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两性关系爱情这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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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浪漫主义的诗风鼓荡在浩劫后的原野

在80年代晴朗的天空下,我们崇尚忧伤而高洁的爱情。张洁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曾经撼动多少人的心?浪漫主义的诗风,鼓荡在刚刚经过浩劫的中国大地,那时我们的爱,一如《关雎》一般的古典而温馨。

像往常一样,70年代的最后一段日子,北方是在漫天飞雪中度过的。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当吉祥的白雪渐渐覆盖了辽阔北方的河流与山川时,人们热烈议论着的不是即将到来的新年,而是一篇名叫《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品。

虽然在此之前,这个名叫张洁的北京女作家就已经以《森林里来的孩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她远远没有达到震撼人心。《爱,是不能忘记的》则不同,它是那种能够穿透人的心灵的作品。年轻女人钟雨对那个与她一样喜爱契诃夫的革命老头儿的爱,是那样纯粹而高洁,而且刻骨铭心。女性细腻敏感的笔触,赋于小说以巨大的忧伤,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又升华了这段男女私情。人们于是知道,原来爱是不能忘记的,无论在怎样严酷的年代,也无论经过多少苦难,多少岁月,爱都在人的心中永存。

这奠定了整个80年代的爱情基调:高洁、纯粹、持久而隐痛,充满了古典主义的忧伤和浪漫主义的诗风。

但现在还远不是谈这个的时候。现在要谈的是,爱在此时尚未解禁,爱情题材在文学创作中仍是禁区。和热烈的民间认同正好相反,在理论界,这篇小说首先遭遇到的是批判和“争鸣”。这样公然打出“爱”的旗号,让左派思想家们感到一种大逆不道的威胁,一种异端的气味,他们因此而愤愤不平。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很多人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更激进一些的,就像张洁一样,公然亮出了“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面大旗。

现在回忆起那场发生于80年代之初的争论,当然是有些可笑了,但在当时,论争的双方却是那样的认真、激烈、尖锐而对抗,并且都投注了极大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全民的情绪,使几乎全社会的人都投身到这场关于文学的讨论中去。在校园、在机关、在工厂、在车站,甚至在乡村昏黄的油灯下,你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议论张洁的这篇作品。小说的主题以及它所传达的爱的信息,就是这样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深入人心。

那是一个文学的春天,我们民族思想解放的步伐,籍文学而艰难地迈进。心灵的觉醒、情感的复苏、思想的解放,同步进行。因为张洁的小说,人们得以堂而皇之地把“爱”挂在嘴上,中国老百性终于不再回避爱情!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80年代的天空下了,刚刚经过了疾风暴雨的天空一碧如洗。一场政治浩劫过后,我们民族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好心情,晴朗、洁净,蕴含无限生机。这时爱情也如期而至了,这一时期的爱情,理所当然的古典,浪漫,远离世俗与性 欲,充满唯美的气息。

所以发生于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里的爱情故事,全部是那么的富有诗意,或者说不切实际。那时大学里的女生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戴望舒的《雨巷》,那明显属于古典象征主义诗歌的范畴,带有一点点颓美的色彩。寂寞的雨巷和雨巷中走来的幽怨少女,在诗人笔下仿佛是一朵“雨中丁香”。这是一个古老东方少女的原型,一个逝去时代的美丽而忧伤的意象,她在大学校园中的流行,正暗合了80年代初期人们古典主义的爱情理想。记得在我采访的大学女生中,有一个叫章云的哈尔滨女孩,她的初恋,就非常非常的浪漫与迷茫。那是一个雨后的傍晚,那座关外名城飘散着清新湿润的空气,章云站在一棵树下,看见一个男人向她走来。那男人走得很急,当时他身穿一件白帆布的工作服,没系衣扣,晚风拂起他的衣襟。在走过她身边时,他无意地向她笑了笑,接着很快就走过去了。

