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暮春时节，我正奔波于省城各高校之间，以期最后完成我开始于六年前的女大学生性心理调查。整个过程艰苦而漫长，并且阻力重重，我几乎已到精疲力竭。不久，这份长达24万字的调查报告，以叙事性文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书名《季风来临》。出版当月广州即出现盗版，很快在南方成为当年度畅销书。但这本书却没有进入我家乡的省份，一本也没有，这可以说是我交稿时即提出的一个附带的然而也是不容置疑的要求。而在最初的时候，我甚至企图以笔名出版这本书。我的责编是中山大学的文学博士，对此表示了极大的诧异，他认为这是一本十分严肃的著作，我完全不必遮遮掩掩，心怀愧疚。但我坚持了这一点。虽然，我自认为是以知识女性理性的目光，呈示并且解剖女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大变革的时代里性 行 为和性观念的变化，但我仍然担心性题材的媚俗色彩，会掩盖选题本身具有的严肃的认识价值，使我的调查不幸降为满足大众猎奇心理的庸俗层次。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仅出现盗版这一点，就已经让我窝心，这意味着我的自认为严肃的书写，将和众多我所不屑的地摊文学摆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保守的国度里，性 爱 始终是一个误区，公开谈论性 爱和与性 爱有关的题目，更是容易招致舆论的批评。有人气愤地说：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往女大学生脸上抹黑是什么？也有人忧虑地问我：现在的大学里，真的像你写的那么乱吗？
我无言以对，主要是不知说什么好。事实是，我并没有蓄意往女大学生脸上抹黑，也没有把她们写得很糟，我只是如实地记录下她们的一些经历和思想，躁动与变化，并依据这些事实，完成了关于当代女大学生性观念正由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从独一无二的婚姻选择到多元多价的非婚姻取向这一理性概括。同时做这件事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李银河，比如耿文秀，比如刘达临。只不过他们或是从社会学角度，或是以性学统计学的方法表述罢了。而我使用的叙事性文本，所提供的个体生命之间的细微的心理差别和心理轨迹，却是社会学的归纳和性学统计学的方法永远无法达到的。
这个世界在变，世道人心也在变，作为一个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工作者，我着眼更多的是变体，是日新月异的心灵的变化。我关注由社会生活的发展动荡所带来的性心理和性观念的演变，并用我的笔呈示这种变化的丰富性和流动性——这不应该受到指责。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我对情 爱、性 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了解最多、思考最深也是思维最活跃的时期，我在某高校附近的一个个体小书摊上，发现了蒋韵的长篇小说《红殇》。蒋韵是我喜爱的少数女作家之一，她作品的忧郁品质和文人气息，当然还有她的学院背景，都让我感到一种同类的吸引。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并不是这本书里描写的张爱玲式的传奇故事，而是一首诗，一首我后来命名为《通辑令》的诗，这首诗是这样的：
通辑爱情
这个逃犯它昨天
晚上越狱
昨天晚上
月黑风高它借着
黑暗
一路逃遁
在我随手翻开的一页上，这首诗赫然在目。只看一眼，它就把我击倒了，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神秘的牵引。
像一粒种子落入泥土，一个解读现代人爱情与婚姻的念头，从此藏进了我的心中。
而在此之前，我还打算着赶紧搞完那个该死的让我受到诸多误解和指责的调查，从此就金盆洗手，再不沾这类题材的边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好写，我干吗去碰这种极易招致非议的艳俗的题材？但蒋韵的诗瞬间就使我改变了主意，我蠢蠢欲动，日思夜想，我要知道，爱情，你这个越狱的逃犯，今天，你到底逃到哪里去了？
以女性的视角，也以我这些年来的调查所获得的丰厚的材料。
我甚至想，这个题材，对于我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