次新的、很有意义的尝试。他找这家公司的人来交谈，鼓励他们大胆探索，总结经验，闯出一条发展基建的新路子来。罗昌仁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反复研究，把工作安排得周密、细致，并务求一举成功。
一石激起千重浪。投标的消息传开，上下一片哗然。人们过去吃惯了“大锅饭”，慢条斯理，做好做赖一个样，一旦突破了旧框框，就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本来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是“大锅饭”把一些人吃懒了，吃笨了。负责分配基建任务的一些部门，感到骤然之间大权失落，就吵吵嚷嚷；一些施工单位也感到投标压力大、风险多，也啧有烦言。招标投标的铺开，阻力重重。有的人居然利用手中之权，按兵不动，大有秋后算账之势。
罗昌仁、丁学宝面有难色，他们还听到了上头的有关部门责难的消息。
在办公室里见着梁湘，他们把上上下下的一些情况说了，等着听市长的意见。
梁湘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我们的眼睛不仅要看到327.5平方公里，而且还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谁要阻挡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搬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际商业大厦工程招标的消息传到省城，基建主管部门议论纷纭，认为“广东省的施工队伍还吃不饱，深圳却手指往外掰，把工程给了外省吃。真缺德！没有施工任务，中央的单位能拿到窝工补贴，我们省内的却要吃谷种。你梁湘知道吗？好够胆，出格了，越轨了！还说要坚持下去！”有人还把深圳工程招标的做法视作异端邪说，主张非当头一棒予以制止不可！
事情终归降临到梁湘头上来了。
已是秋深时节，菊花正黄。省里基建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来深圳特区进行检查工作。在市政府向国家建委汇报基建工作的会议上，这位省基建主管部门负责人当面对梁湘说：“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只能用于外不能用于内，目前全省基建任务吃不饱，施工单位里有许多人窝工，深圳特区的基建工程应该依靠本省的队伍来干。不能搞一刀切，将所有工程都拿去招标。”他说得有点激愤，声音分贝也提高了，“我主张一律不准港澳公司来特区承担工程设计、施工，这是主权问题……”
又冒出一个主权问题！
梁湘不只一次听到这些反对声音了，他忍无可忍。只见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捏紧拳头，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不管省内还是省外，反正谁省钱、谁省时、谁质优，工程就应该让谁来干。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要请省外的队伍进入特区投标，就得要请香港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的，别拿大帽子吓人嘛！”梁湘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位负责人的错误主张。
如果让港澳公司来特区承担工程设计、施工，也有损主权，那么坐日本的小汽车、用日本的彩色电视机，吸美国的香烟，喝法国的红酒又算什么呢？我们的主权可没那么卑贱，俯拾皆是啊！
这时候，一直冷静地倾听意见、坐在梁湘身旁的张百发也站起来说：“基建行业要搞活，官商要分家，深圳做法是个试验。省内能解决的当然省内来，省内解决不了的也应该欢迎外省的队伍来。”在特区改革步履维艰的日子里，张百发的话可算是“一言九鼎”似的对特区事业的仗义支援啊！
这场谈话虽不欢而散，但总算客客气气地结束了。然而，这场关系到“主权”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
特区开拓者们正顶着风雨，踩着泥泞坎坷的道路，艰难地向前走着。
事情依然是很复杂的，但事情总会越办越利索。因为我们在进行着的，是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改革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