那一笑让章云头晕目眩。当时天边正残留着一抺晚霞,章云坚持说她看见那人的背影罩在一棵大雨珠中,边缘闪着晶莹的玫瑰红。几乎是一瞬间,她就爱上了那个不知姓名的男人,为此她天天傍晚去那株树下等待,以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当年的高考。这已经不太像发生于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了。这次虚假然而唯美的初恋,让章云长久地陷入痛苦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她后来的多次恋爱,使它们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后来,与那个梦幻中的男人相比,她的所有现实中的男友,都是那么俗不可耐。

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是关于一个名叫罗雁的师范女生的,在大学二年级时,她跟她高考复读班时的男友私奔了两个多月。罗雁的家乡在吕梁山区,一个盛产民歌的地方,父亲是当地的税务局局长,母亲曾是地区吕剧团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可是罗雁却爱上了一个交城大山里的男娃,家中一贫如洗。她的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家庭的反对,而她却在考上大学之后,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学校与这个名叫高晋的男友私奔。

这在当时,是该校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她所在的系领导,因此受到院党委的严厉批评。

罗雁和她的男友,在桃花源一般与世隔绝的皖南山区,共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那是高晋先期到达并工作了半年多的山村小学。夜晚,一灯如豆,她说那样的日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和安全。这段极具原始色彩的恋爱,整个过程都是那样的抒情和冲动,流露出强烈的对现代性 爱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而罗雁最终抛下男友,重返学校,是不是也预示着,在现代,那种脱离凡俗的古典主义爱情,已经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这就是80年代。一方面是专制时代的结束,一方面是开放时代的逼近,在情感领域中,古老的爱情理想还在继续,而新的反叛的内核已经生长出来。与这个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私奔故事遥相呼应的,是安徽东部一个名叫定远县的地方,在那一时期,那片广大乡村出现的私奔潮,曾让许多人惊赫。麦天枢的《爱河横流》和苗振亚的《私奔》,均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发生于那一时期的这一奇异的乡村时尚所作的真实报道。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那里一个名叫老海的农村青年,在带着他心爱的小何姑娘私奔在外时,27天的时间里,竟然遇到了24对私奔出来的恋人。在定远的某些村落,靠私奔建立的家庭,几乎占了新建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一。那是一阵席卷乡村的狂飙,为了反抗包办的婚姻,为了逃脱换亲的命运,更因为无力支付那数额巨大的彩礼,他们勇敢地私奔。浪漫的私奔之路上,走着一对又一对相爱的男女,他们赋予“私奔”这个古老而又不轨的语词,以全新的含义。籍这些报告文学作家的笔,在80年代中期,全国都知道了他们惊世骇俗的爱情。

与蔚然成风的私奔现象同时出现的,还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的乡村诗社,在皖东起伏不定的丘陵之上,那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那时的乡村,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在夜晚昏黄的煤油灯下,那些白天还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那些热爱诗歌的青年男女,曾是怎样热烈地对视着啊!诗社生产了乡村最浪漫的爱情。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在辽阔的原野,从对诗歌的热爱,也可以看出我们民族,在那一特定时期活跃而健康的情绪。

