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事人回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时，罗纶主持会议，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议员相继演说，矛头直指盛宣怀、李稷勋等，全场情绪激动，争先恐后报名发言。会议进行到一半，忽有人报，代理川督王人文莅会，会场鼓掌欢迎，请王登台训示。王人文的训词简单，态度诚恳，先说诸位的争路意见他深表赞同，但望能严守秩序，依照法定手续进行，并表态说，他将一如既往支持川人的保路运动，不避辛劳，不怕丢官。话说得至诚至恳，台下人们听得激动万分，有人禁不住眼眶红了。
王人文被一阵热烈的掌声送走后，会议接着开，由罗纶上台宣布，保路同志会不设会长，只设总务、文牍、讲演、交涉四部，各部设部长一人，部长不是名誉职位，而是要承担责任敢于冒险的，故要由有勇气之人报名自认，再由大会通过。通过一番组织程序，会议议决由江三乘、邓孝可、程莹度、罗纶分别担任四部部长。当天夜晚的连夜商谈中，罗纶提出，为防止万一发生出轨行为，使王人文感到为难，希望各部在交涉言词中，要避免直接攻击清廷的言论，追思光绪皇帝批准修建铁路的往事，多加饰词颂扬，只集中攻击盛宣怀等少数人，保证保路运动平稳有序地进行。
现在看来，当时保路同志会领导者们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他们既要反对向外国人借款修铁路的行径，为川人争回路款，又担心投鼠忌器，引起政府的不满和镇压，使四川人蒙受更大的损失。然而被点燃的血性像一团团烈火，在成都及川省各地迅猛燃烧，火势一旦蔓延，连当初的点火者也控制不住了。
青年学生郭沫若是会议当天的目击者，若干年后其著述《反正前后》中，他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会场设立在一个天井里面，顶上搭着敞棚，周围是清一色的旧式建筑。讲台是以前的一座戏台，前面摆着张方桌，靠墙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台上台下的人坐定了，铁路公司总理彭兰村站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会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台。罗纶是一个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正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呜呜呜呜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呜呜呜……”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呜呜呜……”
——“反对卖国贼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台上哭，股东们在台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了，会场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在他看见稍稍在镇定的时候，以他很宏大的声音叫出：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台下也同声反响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呯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系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系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声音，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搭起了演讲台，学生们组织了军乐队，吹着军号，奏响大小鼓点，招揽来无数听众，主持人摇响铜铃，宣布演讲开始，全场顿时安静下来，只见轮番上台演讲者一个个慷慨激昂，台下听众热血沸腾，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欢呼声……1911年的夏天，成都这座城市被层层热浪包围着，随着炎热的气浪一起扑来的，还有波澜壮阔的政治浪潮。
讲一个“推波助澜”的故事，也许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局势。
郭树清，四川资阳人，家境贫寒。此人是个秀才，念念不忘的是功名二字，四川省办新政时，成都办了个法官培训班，由全省142州县各保送学生8名，共1千多人，于1911年4月底开课，郭树清被资阳县推荐为学员，前来应考。
正当此时，周善培由劝业道改任提法司，正好主管这件事。周上任时，看到卷宗里有份积压已久的咨文，是四川省咨议局发来的，上面写道：“各州县保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请饬法司严行甄别。”周善培到任后，咨议局又来催促，周本是维护咨议局的人，对咨议局的这份提案深表赞同，于是定期出题考试，不料一字不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只写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周善培将这些人全部淘汰，只留下了两三百名学员。
不知道那位郭树清是什么原因，也属于被淘汰者的行列。郭树清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个机会，满怀希望，一路辛苦，从资阳步行到成都，谁知却是一场梦。他在省城盘桓数日，手头的一点盘缠已经花光，小客栈的老板天天催交房租，一想到家中妻儿还在等候他的好消息，顿感万箭穿心，急火攻心，从此精神愰惚，逢人便骂周善培为“周秃子”，时而哭，时而笑，时而以手捶胸、顿足大号。
此时正值清廷发布铁路国有上谕，成都数万群众卷入到保路运动的浪潮中，没有什么人去注意这个疯子。殊不料，不久郭树清投井自杀，凭空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郭树清的遗体被从井里打捞起来后，有人提出：在保路运动进行的关键时刻，郭树清不能白死，郭是烈士，他是以死抗争，应该让烈士死得有价值，如果将这件事进行渲染，造成舆论，就能够激发保路群众的斗志。
这一策划被保路同志会采纳了一半，具体为：郭树清的精神失常，是因为参加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那天听了演讲、见到川人写血书，受了刺激，他深感体弱多病，又报国无门，遂采取投井自杀的极端行动来鼓舞大家，力争破约保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整个事件中不提周善培，是因为“周大人正在扶持我们，我们不能得罪周大人”。
1911年7月1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发表了一篇《嗟乎郭君竟先死》的文章：“树清郭君，资阳人，寓东御河街二十二号庄公馆，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五月二十八日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道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高声疾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
第二天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日报又刊登了《郭烈士殉路详情》：“烈士名树清，号焕文，资阳附生，家极寒，年三十二岁，亲丁惟烈士妻及一幼女，无怙恃伯叔兄弟。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所未出。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详细事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茕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者乎？予病甚，可何如！对姘居语及同道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道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已见昨报告）……厨役发现其遗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清临命留呈。’”
“烈士”是策划制造的，“遗书”是莫须有的，但是效果却是震撼人心的。郭树清生前贫寒，死后得到哀荣，其事迹见报后，保路同志会人士纷纷撰写诗词、挽联和祭文，盛赞郭烈士：“一抔黄土尚容身，投井救亡泣鬼神。”
保路同志会为郭树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微胖的罗纶上台致词，他报告的内容大略为：促路同志会成立以来，召开了多少次演讲会，各街各界成立了多少同志协会，报名参加同志会的约有多少万人，派出了联络员、交涉员、演讲员多少人，在各州县成立了多少分会等。“人心奋激若此，足使宵小丧胆，”接下来罗纶谈到保路同志会成立半个多月来全省各地取得的成果时，声音变得激昂起来：有跳井自杀的；有破指流血表示决心的；有五天五夜走一千多里路来省城参加保路聚会的；有60多岁老教官甘愿为同志会牺牲的；有13岁女孩子誓死愿随代表赴汤蹈火去叩关的；有几岁小娃娃积攒零花钱交给同志会的；有丢官不做来帮助同志会做事的；有将半生唱戏积蓄捐为会费的……总而言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省的民众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四川人素来以有血性著称，但是血性一旦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就如同放出铁笼子的野兽，会给社会以及自身带来伤害。多年后，明眼人一眼能看出，在这次策划包装事件中，血性是被人为激发而起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思绪定式下制造出的中国式悲剧太多，这之后四川终于被拖入到一个无序的深渊。
女子保路同志会
四川人的爱国热情一旦煽动起来，就如同荒野里呼啦啦燃烧的山火，顺着风势燃烧，迅速汇集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海洋。《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是保路同志会的会刊，每一期新出版的刊物上都刊登着成都及全省各地的最新动向：“重庆同志之爱国热”、“江津同志之爱国热”、“双流同志之爱国热”、“大足同志之爱国热”、“雅安同志之爱国热”、“宜昌同志之爱国热”等消息反复地刺激四川人的神经，使得他们与清廷的对抗情绪越来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