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是以伤感甚至是绝望的心情离开我家的，一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先是郁崐不愿陪乡下的舅舅一起出去吃饭，我在楼下小餐馆点了几个菜跟舅舅两人对吹了一瓶白酒，酒喝到兴头上，舅舅就忘了寻找骗子的事，他说了乡下农民日子越来越艰难的事，苛捐杂税比解放前还要多，然后他又表扬我大学毕业这么年了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说都是一家人哪敢在舅舅面前摆架子，舅舅抹着嘴角的油腻说我没忘本。我母亲在我九岁那一年去世，父亲当时患了肺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眼见着就活不下去了，父亲就将我送到了舅舅家，舅舅家本来就有三个孩子，又多添了一张嘴吃饭，可舅舅毫无怨言地将朝不保夕的日子支撑了下去，一直到我十二岁时离开舅舅家。那时候，林彪四人帮还在电视报纸上接见外宾，他们过着有酒有肉的幸福生活。
吃完饭后回到家里，我当然想把舅舅当自家人留在自己家里住，但我又怕破坏了郁菲的情绪，她基本上已经明确地表示出了拒绝舅舅的意思，但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和幻想，希望郁菲主动提出舅舅住在另一间屋里。一进屋我就要给郁菲煮面条，郁菲正在喝着一盒酸奶，手里拿着几片夹心巧克力饼干，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已经吃饱了。”郁菲目光很艺术地看着电视上的时装表演，电视上外国女人正欲盖弥彰地展示着服装和性感。
我和舅舅坐在沙发上抽烟聊天，农村的事情已经无法集中起我的注意力，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舅舅的叙述，大部分时间将目光集中在房间的门上，希望郁菲从里面走出来给我台阶下，可门依然默守陈规地关闭着，我听到里面电视很压抑地像一个中风患者一样发出含糊而窒息的声音。
快十一点了，舅舅说坐了一天汽车太累了，想早点睡觉明天一早去找骗子。我说，“那好吧，我带你去楼下旅馆开一个房间，”怕舅舅多心，我补充说，“骗子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多住一些日子，旅馆费我付。”
舅舅很迷惘地看着我，“住你家里不就行了吗？干嘛要花钱住旅馆呢？”
我显得很无奈地指着另一个房间说，“屋里又脏又乱，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睡在里面。”
舅舅拿出长辈的口气批评我，“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当年在乡下你跟我睡过三个冬天的牛屋，全是牛臊味。我没那么多讲究！”
我说，“主要是没有床。”
舅舅说，“铺一张席子，我睡在地上就行了。”
我说这怎么行呢你让我心里过意不去。
舅舅突然不说话了，他先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心虚地回避着舅舅的眼神，不敢正眼看他，然后舅舅又警惕地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他的酒全醒了，他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时舅舅也就通情达理了起来，他对我说，“你说得有道理，我还是去住旅馆。你也不要送了，我自己去找一个旅馆。”说着就拎着空荡荡的黑包就走。
我说我下楼给你安排，舅舅说，“我不住你这儿，你们工作那么忙，找骗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脸上是诚恳而平静的表情。
我的脸在发烧，站在舅舅的面前，我哑口无言。舅舅临走前，还让我打开房门跟郁菲道了别，他一脸愧疚地对郁菲说，“姑娘，打搅你了！”郁菲很礼貌地欠起了身说，“您慢走！”
我要送舅舅下楼，舅舅说，“不用了，我毕竟还上过初小，字还认得不少。”这时，房间里郁菲突然喊我，“电话，你们领导找你！”
正在犹豫之际，舅舅像一个地下党一样，迅速地消失在楼道的黑暗中。我走进房间，郁菲说，“你来晚了，电话已经挂断了。”
同居一年来我第一次对郁菲很谨慎地表示了我的不满，“他是我亲舅舅，你总得给一点面子吧！”
郁菲说，“你舅舅用手擦鼻涕，我实在受不了！”
我说，“如果我用手擦鼻涕呢？”
郁菲说，“你要是不赶我走的话，我就只好自己走。”
郁菲搂着我的脖子说，“家里有外人，我睡不踏实。”她抽泣了起来，女人一哭，我的心就软了下来，然后就给她擦眼角的泪水，“都是我不好，让你不高兴了。”郁菲破涕为笑，她咬着一块饼干喂到我嘴里，我也就趁势张口迎接。
从此，舅舅再也没有打过电话来，也不知道他找到骗子没有，也不知道他是否回到乡下去了。当我县城的同学告诉我舅舅还没回去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很难受，他不仅没有得到我的帮助，还被我客气而礼貌地撵出了家门。
舅舅住在哪里，有没有钱吃饭？舅舅在骗子的阴影下经历这个秋天，他找不到一年前的骗子，但他一年后又在我这个骗子的屋檐下重新被骗。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晚报上登广告，“寻找从永乐县来的老农郑宗汉，年龄六十八岁，穿一身黑色夹袄”，希望他见到报纸或有知其下落者与8246134电话联系。我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安慰自己忘恩负义的心灵，然而沓无音讯使我更加认定自己在一种可耻的背叛中不可饶恕。
从此，我只能用一半的心情去侍候我和郁菲的爱情，沉默的时候多了起来，郁菲招呼我的时候，我常常是做出神经质的突然反应，动作和姿态在短兵相接时呈现出无法控制的虚假和不够投入。郁菲在前天晚饭后看我闷头抽烟，她套用了一句歌词说，“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她的宁静像一把刀子刺进了我自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