到了80年代末期,有北京来的作家,再次来到皖东,寻访那些他早先采访过的乡村吟者,发现那些曾经活跃一时的诗社都烟消云散了。

而在当时,更大的诗潮还在蔓延。不仅乡村,不仅工厂,也不仅学校,几乎是全社会、全民族,都涌进诗歌的浪潮中去。诗刊和诗社风起云涌,《诗刊》、《星星》、《诗歌报》等等刊物的发行都上了几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到处是诗人,到处是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有一则笑话说,你走在大街上,从树上飘下一片树叶,这片树叶从十个人的头上飘过,其中九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文学青年。几年之后,这片树叶变成了砖头,在它砸着的十个人中,九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副总经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从全民写诗到全民经商,都是一种社会情绪。不知今天的人们,还记不记得80年代中期那场全国范围内的声势浩大的诗歌百家联展,那是一种联合行动,很多家报纸,很多家刊物,都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每天有无数首诗歌,发表在这个联展之上,也每天都有崭新的诗人诞生。那时诗人的桂冠,最魅惑人。而在这一切背后的,则是雪花一般漫天飞舞的信件,和随时生长着的浪漫的与诗歌有关的恋情。一个人发表了一首诗,接着就会收到几十封、上百封、甚至上千封来信。一诗成名天下闻,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不知为什么那一时期,我们这个保守持重的民族会那样富有激情。我的一个学生,在某报的诗联展上,读到一首关于黑夜和灵魂的诗,那诗说灵魂是赤足而行的,不知怎么,一下就被它打动,也唤起了她心灵深处某种隐秘的冲动。她毫不犹豫地通过刊物,给几千里外的诗的主人发去一封长信,诉说自己读到他的诗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以及与之相通的生命的痛苦。这以后他们几乎一天一封信。半年后的五一劳动节,她未经请假既踏上前往遥远北方的列车,在工厂嘈杂混乱的集体宿舍里,与她那从未谋过面的纸上恋人缠绵了几天。因为严重违纪,回校后她受到了记大过处分。这份浪漫的爱情一直保持到她大学毕业。她后来分到北京远郊的一座矿山子弟学校,在那个远离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地方,她喜欢在夜幕下抱膝而坐,仰望一天明亮的星星。那样的夜晚,她常常会想起她的初恋,心存一份感动。1998年夏季,我随一个摄制组前往北京拍片,她和丈夫、儿子一起到宾馆去看我,此时,她已经成为一个叱咤于商战中的女强人,正面临婚变。她的丈夫是一个本分的中学教师,不喜欢她那种以一当十的样子,就和教研组坐对面的一个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发生了婚外恋情。他们甚至就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约会,她却豪无察觉。她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太投身于商场的搏杀,无暇顾及丈夫和家庭。但他们的婚姻是有基础的啊,在一个朋友的烛光晚宴上相识,周围是如梦的氛围,此后是漫长的通信、赠诗,最后几经周折,终于调到一起,组织了家庭。在北京街头茫茫人海之中,他们也曾牵手而行。天地契阔,与子相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那时以为,他们会像古老诗经中的恋人一样,一直走下去。她辞去学校的工作,投身与IT行业,也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家庭,为了他们的儿子将来能过得比自己好。所以她无法面对丈夫的情变,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在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还是离婚了,她于是常常于深夜打来电话,问我:潘老师,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真情?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她们这一代人,这一代在80年代的晴朗天空下恋爱结婚的人,目前有很大一部分都面临这一类问题。他们最初依靠诗歌和纯情建立的婚姻,往往经不住金钱和欲望的诱惑,甚至也经不住粗砺而艰辛的日常生活的打磨。浪漫的爱情更没有抵抗力。有这么一对夫妻,故事开始的时候,女的刚刚18岁,男的更小,才15岁,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那是1981年,全民都关注文学的年份,这个18岁的名叫“珍”的农村少女,在一家当时风靡全国的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因为她的年轻,也因为她的农民身份,编辑部在编发这篇作品时,同时配发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编后记。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来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求爱信。她后来的丈夫,当时刚满15岁的“岩”是在学校的阅览室里读到这篇小说的,他中学毕业后由农村考入县城的初师,非常熟悉她所描写的农村生活。他读着读着,就泪流满面了。后来,他就这么哭着在阅览室简陋的条桌上,给她写了一封信。

当这封出自江南少年之手的沾满泪痕的信件,终于辗转来到偏远贫穷的皖北乡村时,珍真正是受到惊吓了,她想他还是一个孩子呀,他怎么会有那么复杂的内心。她心中涌上一种类似于母性的感情,她想我要用自己的笔抚平他的伤痕。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由文学牵引的通信。这样的信中可想而知地充满了人生、理想、倾诉、思念,最后是亘古不变的少男少女美丽的爱情。这是那一时期由文学开始的青春恋情的最基本的模式,很多文学青年就是这样走进了他们的婚姻。岩于17岁那年从县城初师毕业,分配到一个山村小学教书,前去报到时,他带去的最重要的一件行李,是一个精心保管的纸箱子,那里面有珍给他的近700封回信。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珍又陆续在一些青年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小说,这使她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神圣的文学之冠在给她带来声名和爱情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一些实利。她破格被县文化局录用为专业创作员,而录用她的文件,是县长亲自签发的。

