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荣格来说，弗洛伊德是他所遇见最重要的人；弗洛伊德视荣格为接替自己的后来者，而荣格非犹太人的背景正好可以破除只有犹太人才关心心理分析的偏见。
1907年二人在维也纳第一次见面，长谈足足 13个小时。
但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年荣格发表了《利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人们认为，当时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利比多的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利比多完全是性能量，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
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
从弗洛伊德出发，但不止步于此，荣格发展出了自己的心理学系统。
但这一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荣格已经在当时的研究中越来越倾向于用占星学中的符号学来解释诸多性格反叛的成因，一号人格与二号人格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而这一切，让弗洛伊德感觉到荣格完全背叛了他的学说而更趋近于神秘学与占星学。
跟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荣格开始了一生最低落的旅程。
年近四十的他，被学术界称为“犹如走入一条死胡同”，朋友和同事们背弃了他，他对当时学术界主流的科学书籍不感兴趣，慢慢的，他几乎与所有曾经的“同道中人”都变得没办法交流，1914年，他干脆辞掉了工作，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并开始探索自己的潜意识。
荣格的女儿——格雷特·鲍曼·荣格（Gret baumann Jung），后来也成为一位优秀的占星师，她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一生复杂的关系用星盘加以解释：“弗洛伊德的太阳金牛 16度和荣格的月亮金牛 15度合相”这一星盘合相，是导致荣格之所以压抑自我的神秘学兴趣（月亮的情感能量投注在天王星代表的玄学兴趣），先扮演月亮秘书的角色，来辅助弗洛伊德完成太阳董事长的职责（建立精神分析的事业）。
但是，荣格迟早必须经由火星的冒险勇气，来追求自己太阳狮子座的玄学帝王宝座。
荣格最著名的学生，解梦与童话分析专家玛丽·路易丝·弗兰丝（Marie-Louise von Franz）曾在 2003年撰文说：荣格晚年回忆，在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恶化过程中，他确实制作过弗洛伊德的星盘，作为指引自己心灵的地图，以洞悉对方的本性。
他认为借助这样的方法，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完整地理解自我的本质，在临床当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应用。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所试图要做的正与此类似。
而这一学说，等于彻底背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双鱼座世纪在今天，占星学的敌人主要是科学主义者，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占星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宗教。
许多人在密室内询问星辰的起落象征什么预言，但在正统的教会与教徒看来，占星术仍与巫术无异。
当荣格沉入占星学的研究，他回溯历史，宣称基督教与占星学原本密不可分，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
他在占星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是《双鱼座时代》（the ageof pisces）。
该书的确切完成时间不详，唯一可知的是，在与弗洛伊德关系折磨中的荣格，很长时间无法使自己的这部著作问世。
在这本书里，荣格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给出了他对于占星学的定义，也提出，从耶稣基督诞生的公元元年到 2000年之间的“双鱼座时代”，西方宗教史上的一切重要发展，皆可从星象符号上面一探究竟。
而等到《基督教时代》（Aion）问世，仰赖占星学知识的部分就更多。
《基督教时代》在 1951年，以德文形式首发，起初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反而是此后的 20年里，该书以滴水穿石般的力量缓缓地渗入了占星学的思考与发展。
荣格提出，在耶稣降临之际，恰好有两个重大的天文现象同时发生，首先是双鱼座里的木星和土星千里来相会了；其次，则是春分点的岁差，在耶稣出生时，他刚好是落在双鱼座与白羊座的交会点。
这两个现象加起来，均昭示着耶稣降临在崭新时代的开端，以救世主的姿态到达。
不仅如此，荣格也用星座符号解释了其他诸多圣经中的事件，例如，耶稣复活之后，现身在门徒的面前，耶稣的弟子在岸边钓鱼，因而捕获了一大群鱼，而鱼均是以两条的形态出现；更有甚者，就连圣母未婚怀孕一事，也能透过处女座的符号呈现出来，荣格用了这样一种巨细靡遗的方式，将占星学中的星座符号对于圣经的阐释完整地体现了出来。
对荣格来说，双鱼座所隐含的双重特性，正好反映出基督教教义中水火不容的对立成分。
春分点通过双鱼座时产生的岁差，负载着西方宗教史的流变。
此时的荣格，正值最具说服力，并且不断向上提升的境界之中，他的著作展现出高层次的占星水准与格局，其学说的深度、广度、规模与涉猎范围都是绝无仅有的。
心灵炼金术在西方神秘学、心理学与占星学体系中，炼金术一直是一个不停跨界（crossover）的名词。
欧洲许多最智慧的人都迷上了炼金术，比如牛顿，雨果，荣格。
这项起于 12世纪中国道教的奇技，似乎能把人从平庸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接近神圣。
荣格对于炼金术的沉迷式研究，与公开的推崇，是其一生中最被反占星学的研究者们诟病的行为，甚至有人在当时的宗教学术杂志上写文章说，卡尔·荣格已经是一个中国道教的巫师，而不再是一位心理学家。
荣格的炼金术心理学研究，的确始于中国道教炼丹学的启发。
多年来，从根本无法理解，到深入彻底的研究，并受到梦境的启发，荣格发现，自己和炼丹术士有某种相似之处，事实上，炼丹术或炼金术象征着深层精神分析的过程。
荣格发现，分析心理学以一种奇特方式和炼金术学不谋而合；在阅读古老的书本时，他发觉所有的事物都能各得其所，包括各种幻想意象、他在实践时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从其中所得到的结论。
在荣格的看法，意识心理学能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解释，但如果要解释精神官能症，一份既往病史则是必须的，因为它比意识里的知识更深刻地反映一个人；另外，每当需要做非比寻常的决定时，我们就会做梦，如何诠释这个梦，也需要比个人记忆更多的知识才行。