这时岩对她的爱已到了不可扼制的地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海枯石烂此情不变等等,都不足以表达他对她的恋情。准确地说由于对她的思念,此时的岩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感到自己已经无法从早晨等到夜晚,从夜晚等到天明。15年后,珍坐在我的书房里,泪流满面地向我追述他们那早已逝去的恋爱,不明白当初海誓山盟的丈夫,怎么就能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完全置自己和儿子于不顾?

珍最终痛下决心舍弃工作和亲人远嫁到皖西南的大山里,是被岩那惊天泣地的爱情所感动。当她接到岩父打来的儿子病重的电报,匆忙赶到那里时,岩已经让爱情消耗得奄奄一息了。见到珍,他只能默默地流泪,已经说不出话来。岩70多岁的老祖母几乎要给珍下跪,她说孩子你就嫁给他吧,你不嫁给他你看他还能活几天呀?说着说着就放声大哭,那苍老的嚎啕让珍无法承受。岩的父母姐妹也都站在一边流泪,眼里是祈求而不安的神情。

珍出嫁时没有人送嫁,她的父母兄弟都和她断绝了关系。那时有一份工作多么让人羡慕,多么不容易啊,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工作丢了。而她的文友们却让她感动得一个个热泪盈眶,以为是现代最感天动地的爱情。所以走的那天,站满文友的站台上满是伟大而悲壮的气氛。珍随身携带的只是一个皖北乡村妇女惯用的蓝花布包袱,那里面,是岩给她的700多封信。

这一年她20岁,岩刚满17岁,还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

他们在岩的那所简陋的山区小学,度过了差不多10年的时光,虽然她没有工作,但志同道合、相依为命,是被她家乡的文学圈传颂的美满婚姻。又过了5年后,岩有了婚外情。

是和他的学生。经过种种努力,他们夫妻已于7年前调进北方一座正在发展中的平原城市,因为大京九的通过,它骤然变得热闹非凡。岩在该市一中教高三语文,这是一所省属重点中学。岩的调入,完全靠自己的实力。珍也凭着这些年来始终如一的对文学的热爱,应聘为该市新创办的晚报记者。总算有了工作了,总算修成正果了,珍那一时期,有非常好的心情。但就在这时候,岩有了第三者。她原是岩班上的女生,99年高考时,以全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

珍于是就也常常于深夜打来电话,问:我该怎么办?

我不主张离婚,我主张等待。少女青春期爱慕自己的男老师,这很正常,但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而你们不同,你们的爱情九死一生,历经磨难,你应该给岩回头的机会,给他时间。但珍哭着说现在岩考了那女生所在学校的在职研究生,一月面授一次,幽会回来总是如大病未愈一般。我说他会变。珍说不会,岩说了,他对那女生的爱能够经受海枯石烂,超越空间与时间。

我很冷酷地打断她说,那不可能,他对你的爱不是已经变了吗?

任何爱情都经受不住时间的侵蚀,所谓海枯石烂此情不变,只是一种爱情神话,或是爱情谎言。最新研究证明,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爱,一般只能持续18个月,最长达到30个月的时间。这之后它会慢慢降温,直至正常,再直至冷淡。科学家认为,18到30个月这段时间,足够一对男女相识、约会、结合、生子的了,而过了这段时间,双方相见,便不会再有心跳加速、手心出汗、面红耳赤的现象。有证据证明,爱情是大脑中的一种“化学鸡尾酒”激发出来的,它们为多巴胺、莱乙胺和催产素等化学物质组成。但时间一长,即使是最容易对异性动情的人,也会对这三种化学物质产生“抗体”。只有当第三者出现时,这三种物质才会“死灰复燃”。可悲的是,对第三者的“纯真爱情”,也同样不会超过30个月,它会像上一回的爱情一样,经历激情、平静以至冷淡。

这是科学。

所以还是请你忘掉情人节贺上那句肉麻的誓言“爱你到永远”吧,真正的爱情是不能到永远的,18到30个月一过,爱情就会失去温度。这时,俩人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去过波澜不惊的婚姻生活。

温莎公爵对辛普森夫人的爱,曾以江山为代价,真正的惊天动地,世界为之愕然,也仍然不能天长地久,更何况别的什么爱情。辛普森夫人后来爱上一个比自己小15岁的美国富翁,经常出双入对,让人一想起来就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抱屈。其实能够持久的不是爱情,而是婚姻,是婚姻中积累的习惯、责任以及在共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亲情。爱情是在天上,是一种浪漫,婚姻则是在地上,是一种实际。这实际中就有柴米油盐、鸡零狗碎、苦闷烦恼、一蹶不振,它们都对爱情构成侵害和消磨,所以越是当初浪漫纯真的爱情,越容易在短时期内寿终正寝。前不久中新社发表消息说,根据哈勒金企业一项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一见钟情的婚姻最易亮红灯,而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五十认为非一见钟情发展而来的感情,才更有可能获得童话故事中的美满结局。说实在的,珍与岩的婚姻能够坚持这么久,已经让我出乎意外。

调查那一时期由诗友而爱人的婚姻,大多数都不尽如人意,有些则是明显的苟延残喘。粉碎四人帮后曾以一首诗蜚声诗坛的某君,后来娶了他的崇拜者、某医科大学的学生为妻。婚后,成为省立医院儿科医生的妻子,对他从崇拜到失望到绝望,最后分居。如今他们已经分居了15年,他妻子现在见到不管什么人,都历数他的无能与无用,满是不屑的口气。诗人一度闯荡海南,身无分文后又折回来,也不再写诗。偶尔在社交场合亮一亮诗人的名头,靓女们则是一律茫然。这也难怪,诗人走红时,他们还没有出生,就是出生了,也不过是几岁的孩子。

纯情而浪漫的80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3月,中央六套重播吴贻弓的《城南旧事》,一个非常著名的第四代导演感叹说,我们今天,再也拍不出这样的东西来了。那叙事诗一般的镜头语言,散发出纯美的气息,它确实不属于今天这个喧嚣的时代,所以那位名导才会如此感慨。这是一个诗意日益消失的时期,情感日益困顿的时期,一切与美有关的东西,诸如感伤、忧郁、惆怅、朦胧等等,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所以,张艺谋一定要拍《我的父亲母亲》那样抒情的片子,就只能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命运。感爱甚至欣赏美,都需要心境。

而我们已经失去了心境,接着我们还会失去领悟美的能力。我们整个民族都不再需要诗歌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专门发表诗歌的报刊一砍再砍,现在全国已经没有几家。很快诗人们就会失去他们的最后一块绿地。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某诗刊主编的心境是无法不悲凉的。而且不仅悲凉,还非常纷乱,因为一度崇拜他视他为神的妻子,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言谈中也开始出现了不逊。他们之间,相差了26岁,也是由诗歌牵引出的浪漫主义爱情。那时他还只是这家诗刊的普通编辑,负责西南地区的来稿,一首小诗引起了他的注意,西南少女绮丽越轨的情思和精致的表达,都让他吃惊。这首诗,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写的。

他给她写了一封回信,告知稿件已经送审,他作了特别有力的推荐,估计通过的可能性较大;也盼望她的回信,共同探讨诗歌问题。像那时发生的无数编辑和作者的故事一样,从一开始,这种交往就有了一种企盼,一种设定,或者干脆说是一种预谋。写诗的女孩21岁,刚刚工作不久,也已经开始恋爱,但接到主编辑的信后,很快就甩掉了那个稚嫩的小男生。最后的结果是,主编去西南开笔会,俩人见了面,再以后,女孩怀了孕。