而心灵炼金术，正是一个提取与研究的过程。
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他研究炼金术的目的，绝对不再是单纯的点石成金，占星也从问卦算命上升到分析人格的工具。
通过多种途径与经验综合起来，研究潜意识心灵才是解答各种灵异与超自然现象的合理途径。
现在，许多人都不会否认荣格学派的占星学，确有心理学过程。
无论对传统的心理学还是对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来说，占星学与神秘学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
他指出，梦与行为、梦与占星、占星与行为之间的各种关联。
由此，他认为必须设定一个心理（精神）的实在。
人的灵魂必须由它才能得到解释。
不是巧合，是共时性1928年的一天，荣格画了一幅曼陀罗图，画完之后，他问自己：这幅画为什么有这样浓郁的中国风格？此后不久，他就收到了理查德·威尔海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关于中国道教炼金术的文章草稿，威廉海姆寄来的一篇中国古代道家的论文《金花的秘密》（金花即指曼陀罗）。
荣格一口气读完这篇论文，文章内容对他近期心中所想给予了意想不到的证实。
这打破了他内心的孤独，他意识到一种共鸣。
这一巧合，他后来命名为“共时性”。
比如，你正在想念远方的某位朋友，朋友就来了；或者你梦见一件事，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荣格试图对这种种神秘现象做系统化的解释。
最终，荣格将这一神秘学理论直接引向了占星学。
荣格认为，共时性事件与观察者的心境很有关系。
从这里出发，他对《易经》占卜的合理性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易经占卜时，在问者的心态及解答的卦爻间，有种同时性的符应。
而为了使同时性事件出现，那么就需要占卜者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并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荣格对“心诚则灵”的一种较为科学的解说。
截止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荣格用了半生的时间，终于将占星学与神秘学上种种所谓不科学或者纯唯心主义的命题与问题，用相对科学的方式给予了自己的解释。
而荣格学派的占星心理学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荣格认为，占星学正是建立在这种共时性的原则之上。
星体对我们的作用力不存在前后或因果的关系，它与我们是同步的。
地球上所表现出的特性与天上的行星相对应，而天上的行星则与地球上所表现出的特性相对应，以至于它们彼此之间像镜子一样相互映照。
20世纪以来，占星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脱去占卜算命这一外在形象，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神秘学等学科互相结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荣格是伟大的风向标。
他对于炼金术（alchemy）、诺斯蒂教派（Gnosticism）以及东西方宗教、哲学的兴趣与广博的学识，他的学术著作对于深化创作式与想象力驰骋的思考方式的情有独钟，使得占星师与占星学在探讨各种象征符号时，能够摆脱决定论（Determinism）与中古宿命论（Medieval fatalism）这种令人难以信服的外衣，而找到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传承的方向。
我最早对于占星学与神秘学的兴趣，完全来自于某次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无意中有幸翻看了关于炼金术的羊皮书，瞬间就被电到，从此一发不可收。
那些充满神秘感的、笔触粗糙但充满撞击心灵的神秘力量的图画，时时萦绕在我脑海里，似乎有种不可言喻的力量，引导着你一步一步进入到占星学与神秘学的学习领域之中。
而这，是我学习占星学的原点。
而作为一个亚洲人，并不是从小生长在占星学发达，或者宗教环境发达的中国大城市里的我，对于占星学的全部兴趣，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荣格对于占星学的解读。
他像一座桥梁，将亚科学的占星学，与交界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心理学有机联系在一起。
自古以来，占星学的概念，比较接近于这样一种抽象的解释：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
而共时性原理的详细阐释，基本解答了人们最困惑的，对于天体现象与人的命运，或者某种神秘力量的关系。
不必然但互相关系。
晚年，尤其是生命中最后几年的荣格，完全像他曾经很多次在各种演讲中提到过的，晚年沉迷于占星学的科学泰斗牛顿一样，将整个家搬到了可顺利承接天地之灵气，与自然做最完整切合的苏黎世郊区的湖边，一幢古旧的房子里。
1961年 6月 5日，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饮下最后一瓶葡萄酒，这位当代心理学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现代占星学派的创立者，安然地病逝在湖边的家中。
在进入主题，和大家一起谈艺术和生活之前，我想先快速地和大家回顾一下，看一下我这些年在做些什么事。
在这二十多年的过程中，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想法要和大家分享。
我想先请大家看台北国家剧院 2003年 5月的一张照片。
各位看仔细一点，会看到观众席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位观众都戴着口罩。
仔细回忆一下 2003年 5月，SARS肆虐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应该是在家里。
我想北京的情况应该比台北严重，但是台北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人，餐厅，电影院，大部分都关闭了。
只有在国家剧院这么一个 1500多个位置的大剧场里面，每天晚上爆满的观众来看一个戏，叫《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这个戏我是编剧导演的，主演却是台湾从来不演舞台剧的一位综艺界的大姐大，张晓燕。
晓燕姐带着她的班底，就是阿亮、顾学亮，还有阿雅，这些有大众魅力的明星，加上剧场界的老将金世杰、殷海珍都参加了这次的演出。
开始，演出预告一出来，大约要提前三个月才能买到票，但非典突然来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有关单位没有让我们停演，于是我们就上去演了，观众是无条件可以退票，你觉得不安全你就不要来，我们完全把钱退给你。
每天我们的办公室就忙着接电话，大概 100通电话在退票，但同时也有 100通电话要买票。
所以这样的一张照片令我感动，在疫情的时间里，人们还是要来看戏，这可以让大家了解台湾对剧场的热情到了什么程度。