当时正面临提拔的主编万般无奈地开始了他旷日持久的离婚,因为他无法说服女孩打掉他们“爱情的结晶”。这期间女孩生下女儿,妻子又几次以死相威胁,非常狼狈。最后婚当然还是离成了,代价是两个读大学的儿子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更大的代价是他没能得到提拔。因此到后来,他对写诗的女孩已经很有些怨恨了,这使得她带着3岁的女儿千里来奔时,他并不多么激动。

但女孩却是真心崇拜他,而且也崇拜自己的爱情。隔了几个省份,在那时调动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她是扔掉了工作、户口、粮油关系和所有的亲戚朋友孤身而来的,可以倚持的唯有爱情和爱情的结晶,她的屡遭白眼的女儿。所以她认为自己的爱情,是一次悲壮的牺牲。而她来了之后才知道,编辑部每天收到的诗歌来稿有几百首有时甚至上千首,而丈夫就是从这几百、上千首来稿中将自己找出了的,这也让她想到命运。

很难描述她在最初的婚姻生活中对丈夫的感激。

但现在不行了,主编明显地感到自己在走下坡路,拢不住妻子的心。还不仅是年龄,更因为权力,因为失去权力所失去的控制或吸引。而这权力不属于个人权,他刚由副主编提拔为主编,正处级,一个诗歌编辑能熬到的最高位置,但他深感自己目前的权力尚不及他过去当编辑时的百分之一。他所在的诗刊,历史上曾发行过80多万份,那是一种无法追述的辉煌,而现在仅发行不到3000份,还包括自办发行。诗人和诗歌一起失去了它的中心话语权,失去了它耀眼的皇冠,你说什么、干什么、写什么、怎么写,没谁去关心。顾城死时就有人说,诗歌死了,小说作了婊子,散文只会浓妆艳抹,对着一切走过来的男人调情。现在的情况是比那时更糟,除非你改行写滥情小说,写性 交与吸毒,否则你怎么写都注定无人喝彩了。

这就是2000年的春季,某诗刊主编所处的困境。他的妻子正联系调回家乡的某都市报,联系人即是她过去抛弃的小恋人。这厮如今发了,承包该报广告,而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该报去年的广告额差点上了一个亿。仅凭这个数字,你就知道这个“诗坛混混”赚了多少昧心钱了。主编说那也能叫报纸?简直就是一堆文字垃圾!该报最声名卓著也是最声名狼籍的一件事,是试刊期间从各地搜罗来几十个三 陪 小 姐,包下四星级宾馆,好吃、好喝供着,让她们各自叙述自己的三陪经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一人都是几部色 情传奇。所以报业内部流传,这家报纸是指着婊子发家的。

就像我们当初指着爱情发家一样。

你不能说该主编的说法毫无道理。遥想80年代初期,爱情还是禁区的时候,多少人因为描写了爱情而一举成名。有谁能够想到,20年后的今天,爱情会成为罗布泊、无人区?所以如今的人们,普遍地不谈爱情。读者朋友,这时你可能已经从我的描述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商业气息和市场气息。纯情的时代即将结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985年的方法论热,使我们民族的思维、激情、爱的能力都达到了顶点,这以后,在情感和精神的领域,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日趋困顿和焦虑。我们悲哀地看到,80年代末期的中国天空,已经不那么明丽。但我们仍然庆幸,仍然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毕竟有过纯情而浪漫的爱情时期,有过张洁和汪曾祺。被贾平凹称为“一只文狐”的汪曾祺,是一个世故到了天真的老头儿,我们中国的现代抒情小说,就是在他的手里起死回生。他著名的爱情小说是《受戒》,它的朦胧与纯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感情,还有心境。虽然因为下岗、因为改制,因为历史转型文化转轨,因为市场化商业化浪潮的冲击,我们今天已经无暇也无心谈论爱情了,但我们毕竟真诚地爱过,浪漫地爱过,籍此我们知道了:爱,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